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传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孝感市的调查

2017-02-25 08:06张学新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17年1期
关键词:爱亲敬老显著性

张学新

(湖北工程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孝文化传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孝感市的调查

张学新

(湖北工程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基于对孝感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其孝文化传承的影响因素。首先,将总体按被访者的不同年龄段、文化程度、职业和家庭所在地逐一分组,依次进行非参数Kruskal-Wallis 检验,比较各组内在26个因素选择得分上的差异。其次,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解析不同家庭所在地对孝文化的认知水平差异成因。孝文化传承不利影响因素主要有:城郊与城镇孝文化建设薄弱,孝老爱亲先进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在企业职工及待业人群中乏力,31-40岁中年人、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群对政府推行孝文化群众活动的冷漠。超过81.6%的被访者对“父母敬老爱亲的言行示范”选择了“非常重要”。较好的问卷信度及结构效度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可信度。

孝文化;传承因素;Kruskal-Wallis 检验;主成分分析;信度效度分析

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对孝文化的研究文献众多,大致分为三个方面。(1)传统孝文化内涵及孝文化的现代价值[1-4]。其中,黄颂、黄琳从时代性、政治性和社会性视角指出孝文化的多重价值。高飞分析孝德文化在社区养老中的作用,探寻在社区养老中如何建构孝德文化。 (2)当代青少年的孝道现状及教育对策。杨昌江从孝与公德、孝与民主、孝与科学、孝与法律四个方面谈论孝文化的现代化问题。[5]袁新秀、严由铭、刘善玖对2010-2011级大学生孝德及孝德教育现状作了调查及分析,了解大学生对“孝”内涵及孝行为的认识。[6]胡星平、张国华通过问卷调查对192名大学生的孝道观念与行为进行了研究,从当代大学生的孝道观念、行为、教育状况三方面了解大学生的孝德教育状况。[7]许多作者从家庭、学校、社会,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从城镇与农村学生的差异分析了当代大学生孝德教育不和谐的原因,提出和谐社会背景下解决当代大学生孝德教育问题的相应对策,提出建立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的合力德育模式。[8-14](3)开发孝文化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何兴楚、华丹从加强孝文化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学术基础性、当代文化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性等方面指出孝文化开发的重要性。[15]刘敏讨论了开发利用孝文化资源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同时给出了开发利用孝文化的主要措施。[16]也有作者探讨如何把握孝文化的城市品牌,开发本地孝文化旅游资源。[17]

以上文献结论缺乏代表性样本支撑,其调查对象多为青少年,不够广泛,对调查结论,缺乏统计学检验,也没有问卷质量的评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孝文化的传承目前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因此,选择典型地区进行随机调查,探求孝文化传承的影响因素就很有必要。本文选择中国孝文化名城——孝感市作为典型样本,深入孝感市辖区3市、3县、1区做抽样调查访问,从统计学专业角度对调查数据做非参数统计分析,测度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找出影响孝文化传承的不利因素,探讨城乡居民对孝文化认知水平的差异成因,为研究当今我国孝文化传承的影响因素提供借鉴。信度与结构效度证明本问卷有较高的质量。

一、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对象涵盖孝感市所辖7个县市区不同阶层16周岁以上居民,共发放问卷700份,收回有效问卷653份。

整个问卷36个问题,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设置8个问题,涉及被访者的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月收入、家庭所在地;第二部分设置26个问题,围绕对孝文化传承有影响的因素,设计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孝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网络媒体、现行法律、地区孝文化活动的开展、政府管理、孝文化主题旅游活动以及地方风俗乡规等项目,这26个问题依次用变量X1:X26表示如下:

X1父母敬老爱亲的言行示范,X2父母的日常教育和要求,

X3家规家训的训诫,X4家庭中敬老爱亲的氛围熏陶,

X5学校里老师有意识结合授课内容传播孝观念,X6学校有针对性地推荐和使用孝文化普及读物,X7学校经常举行敬老爱亲的主题教育活动,

X8学校开展“孝老爱亲”先进个人评选,X9学校校规中有明确的孝道行为规范,

X10优秀孝文艺作品(小说、影视剧、歌曲等)的教化作用,X11地方电视、广播台开辟有孝亲专栏节目,X12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对孝老爱亲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

X13《中国老年法》的出台,X14确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为中国“老人节”,

X15现行法律对孝老爱亲行为的保护以及对不孝行为的打击,X16现行法律对于优秀孝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规定,

X17政府定期评选孝子典型,X18政府大力推行孝文化群众活动,X19社区孝文化设施建设,X20政府建立孝文化教育基地,X21地方政府将孝道要求纳入公务员管理的导向作用,

X22孝文化产品的社会传播作用,X23孝文化主题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

X24重要传统节日的民间祭祖活动,X25地方风俗中的敬老传统与礼仪,X26乡规民约中的孝道要求。

二、问卷调查结果的描述统计

1.被访者的基本情况。被调查者总人数为653人,其中男性270人,女性383人,分别占总人数的41.3%和58.7%。

被调查者年龄在16-20岁的有60人,占总人数的9.2%;21-30岁的有144人,占总人数的22.1%;31-40岁的有192人,占总人数的29.4%;41-50岁的有168人,占总人数的25.7%;51岁以上89人,占总人数的13.6%。

被调查者中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有121人,占总人数的18.5%;初中的有192人,占总人数的29.4%;高中或中专的有141人,占总人数的21.6%;大专或本科的有167人,占总人数的25.6%;硕士有26人,占总人数的4%;博士及以上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0.9%。

被调查者中有16人为留学回国人员,占总人数的2.5%。

被调查者的职业为在校学生的有90人,占总人数的13.8%;在家务农的有151人,占总人数的23.1%;外出务农的有141人,占总人数的21.6%;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有52人,占总人数的8%;个体经营者64人,占总人数的9.8%;企业职工80人,占总人数的12.3%;军人10人,占总人数的1.5%;教师30人,占总人数的4.6%;待业人员10人,占总人数的1.5%;其他职业25人,占总人数的3.8%。

被调查者中已婚人士470人,占总人数的72%;未婚人士145人,占总人数的22.2%;丧偶的23人,占总人数的3.5%;离婚的有10人,占总人数的1.5%;其他5人,占总人数的0.8%。

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1人的有1户,占总人数的0.2%;2人的有15户,占总人数的2.3%;3人的有162户,占总人数的24.8%;4人的有195户,占总人数的29.9%;5人的有162户,占总人数的24.8%;6人的有78户,占总人数的11.9%;7人及以上的有40户,占总人数的6.1%。

被调查者家中人口结构只一代人的为8人,占总人数的1.2%;有两代人的为147人,占总人数的22.5%;有三代人的为352人,占总人数的53.9%;有四代人的为137人,占总人数的21.0%;有五代人的为9人,占总人数的1.4%。

被调查者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115人,占总人数的17.6%;月收入在1000-2000元的有129人,占总人数的19.8%;月收入在2000-3000元的有190人,占总人数的29.1%;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有219人,占总人数的33.5%。

被调查者家庭所在地为城市的有123人,占总人数的18.8%;为城镇的有124人,占总人数的19.0%;为城郊的有39人,占总人数的6%;为农村的有367人,占总人数的56.2%。

2.被访者在26个因素上的选择频数统计。对于问卷的第二部分,被访者认为26个相关因素对孝文化传承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即对孝文化的认知度),选择情况见表1。

表1 影响孝文化传承因素的选择频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被访者在26个因素中选择了“非常重要”。81.62%的人认为“父母敬老爱亲的言行示范”非常重要,其次是“父母的日常教育和要求”,因此,家庭教育对孝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巨大作用。

