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军人”形象研究
——以山崎丰子的“战争三部曲”为例

鲍　同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1　引言

自古以来，日本文学具有“超政治性倾向”，女性文学更偏好风月，少问政事。但是，二战之后的日本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开始大胆涉及政治，作家通过文学作品书写战争，意在揭示历史，引发社会思考。“文学作为重现与消解历史的载体，被认为是再现历史的最佳媒介”(丁跃斌 2017：121)，日本现代文学中存在很多“军人”形象，人物活动既包括战争期间，也包括战争前后。

山崎丰子作为日本女作家，在“寡作期”(1973-2013)的约四十年里，坚持长篇小说的文学创作，偏好现实主义题材。在此前“尝试期”(1957-1958年)、“发展期”(1959-1964年)、“巅峰期”(1965-1972年)的各阶段文学创作中，她的作品几乎均有“军人”形象出现，最早可追溯至第二部长篇小说、直木奖获奖作品——《花暖帘》。但是，在“战争三部曲”——《不毛地带》、《两个祖国》和《大地之子》之前，“军人”并未成为主要描写对象。在历时近20年创作的“战争三部曲”中，山崎将“军人”作为主体进行书写，从人物心理到语言，既描写工作，又记述生活，战后时期是写作的重点。

2　“战争三部曲”中的“军人”

2.1 《不毛地带》的一岐正

《不毛地带》的主人公一岐正生于1912年，15岁开始先后进入东京陆军少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21岁担任日本陆军少尉，后进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于陆军部作战课等处任参谋等职。1945年，一岐被派往中国东北地区，后随投降日军被送至西伯利亚。经过11年的劳役生活，一岐于1956年回到日本，进入近畿商事工作。凭借个人能力，在商界屡创佳绩，地位迅速上升，仅用16年便由一名普通社员跃升至副社长，成为近畿商事的二号人物，实际的掌舵人，下任社长的不二人选。

从小说的结构来看，一岐的军旅生活以倒叙的形式、通过回忆、联想等方式展现出来。在全书32章中，仅有8章涉及一岐的军人生活，讲述个人经历，揭示性格形成，为他在近畿商事的各种活动做出铺垫。从中可以看出，一岐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以“军人”的身份和个性度过的。即使回归社会，其言行仍充满“军人”色彩，内心保有军政时期理念，因而无法完全过普通人的生活。

2.2 《两个祖国》的天羽贤治

《两个祖国》的主人公天羽贤治20世纪初在美国洛杉矶出生，是第二代美籍日裔。从小学3年级到中学毕业，天羽在日本鹿儿岛接受教育。重回美国后，天羽成为当地日文报刊《加州新报》的记者。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天羽与众多在美日籍、日裔一起被关进沙漠中的战时收容所，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美军劝说下入伍，进入由情报部成立的日语学校，培训美军士兵日语，还曾作为外语兵直接参战，为美军破译情报。二战结束后，天羽随美军来到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监听译员，审判结束后，天羽深感被美日双方怀疑，身心俱疲的他最终在空无一人的法庭内吞枪自尽。

与《不毛地带》中的一岐相反，天羽短暂的人生一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度过的。时局动荡之际，不得已加入美军，本以为自己美籍日裔的身份能有助于美日关系的缓和，以减少甚至避免灾难的发生。然而，看似可以成为两国纽带的他，最终反而无法获得任何一方信任，甚至因此失去亲情、友情和爱情。天羽生前虽未真正获准离职，但他早已厌恶军队的种种行为，决意与之划清界限。自杀虽显无奈，却最大限度地表达了他的抗争情绪。直到离开人世，天羽仍未能认清战争的本质，为此长期备受煎熬，身心俱疲，由此反映出二战前后众多美籍日裔的共同苦恼。

2.3 《大地之子》的松本耕次

《大地之子》中的松本耕次是日本长野县人，受到日本政府鼓动举家迁往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所谓“拓荒工作”。作为早期侵入该地的日本人，松本成立长野县民众会，继续召集在日民众。随后，他应征入伍，随日军侵略中国南方。二战结束后，松本侥幸回到日本，却将妻儿留在中国东北。逃难途中，妻子、幼子死去，长子胜男、长女敦子被中国人收留，生活在农村地区。敦子取名张玉花，因病早逝；胜男被陆德志一家收养，取名陆一心。退伍后的松本进入商社，20世纪80年代开始参加中日合作钢铁项目，担任日方上海事务所所长。在华期间，偶遇陆一心，劝其回日，未尝所愿。

小说中，松本是除陆一心外的另一条主线，它与陆一心线索部分重合，独立成章，辟径各表。因“军人”身份，松本的人生轨迹受到战争影响，精神层面留有战争伤痕，尤其是战后得知妻儿或悲惨死去，或远隔千里，松本万念俱灰。这也引起松本及与他具有相同经历的人们的思考：作为日本军人，在助纣为虐成为历史罪人的同时，也葬送掉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即使侥幸留存于世，重逢亲生儿子，并企图通过实际行动弥补过错，都无法完成自我救赎。(鲍同 姜毅然 2012：117)长子陆一心等众多战争遗孤的出现，正是松本这样的“军人”一手造成的；战争遗孤的存在，反证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是对日本军人、日本政府的有力质问。

