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医语言的隐喻认知特征

2017-02-28 07:52孙超章红英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 2017年1期

孙超+章红英

摘要:运用历史分析法和文化诠释法,借鉴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探查中医语言建立之初的社会背景环境,分析中医语言的本质,分析以隐喻认知为特征的中医语言的形成原因及其对中医认知方式的影响,理解中医语言的内涵和外延。中医语言以隐喻认知为特征,是中国古代特定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下的产物,是在大陆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形式。隐喻是中医医生认识人体、描述疾病、表述治疗原则及诠释用药规律的手段。把握中医语言的关键,是从语用的层面上,还原按照句法规律排列形成的中医术语背景,依据共同的认知语境,映射到中医特定的语义之中,在特定语境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理解中医语言承载的真正内涵。

关键词:中医语言;隐喻认知;历史分析法;文化诠释法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7)01-0020-05

Abstract: By using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referring to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modern linguistics, the social background environme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CM language was explored, the essence of TCM language was analyzed, the causes of TCM language characterized by metaphorical cognition and its effects on TCM cognition way were analyzed, and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tion of TCM language was understood. Chinese language is characterized by metaphorical cognition. It is a product of ancient Chinese specific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t is a form of thinking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Metaphor is the means by which TCM doctors can understand the human body, describe diseases, express the principle of treatment and interpret the laws of medication. The key to grasp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to reconstruct the background of TCM terminology which is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ntactic ru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 to map to the specific seman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cognitive contexts, to interpret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phenomena of the human body in specific contexts, and to understand the tru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TCM language; metaphorical cognition; historical analysi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中醫古籍著作中“隐喻”的表达方式比比皆是,反映中医把握人体、认识疾病、表述治疗的思维认知形式[1]。这不仅使中医语言“辞简”“文约”“言炼”,更能形象化、具体化地表达抽象中医术语概念,进而形成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中医语言[2]。研究者们借助认知语言学的新视角,聚焦于中医理论、病因病机及治疗原则中的隐喻表述,论证了隐喻构建中医理论、形成中医认知机制的手段和功能。中医是如何会形成这样一种认知语言体系的呢?“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法和文化诠释法,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探查中医语言形成之初的社会背景环境,分析中国古代地理、经济、文化、科技对中医语言形成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中医语言体系和医生思维方式提供深入、理性、追本溯源的依据。

1 中医语言以隐喻认知为特征

1.1 隐喻暗含的思维方式

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源域(A)出发向一个抽象的目标域(B)进行系统映射。通常来说,源域是人们所熟悉的已知事物,目标域是人们尚未了解、希望认识的未知事物。隐喻就是借助于已知事物来认识了解未知事物的思维认识过程,它广泛应用于人们具有一定经验却仍缺乏普遍性知识的领域。

隐喻的基本表述形式为:A是B。这似乎与通过概念定义对象的认知方式有着相同的表述形式,但细究则会发现概念要求A与B的外延所代表的两个类或是全同关系(所有A都是B,所有B也都是A),或是上属关系(A上属于B,所有B都是A,但是有的A不是B),或是下属关系(A下属于B,所有A都是B,但是有的B不是A),或是交叉关系(有的A是B,有的B是A,有的A不是B,有的B不是A),或是全异关系(所有A都不是B,所有B也都不是A)。若A与B之间是全异关系,则性质判断结果为假,该定义不成立。在隐喻表达中A与B之间恰恰是这种全异关系,“时间”这一概念的外延和“金钱”的外延本不属于同一范畴,但我们的思维却能接受“时间是金钱”这一类的句子,这是由于“时间”和“金钱”都有着相同的本质属性——珍贵,因而相较之与明喻,隐喻更强调两类事物本质属性上的相同;且隐喻所使用的这种语义失匹配的形式,能够引起大脑的关注,强化人们的思维认知过程。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饰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3],在人们通过已知探索未知的认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2 隐喻认知的普遍性