选择“非常重要”项中排名最后的是“孝文化主题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与“优秀孝文艺作品(小说、影视剧、歌曲等)的教化作用”。

三、Kruskal-Wallis检验

1.Kruskal-Wallis检验原理。多个独立样本的Kruskal-Wallis检验是统计学中多样本比较的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对总体的正态性概率分布不作要求,它综合了两个独立样本的曼·惠特尼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思想,通过对各样本在混合样本中的秩做单因素方差分析。

零假设H0:多个独立样本的总体的分布没有显著性差异,检验统计量

(1)

2.按年龄段分类的Kruskal-Wallis检验。取显著性水平=0.05,Kruskal-Wallis检验结果如下:

(1) “现行法律对孝老爱亲行为的保护以及对不孝行为的打击”,“现行法律对于优秀孝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规定”,“政府大力推行孝文化群众活动”,“孝文化产品的社会传播作用”这4个检验的渐进显著性(p-值)分别为0.001、0.008、0.025、0.064,均小于0.05,所以不同年龄段的人认为这四个因素对孝文化传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剩余的22个因素的选择率均与被访者的年龄无关。

(2) 对“现行法律对孝老爱亲行为的保护以及对不孝行为的打击”,“41-50岁”人群最看重,“16-20岁”人群最不看重。“现行法律对于优秀孝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规定”,“16-20岁”人群最看重,“31-40岁”人群最不看重。“政府大力推行孝文化群众活动”,“51岁以上”人群最看重,“31-40岁”人群最不看重。“孝文化产品的社会传播作用”,“16-20岁”人群最看重,“31-40岁”人群最不看重。

可见,“16-20岁”的年轻人对依法保护孝老爱亲以及打击不孝行为不以为然,但是很重视依法保护孝文化遗产,看重社会对孝文化产品的传播功能。老年人肯定政府在推行孝文化群众活动中的领导作用,但是“31-40岁”中年人不关心。

3.按文化程度分类的Kruskal-Wallis检验。被访者按照文化程度划分为6个总体,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或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检验结果如下:

(1)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在 “父母敬老爱亲的言行示范”,“父母的日常教育和要求”,“学校有针对性地推荐和使用孝文化普及读物”,“学校经常举行敬老爱亲的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开展‘孝老爱亲’先进个人评选”,“学校校规中有明确的孝道行为规范”,“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对孝老爱亲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中国老年法》的出台”,“确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为中国‘老人节’”这9个因素的检验的渐进显著性(p-值)均大于0.05,表明文化程度对这9个因素的选择并没有影响,但是对其余17个因素的选择具有显著性差异。

(2)最显著性差异的选择是“地方政府将孝道要求纳入公务员管理的导向作用”,“孝文化主题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现行法律对孝老爱亲行为的保护以及对不孝行为的打击”,“现行法律对于优秀孝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规定”,“政府定期评选孝子典型”,“孝文化产品的社会传播作用”,“政府大力推行孝文化群众活动”,检验的渐进显著性(p-值)分别为0.000、0.000、0.000、0.000、0.001、0.002、0.002。这其中的每一个因素,“小学及以下”人群最认同,“硕士”及“博士”人群认同率最低。

可见,对政府主导的孝文化传承活动,人群参与的积极性与学历高低成反向变化。

4.按照职业分类的Kruskal-Wallis检验。被访者按职业划分为10个总体,分别为“在校学生”、“在家务农”、“外出务工”、“党政机关工作者”、“个体经营者”、“企业职工”、“军人”、“教师”、“待业”、“其他”,检验得到如下结论:

(1) 10个总体对于“父母敬老爱亲的言行示范”,“父母的日常教育和要求”,“家规家训的训诫”,“学校经常举行敬老爱亲的主题教育活动”,“优秀孝文艺作品(小说、影视剧、歌曲等)的教化作用”,“确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为中国‘老人节’”,“政府建立孝文化教育基地”,“地方政府将孝道要求纳入公务员管理的导向作用”,“地方风俗中的敬老传统与礼仪”,“乡规民约中的孝道要求”这10个因素的选择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对其余16个因素的选择具有显著性差异。