3　“军人”形象的文学特性

与传统文学不同，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军人”具有特殊身份。“他们”经历过战前、战中和战后，而战后是作家描写的重点，主人公通常会被褪去人物“军人”背景，反而突出悲情色彩、冠以悲情化的结局。山崎丰子的“战争三部曲”便是如此。

3.1 “军人”色彩平淡化

“战争三部曲”中的“军人”数量庞大，身份不同，个性鲜明，命运迥异。作为拥有近15年记者经历的社会小说作家，山崎更注重人物形象的平民化，刻意将人物塑造得平实、鲜活，以弱化“军人”身份。为此，山崎将笔触重点放在日常生活中，描写他们于日本投降之后的社会活动。

在《不毛地带》中，除一岐外，还有川又伊佐雄、兵头信一郎、秋津纪武、秋津清辉、谷川正治等“军人”，他们或在日本军校、或在侵略战争时期与一岐有过交集。战后，有的接受审判，有的从商从政，有的赋闲于世。除热衷石油开发的兵头和西伯利亚日本劳役者团体“朔风会”会长谷川外，一些人引咎自缢，一些人皈依佛门，这是战后日本社会中“军人”的真实写照。

为进一步淡化这些人物的“军人”身份，山崎在连载过程中不断修订写作方向，尝试将这些人物的活动变得“高尚”：为所谓的“国防需要”，一岐甚至反悔誓言，以代理商的身份投身到购买军用战斗机的政府活动中；在《两个祖国》中，天羽从参加太平洋战争担当情报员，到以战胜国军官身份进驻日本，再到以监听译员的身份参与审判，虽身在美军，却时时挂念日本亲友，甚至天真地认为自己的工作可以帮助受审人员；在《大地之子》中，松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怀揣复杂的心情来到中国，希望通过援建中国增进两国友谊，补偿过往。这些描写使“战争三部曲”中的“军人”逐渐摆脱负面形象，令读者误以为战后“军人”是日本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3.2 人物命运悲情化

“坚毅”是日本民众对“军人”的一般认知。但是，在“战争三部曲”中，山崎重视对战后“军人”的感性描写，屡次出现他们动情落泪的场景，借“物哀”突出人物命运的悲情化。

“物哀最显著的特征是蕴含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已经成为文学心灵价值符号的代码。”(张锦 2016：174)在《不毛地带》中，一岐曾经无数次濒临死亡，无论是在西伯利亚长年劳役，还是担任近畿商事要职面对生死攸关的商战，他都毫不示弱。然而，当他踏上返回苏联、寻找日本军人遗骨的旅途时，却“落下大滴的泪水”(山崎豊子 1983：622)；在《两个祖国》中，曾因日本人身份被关押的天羽自由受限，忍受凌辱。在加入美军之后，天羽仍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然而，无论生活条件怎样艰苦，工作环境如何简陋，天羽从未气馁，仍鼓起勇气坦然面对。但是，当他接到有关幼时挚友梛子尸检的信件时，内心泛起涟漪，“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信上”(山崎豊子 1986：568)。在《大地之子》中，失去妻儿、等待孤独终老的松本，在生活上、工作中无论怎样不如意，都会坚强度过。然而，当他面对阔别数十载的亲生儿子、聆听其在不同时期的各种遭遇时，“松本无法言语，泪眼滂沱”(山崎豊子 1994：44)。悲剧情节符合日本受众的审美情趣，“泪水”柔化主人公个性，令故事显得真实。但是，作为战后“军人”，他们的动情会令一些读者产生误解：这样的泪水是否带有忏悔之意。

不仅如此，山崎还沿用日本传统文学的物哀手法，以倒叙、插叙的方式将3位人物的妻子命运描写得十分坎坷：一岐于事业攀升时，目睹含辛茹苦的结发妻子遭遇车祸、不治身亡的全过程。这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天羽的妻子惠美子在战争期间留守美国，于加利福尼亚州经营旅馆，在白天出行时被美国白人奸污，此后一蹶不振，每日借酒消愁；松本的妻子同日本侵略者一起来到中国东北，于战后带领子女开始逃亡生活，客死他乡。作为普通民众，主人公妻子的悲惨命运会影响读者的理性判断，日本“军人”的战时罪行甚至可能被忽略甚至被宽恕。

