陈建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要求“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同时强调入市收益分配的落脚点需要“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随后发布的《关于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付诸实践,其中,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试点的县(市、区)有15个①。2017年经中央深化改革小组批准,国土资源部决定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地区由原有 15个县(市、区)扩大为33个县(市、区)。
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制度②创新的核心和关键[1]。收益分配主体和分配方式的确定又是收益分配机制的重中之重。试点实践③反映出的突出热点和难点问题也表现为参与收益分配的主体和收益分配方式的确定。绝对产权学派基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主张入市收益全部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政府无权参与分配。李延荣[2]认为参与土地流转交易关系的主体只能是土地的权利人,地方政府既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又非土地的使用者,没有理由参加土地流转收益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