(2) 最显著性差异的选择是“学校里老师有意识结合授课内容传播孝观念”,“社区孝文化设施建设”,“政府定期评选孝子典型”,“家庭中敬老爱亲的氛围熏陶”,“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对孝老爱亲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检验的渐进显著性(p-值)分别为0.000、0.000、0.001、0.002、0.003。这其中的每一个因素,“企业职工”及“待业”人群对其认同率最低;对“学校里老师有意识结合授课内容传播孝观念”,“教师”人群最认同;对“社区孝文化设施建设”,“党政机关工作者”人群最认同;对“政府定期评选孝子典型”,“在家务农”人群最认同;对“家庭中敬老爱亲的氛围熏陶”与“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对孝老爱亲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在校学生”人群最认同。

5.按照家庭所在地分类的Kruskal-Wallis检验。根据被访者的家庭所在地分类,得到四个总体:城市、城镇、城郊、农村。同样进行Kruskal-Wallis检验,得到的结果是:

“父母敬老爱亲的言行示范”,“父母的日常教育和要求”,“家规家训的训诫”,“家庭中敬老爱亲的氛围熏陶”,“学校里老师有意识结合授课内容传播孝观念”,“学校有针对性地推荐和使用孝文化普及读物”,“学校经常举行敬老爱亲的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开展‘孝老爱亲’先进个人评选”,“学校校规中有明确的孝道行为规范”,“优秀孝文艺作品(小说、影视剧、歌曲等)的教化作用”,“地方电视、广播台开辟有孝亲专栏节目”,“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对孝老爱亲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中国老年法》的出台”,“现行法律对孝老爱亲行为的保护以及对不孝行为的打击”,“现行法律对于优秀孝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规定”,“政府定期评选孝子典型”,“政府大力推行孝文化群众活动”,“社区孝文化设施建设”,“政府建立孝文化教育基地”,“地方政府将孝道要求纳入公务员管理的导向作用”,“孝文化产品的社会传播作用”,“孝文化主题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地方风俗中的敬老传统与礼仪”,“乡规民约中的孝道要求”,这24个因素的渐近显著性(p-值)均小于0.05,也就是说家庭所在地对这24个因素的选择有显著性差异。

最显著性差异的选择是“学校经常举行敬老爱亲的主题教育活动”,“地方电视、广播台开辟有孝亲专栏节目”,“现行法律对孝老爱亲行为的保护以及对不孝行为的打击”,“政府定期评选孝子典型”,“孝文化主题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乡规民约中的孝道要求”,“现行法律对于优秀孝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规定”,“家规家训的训诫”,“政府建立孝文化教育基地”,“学校里老师有意识结合授课内容传播孝观念”,“社区孝文化设施建设”。检验的渐进显著性(p-值)分别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2、0.002、0.003、0.003。总体看,“农村”人群最看重孝文化的宣传教育活动,“城郊”与“城镇”人群则最不看重。

从被访者对26个因素的选择存在的显著性差异来看,家庭所在地与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异更大,所以再进一步对家庭所在地与26个因素的选择情况做主成分分析,找出最精要的成分。

四、主成分分析

1.主成分分析原理。当多个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时,采用主成分分析(PCA)可以将多个变量化为少数几个独立的综合变量(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以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这些合变量分别称为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第k主成分,它们互不相关,所携带的原始数据的信息依次增大,即为第一主成分的方差最大,携带的原始数据信息最多。一般的,只要前k个主成分累计提取的信息占全部信息的百分比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停止提取,以这k个主成分代替原始变量作进一步分析。主成分的实际意义并不明显,需要结合专业知识对各主成分命名,并对其所蕴含的信息给予适当的解释。为了消除不同的量纲影响,做主成分分析时,先对各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2.利用SPSS进行主成分分析。对家庭所在地与26个因素的选择情况做主成分分析。