3.3 故事结局非常化

作为社会小说，“战争三部曲”在塑造“军人”形象的过程中，未对战争本身和军人行为作出合理解读，甚至忽略战争责任。3个故事结局的非常化体现出这一点。

首先，故事以一岐、天羽、松本身处异地作为结尾：一岐以一己之力扭转公司不利局面，却在公认即将继任社长之际急流勇退，甚至暂时放弃重组家庭，以“朔风会”会长的名义只身前往西伯利亚，找寻遗骸；身为美军军官的天羽踏上战后的日本国土，亲历东京审判整个过程，却被怀疑对美国不忠，遭到审查，还被强行调离岗位。长期的内心压抑使天羽疲惫不堪，拥有日本血统的他却因美籍身份在日本毫无立锥之地，最终导致精神崩溃；松本在经历各种波折、完成宝华制铁中日合作项目的相关工作后，并未立刻返回日本，而是留在中国与众人游览长江，目的是为说服唯一幸存的亲人——陆一心回到日本，却未能如愿。这种故事结局很难将受众的理性思维引向历史反思，缺乏对人物因何而来、为何而悲等前提性、逻辑性问题的思考。

4　“军人”形象的来源与社会影响

4.1 形象来源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军人”形象特点鲜明，人物形成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双重影响。起初，山崎丰子并未对相关人群产生写作灵感，而是通过在美国、中国的学术活动偶然获得信息，产生创作冲动，凭借作家敏锐嗅觉，以访谈、查阅资料等方式充分调研，深挖隐藏信息。“战争三部曲”的外出调研时间累计超过10年，其中《大地之子》的时间最长，共约四年。期间，山崎辗转中国吉林、宁夏、内蒙、上海等数十个地区，访问劳改部门、钢铁工厂等处，获得相对真实的一手资料。此外，山崎还在各部作品的文末附有参考文献，3部作品参考资料共约四百余部(篇)，访谈约二百余人，走访日本及海外机构近百家。可以说，山崎笔下的“军人”形象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在调查的基础上，山崎进行艺术加工。山崎的思维方式受社会环境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体现在作品中有两个特性，一是“崇拜”，一是“史观”。

在“战争三部曲”中，山崎沿袭女性作家描写男性形象的惯用手法，将“军人”塑造得高大坚毅，符合日本普通女性的“仰视”习惯。一岐、天羽、松本在战后化身为“社会中坚”，甚至成为英雄式人物。这种英雄崇拜，受到武士崇拜的思维定式影响，作品中更多的表现为突出“军人”的“忠”，隐藏他们的“恶”。其次，山崎在作品中植入“遗骨崇拜”情节。日本学界通常认为，日本对遗骨的崇拜始于1937年前后，政府不仅负责将遗骨运回、归还给家属，还组织祭祀等活动，甚至在战后的十余年间前往太平洋各岛屿进行遗骨收集，并与苏联交涉送还劳役人员遗骨、协调亲属前往苏联扫墓等事宜。(山折哲雄 2015：3-6)山崎生于1924年，了解日本政府对死亡军人的处理过程，并将其引入作品当中。

对“军人”战后生活的描写，体现出山崎片面的历史观。一方面，一直在日接受教育的山崎无论怎样厌恶战争，仍不能站在反法西斯、反侵略的高度去审视战争，追责日本政府。“战争三部曲”中有多处责难苏联军队，甚至通过“军人”的言行表达出应将美国投放原子弹的行为定罪的意图，这些有悖于普世历史观的痕迹比较明显，对抗国际社会战争观的倾向十分严重，属于质疑东京审判观点的文学书写和个人情感表达。

4.2 社会影响

日本现代文学作家通过写实主义塑造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表现社会场景，描述战后日本，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为强化作品的真实感，山崎长年前往国内外各地进行取材工作，身体力行，影响社会。作品中的部分真实信息，能够帮助日本民众提升历史认知水平，具有对日本学术活动、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信息补偿功能，回应一般民众的获知诉求，体现出“平民作家”的社会责任，为日本社会小说文学创作开辟出新的途径。但是，如前所述，其历史认知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对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径未能进行由表及里的客观分析，作品中对战争责任的指向性模糊，偏差较大，缺乏对“军人”一针见血的直接质问，影响日本读者的史实接受。

从国际视角来看，山崎笔下的人物、如一岐、天羽、松本等人缺乏正义品格，较难成为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作品的国际影响力受到限制。由此可见，日本作家若以写实主义描写日本“军人”形象，必须借鉴国外史料，建立日本民众与国外民众的沟通渠道，互通有无，通过文学活动传递日本民众友善之意。

5　结束语

本文以山崎丰子的“战争三部曲”为例探讨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军人”形象。作为中国学者，在肯定这些作品文学价值、社会影响的前提下，更应重视作品中反映出的相对狭隘的历史认知，通过学术批评提醒、帮助日本民众提高认知水平。此外，中国学者还应尽量展现学术主体性，注意在国际社会的学术发声，在密切关注邻国学术动向的过程中，将学术成果进行国际传播，促使日本民众正视历史、反省行为，引领中日间的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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