中医语言以隐喻认知为基本特征,其理论体系中存在大量的概念隐喻和语句隐喻[4]。中国古人有“善于取譬,可谓仁人之至”的说法,表明古人善于用隐喻的方法来揭示深刻的道理。综观中医著作,其中使用隐喻的方式比比皆是,这使得深奥难懂的中医理论变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这应该是一种最高明的专业表达方式,也是中医生命力的集中体现。例如,人们通过观察日常生活中“木火土金水”5种具体物质材料的作用、特性,抽象出5类功能属性符号;又利用这5种物质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推演出这5类事物所代表的物质世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最终形成了五行的概念。除此之外,古人将五行概念映射到自然界,将季节、方位、气味、动物、植物、声音、数字等统一地联系起来,“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将五行概念映射到人体脏腑组织结构功能属性上,形成了肝心脾肺肾五大系统,并按照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因。在五行学说的框架下,中医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藏象学说将人体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加以认识,并且人体与自然环境之间也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此外,“七情”“正邪胜负”“上热下寒”“表寒里热”“四气五味”“君、臣、佐、使”“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无一不是基于隐喻的[2]。也就是说,无论是构建中医哲学中的基本理论,还是阐释中医病因病机,制定治则,处方用药,都存在隐喻思维[5],隐喻认知是中医语言的基本特征。

中医语言中大量存在隐喻的表达方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古人在探索人体生命奥秘的过程中,缺少先进的仪器从微观角度了解人体生理病理的实质,只能依据简单的解剖知识,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加之个人的经验体会,“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抽提出不同类事物的本质属性,根据相似性建立映射,进而扩展自己的认知范畴,解释临床事实;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古人利用隐喻表述意在强调这些看似不同域概念之间在本质属性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中医名词术语的时候,不能简单地“望字生意”,中医概念中的“风”是来源于自然界的风,但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抽提出自然界的风具有“动”这一特征的本质属性,用来表达肢体振摇、抽搐、眩晕以及所有自觉动的病证,若只是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就会导致对中医理论的曲解。

2 隐喻认知下中医语言的解读

2.1 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医语言特点

现代语言学将语言分为句法、语义和语用3个层次。句法学研究的是语言符号空间排列关系。语义学是将这些符号排列映射到所指对象中去,研究语词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在实际映射过程中,人们发现无法从现实世界中找到“孙悟空”“金山”等词的原型,于是诞生了“可能世界”的概念,现实世界只是可能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命题是可能的,当且仅当它在某些可能世界中是真实的。

中医语义映射的世界是中医的可能世界,不能生搬硬套一个现实世界的原型去解释中医术语,如中医的“经络”一词,就使用了“容器隐喻”的方法,用现实世界中的管道实物,抽提出管道有一定的边围和内部空间,且具有连接沟通的作用这一属性,来说明经络贯通上下,沟通内外的作用[6]。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犯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经络原型而抨击中医理论的错误。

语用学将人的因素纳入其中,研究语言符号和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符号使用时涉及的各种语境因素。不同的人即便是对待同一个事物,由于人们自身经历体验不同,对事物的理解也会千差万别,例如同一种色彩在普通人的眼里和在画家眼里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同样,不同的民族对同一对象的语言表达方式也相差迥异。莱考夫和约翰逊在《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开篇便点出体验哲学的核心观点:心智是涉身的,思维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部分是隐喻的[7]。根據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涉身的(embodied)体验是隐喻和认知研究的哲学基础,隐喻是人自身的感觉器官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要研究中医语言的表达方式,必须结合本民族的地理环境、文化心理背景,充分考虑中医学科的特点进行研究,才有意义与价值。

2.2 大陆民族文化对中医语言产生的影响

中医形成以隐喻认知为特征的语言特色,是与当时古代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背景、物质条件分不开的。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有浩瀚的太平洋,西北和西南边则是险峻的高山和广袤的沙漠,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使中国处于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状态。这样的地形决定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以农业为生的国家。由此而来,中国古代文化是农业社会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同于游牧社会,也不同于西方工业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大陆民族文化[8]16。农业文化对中医语言表述产生的影响可以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第一,农业经济中人们对自然条件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对自然的态度是敬畏且尊重的,因此形成的是一种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型”文化[8]24,这使得人们自觉将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加以认识,强调了机体、自然、社会、心理的统一,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和表里上下的统一[9],“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素问·天元纪大论》),宇宙自然化生了万物,天地之气产生了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灵枢·本神》),“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素问·六节藏象论》)。古人在思维中隐藏着“人是自然化的(人)”这一基本的概念隐喻,善于利用人与自然界的相似性,将身体对自然界气候、环境、现象等各种体验和感受来认知和理解人体一系列的生理活动和疾病规律[10],即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对自身体验和对人与自然界相似性的联想,将自然隐喻的认知手段跨领域运用到对人体的认识探究中,形成抽象的中医概念。