首先分别算出四类地区26个因素的得分情况。设定选择“很不重要”、“不太重要”、“不确定”、“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的分值分别是1、2、3、4、5分,统计出四类地区的人数分别为“城市”123、“城镇”124、“城郊”39、“农村”367。

观察方差贡献率的输出结果,发现前3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分别达到71.057%、20.115%、8.827%。

Y1=0.214X1+0.209X2+0.222X3+0.192X4+0.190X5+0.226X6+0.224X7+0.221X8+0.164X9+0.209X10+0.186X11+0.146X12+0.020X13-0.010X14+0.210X15+0.162X16+0.209X17+0.208X18+0.212X19+0.223X20+0.208X21+0.230X22+0.232X23+0.028X24+0.171X25+0.194X26

Y2=-0.173X1-0.145X2-0.124X3+0.092X4+0.160X5+0.096X6-0.082X7-0.138X8-0.108X9+0.140X10+0.191X11+0.339X12+0.435X13+0.435X14+0.177X15-0.276X16-0.019X17+0.155X18+0.172X19+0.079X20-0.134X21+0.063X22-0.029X23-0.160X24-0.296X25+0.010X26

Y3=-0.026X1+0.185X2+0.054X3+0.345X4+0.297X5-0.065X6+0.124X7-0.020X8-0.440X9+0.194X10-0.273X11-0.048X12+0.041X13+0.069X14-0.094X15+0.227X16-0.28X17-0.184X18+0.078X19+0.0147X20+0.218X21+0.030X22-0.034X23-0.176X24+0.040X25-0.366X26

(2)

在第一主成分中,有25个因子系数为正,较大的是“孝文化产品的社会传播作用”,“孝文化主题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学校有针对性地推荐和使用孝文化普及读物”,“学校经常举行敬老爱亲的主题教育活动”,“政府定期评选孝子典型”,“社区孝文化设施建设”,“家规家训的训诫”等,它可以命名为宣传因子,体现了社会、学校与家庭的引导作用,传递的是正能量。在第二主成分含义中,因子系数为正且较大的是 “《中国老年法》的出台”,“确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为中国‘老人节’”,“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对孝老爱亲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因子系数为负且绝对值较大的是“地方风俗中的敬老传统与礼仪”,“现行法律对于优秀孝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规定”等,它可以命名为法规因子,体现了法律制度的强制性,也说明有些方面实际做得不够好,起负作用。在第三主成分中,因子系数为正且较大的是“家庭中敬老爱亲的氛围熏陶”,“学校里老师有意识结合授课内容传播孝观念”,“现行法律对于优秀孝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规定”,“地方政府将孝道要求纳入公务员管理的导向作用”;因子系数为负且绝对值较大的是“学校校规中有明确的孝道行为规范”,“乡规民约中的孝道要求”等,它可以命名为示范因子,突出了家长与教师的示范作用,也说明有些规定实际执行不力,起负作用。

(3)

可以看出,家庭所在地是农村的被调查者对26个因素的选择综合得分排在第一,其他依次是城市、城郊、城镇。地区得分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主成分中的宣传因子。

表2 四类地区综合得分

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对部分城镇人的孝道的冲击,但是对农村的影响力较弱。一方面,农村地区的消息传播相对闭塞,对新思想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依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孝文化思想和观念。另一方面,新时期孝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有时未能正确地认识和梳理传统孝文化,就社会主义新型家庭伦理而言,淡化了很多传统家庭伦理和血缘亲情,这在农村是难以接受的。

