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狐狸的无奈———“东方主义”的概念出新与学理问题
“汉学”的出现,既是以欧洲为主体的西方学术在新的学术和知识范式之下的必然现象,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就附带上它所依靠的文明体所特有的势境特征。所以“汉学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自然也就有其合理性。当然,相比较萨义德凌厉无比地祭出“东方主义”的撒手锏,“汉学主义”的概念则多少有些“仿拟”的味道了,当然究竟是“青出于蓝”还是“东施效颦”则还有待观察和公论。但无论如何,从泛泛而论的谈论汉学及其背后的权力作用,到顾明栋教授的这部《汉学主义》专著出版,至少在学理上大有推进,无论是认同与否,我们都必须严肃面对“汉学主义”理论提出者的学理建构工作。
因為“汉学主义”这样的理论概念表述的家族树(Familienbaum)特征,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其源头刺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东方并非一种惰性的自然存在。”(theOrientisnotainertfactofnature.)[1]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2]他显然更多地受到福柯权力话语的影响[3],将“东方主义”归结为西方的一种权力话语形式。所以他的这种阐释无疑是有力的:“东方学的含义一直摇摆于其学术含义与上述或多或少出自想象的含义二者之间,18世纪晚期以来,这两种含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小心翼翼的———也许甚至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交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