第二,农业社会中,人们在土地上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播种、生长、收获,循环往复,使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有着周而复始的环周运动,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的产生、发生、发展、消亡,都在环周运动中进行[11]。这使得中医在对人体生理机制的认知上形成了循环往复的概念,“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素问·举痛论》),“营卫之行也,上下相贯,如环之无端”(《灵枢·动输》)。

第三,农业经济下,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在土地的利用和分配上[12]23。土地的重要作用使人们将五行中的“土”与脏腑中的“脾胃”相对应,将土生长万物的功能映射到脾胃功能上,认为脾胃能够运化水谷,化生精微,濡养周身,重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脾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有胃气者生,无胃气者死”。

第四,小农经济下人们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就是“安居乐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古代人民在思维方式或心理上重视实际,注重事物的因果关系,具有“务实精神”,所有的科学技术产生的关键都是为了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例如古代数学,《九章算术》收集的246个问题都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应用题。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精神,一方面使得古人在思维上很少去探究“为什么”的问题,相对看重的是经验的传承,重视通过直觉获得的感知。这种直觉把握的方法,是人脑的意识对于客观对象的某种直接的领悟和洞察,是“躬行”之后“悟”的结果,具有自由性、灵活性、自发性、偶然性、不可靠性等特点,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也就是说,中医语言更多的是一种私人语言,他的形式是“我以为该病证是……”“我觉得该病证是……”,它是一种隐喻,与每个人的经历所形成的感受密切相关[13]。正如《素问·八正神明论》中记载:“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另一方面形成了中医重视实用,而理论的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和内在结构的建设,明显滞后于中医学理论内涵的发展和积淀,成为中医学科理论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14]。

第五,土地是不可移动的,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12]27。宗法社会注重的是人际关系,重点要实现的是宗族内部的和谐。统治者的侧重点不在于征服自然,而在于求得国家内部和谐的“求治”上,相关思想的提出也都是为了政治服务的,用意在于实现其政治主张[8]24。这也就可以解释,何以中医许多理论在表述的时候选择以国家行政职能中的君臣理论、家庭伦理中的父子兄弟理论进行隐喻,用说明封建王朝官职的道理,说明人体生理协调统一的医学知识,“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素问·灵兰秘典论》),“心为一身之君主,禀灵虚而含造化,具一理以应万几,脏腑百骸惟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之”(张介宾《类经》)。这些古籍中的语言表述都运用了隐喻的方法。

3 理解中医语言以隐喻认知为特征的作用

3.1 还原共同的认知语境

语言诞生之初,它就在主体和客体之间阻隔出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作为主体要想认识客体必须通过语言这一中介,客观世界也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反映主体,“一切理解都是语言问题,一切理解都在语言性的媒介中获得成功或失败”[15]。正确理解中医语言的关键,除了上文分析的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的语言,它的描述侧重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中医语义映射的是中医的可能世界,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其原型之外,还要建立共同的认知背景。中医语言是中国古代特定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下的产物,是在大陆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形式。在这样的语言建构下,中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知方式,建立了中医知识独特的观点及内容[16]。中医思维不同于现代医学思维形式,中医学建立在中华文化和“天人合一”式哲学基础上,从事物运动过程中的各种内部关系及其与周围事物的联系方面整体把握其变化,较多地运用了辩证逻辑的基本原则,所以它侧重从生命现象反映整体机能变化,动态研究其内部及其与外在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而了解生命活動的机制和规律。整体、动态、机能联系与调控等辨证综合原则乃其灵魂,因而它看到的是藏象、经络、精气神,是气机升降、气血虚实、邪正相争[17]。当前,中医药研究或称之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目标之一是要形成一套具有中医特点的现代语言,其目的是这套语言能为更多的人理解掌握,更好地揭示人体的奥秘,指导临床实践[18]。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中医语言中的隐喻有可能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即俗称的“死喻”,也有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空间的延伸而不断发生变化,这就需要我们还原语词的相关背景,在共同的认知语境下才能理解中医语言的真正意义。