五、问卷质量的信度效度分析

要确保调查问卷所作的抽样、调查、分析、结论等一系列工作有用,就要看问卷设计是否有效地考察了问卷所涉及的各个因素。

1.基于Cronbach’sα系数的信度分析。信度分析是评价调查问卷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有效的分析方法。为了确保问题设置的合理性,研究成果的可信性,需要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一般分析问卷项目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主要选用克隆巴赫系数指标。

通常认为,克隆巴赫系数α在0.9以上,表示量表的信度很好,α低于0.7,则表示有些项目需要抛弃。

我们只需对问卷第二部分,即影响孝文化传承的因素这26个问题进行信度分析。使用SPSS软件得出α=0.917,说明问卷的信度非常好,整体上不需要进行修改。

2.结构效度分析。效度是指测量的有效性。当获取调查数据后,如何考察问卷在多大程度上测出了研究者所要测量的东西,需要进行问卷的效度检验,结构效度是一种理想的方法。结构效度测度问卷或量表的设计理论与实际所测的数据统计分析出来的理论的一致性。目前统计学上常用因子分析法(FactorAnalysis)检验结构效度。

利用SPSS进行问卷结构效度分析,首先要对有效样本进行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KMO和Bartlett的检验

一般认为,当KMO值大于0.5时,即可进行因子分析。这里KMO=0.905>0.5,巴特利特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7983.580,对应的概率值p=0.000<0.01,因此可以放心使用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最后提取了六个公共因子,特征值的累计贡献率63.619%,它们解释60%以上的总变异,说明结构效度较好,也即本文依据调查问卷数据得出的结论有一定可信度。

六、建 议

1.法律制度在促进孝文化传承上具有强制力和公信力。在推广与完善“乡规民约中的孝道要求”制度时,要加强对“31-40岁”中年人群的法制案例宣传教育。

2.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城郊与城镇孝文化的建设和管理,要吸引企业职工及待业人群参与。

3.采取激励措施,调动高校、医院、科研所等机构高学历人群参与孝文化传承活动的积极性。

[1] 舒俊.孝文化的传统涵义及其现实意义[J].高等函授学报,2005,19(5):46-50.

[2] 计志宏.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内涵特征及社会功能[J].前沿,2010(10):149-151.

[3] 黄颂,黄琳.关于孝感孝文化形态及其当代价值的若干思考[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5(4):38-42.

[4] 高飞.传承与超越:孝德文化在社区养老中的作用[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5] 杨昌江.谈“孝文化”的现代化问题[J].湖北社会科学,2006(4):132-133.

[6] 袁新秀,严由铭,刘善玖.大学生孝德教育的调查与思考[J].赣南医学院学报,2012,32(5):755-757.

[7] 胡星平,张国华.当代大学生孝道现状的调查研究[J].出国与就业,2009(5):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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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祝春娥)

Research of Influencing Inheritance Factors of Filial Piety Culture: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Xiaogan City

Zhang Xuexin

(SchoolofMathematicsandStatistics,HubeiEngineeringUniversity,Xiaogan,Hubei432000,China)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data with samples from Xiaogan cit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heritance factors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Firstly, the subject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ir ages, education levels, occupation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families and Kruskal Wallis test was implement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cores for the 26 factors within the groups. Secondly, PCA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t cognitive level with respect to filial piety culture. The major factors unfavorable for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inheritance include the following. Firstly, the construction of filial piety service system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was weak. Secondly, the educational and public activities about the advanced deeds of people's filial piety of the old and the beloved among the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unemployed population lacked strength. Thirdly, the middle-aged at 30 to 40 and also the people with master’ s degrees or above were indifferent to the government-advocated activities concerning filial piety culture. More than 81.6% of the respondents chos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item “the demonstration of words and deeds from parent’ s respecting and caring dears”. Both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for the questionnaire of good quality indicat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ed to be of some reliability.

filial piety culture; inheritance factor; Kruskal Wallis test;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2016-06-12

张学新(1966- ),男,湖北宜城人,湖北工程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副教授,博士。

B82-052

A

2095-4824(2017)01-0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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