3.2 探究医生经验复现的构象匹配规律

除了理解中医古籍文献,中医语言还被用于中医临证诊疗过程中。此时患者表现出的症状与症状之间的联系就是句法,所有的症状统一起来反应某一证候的过程就是语义,疾病的整个发病治疗过程就是语用。医生的诊疗决策过程需要在联系患者疾病背景的基础上,将所有症状结合舌脉,一并在脑中进行构象,并调用自己知识背景下形成的诊疗经验库,将2个集合进行映射匹配,通过聚类、搜索、匹配、对比和分析,构成最优方案的主干[19]。医生参考诊疗经验库中原有的治疗方案,做出相应改动,完成对患者证候语用层面上的解读过程。在此过程中,医生的构象匹配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匹配的可靠程度取决于病象与病机关系的真实程度[20]。医生能否根据患者对疾病的描述,涉身体验还原疾病的发生发展背景,因人因地因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该次诊疗过程能否取得良好治疗效果的关键。临床诊疗过程中,决策步骤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即便是相同的历史条件,也会因患者个体体质和疾病不同,而在决策步骤方面有所侧重[21]。如何把医生头脑中的决策依据积累过程,通过系统建模和仿真的方式,与临床规范联系起来,建立适合中医药领域的决策模型和决策方法,是下一步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临床知识传递过程中,专家将头脑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通过语言、文字等形式表述出来,完成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过程,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关键在于能否在头脑中构建出该知识相似情境的模式,内化隐性知识,完成知识转化过程。如何选择合适的知识表达方法,构建能够准确描述专家知识构成的语义网络也是下一步研究的关键点。

4 小结

本文借鉴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对中医语言进行研究,发现中医理论中大量使用隐喻的表述方式来阐述复杂深奥的中医理论。古人通过使用隐喻这一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借助于已知事物阐释未知事物,强调事物之间在本质属性上的相同。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在隐喻的表达方式之下,中医语言语义映射的是中医的可能世界,无法与现实世界原型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从语用学的层面来看,中医理论阐述是古人在特殊地理环境、文化条件下的涉身体验,深受中国大陆民族文化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理解古人何以这样表述的关键在于复现中医相关理论诞生变化的背景,建立共同的认知语境。中医医生诊疗决策、专家经验知识传递过程的关键均在于要构建相似的认知背景。准确描述中医知识、搭建合理的语义网络是下一步借助计算机进行辅助诊疗决策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屠金莉,苏立昌.中医概念隐喻及其文化特征研究[J].语文学刊, 2009(8):46-47,53.

[2] 贾春华.中医学: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J].亚太传统医药,2009, 5(1):11-12.

[3]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3.

[4] 占永久,严惠芳.论中医诊断学中的模糊语言及其精确表达[J].江苏中医药,2010,42(1):63-64.

[5] 彭昌柳.中医语言将走向何方——中医隐喻研究文献[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4,16(6):1411-1416.

[6] 谢菁,贾春华.从认知角度看中医语言的容器隐喻[J].中医药学报, 2012,40(2):1-4.

[7] 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1999:5-7.

[8] 冯天瑜.中国古代文化的类型[M]//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9] 宋琳莉,孟庆刚.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系统思维与中医整体思维辨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2(2):80-83.

[10] 谢菁,谷浩荣,贾春华.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中医六淫概念隐喻——以湿邪概念为例[J].中医药学报,2012,40(3):3-6.

[11] 邢玉瑞.中医思維方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37.

[1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3] 贾春华.中医理论思辨录[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33(7): 441-443.

[14] 潘桂娟,杨威,张宇鹏,等.关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若干思考[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5,20(8):453-455.

[15]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20.

[16] 崔昌源.试论中医知识体系之建立——兼论对老庄哲学的诠释[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5):15-21.

[17] 烟建华.医道求真:《黄帝内经》学术体系研究[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7:15-34.

[18] 贾春华,谷浩荣,郭瑨.中医语言的吁请——认知语言学视域下的中医病因病机语言隐喻特征分析[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30(8): 1713-1714.

[19] 谢晴宇,孟庆刚.中医诊疗过程中复杂问题的决策流程初探[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4(11):725-728.

[20] 黄开泰.病机真实与证据可靠[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5,20(2):72-75.

[21] 谢晴宇.基于系统复杂性及其认识论的中医诊疗决策模式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3.

(收稿日期:2016-11-10)

(修回日期:2016-11-28;编辑: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