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体验与价值言说

曾海津

傅小平的《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是一本可读性很强，融入了作者精神哲思，并对当代作家作品，当代作家精神世界、文化现象等进行深度思考的精彩对话录。正如他所说，这部汇合了二十一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的对话集子，依然可视为他期待中的，对于写作执念的“拥抱之书”①。可贵的是这部书有着新鲜的活力，书写的是作者傅小平对于文学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诉求，他有着直面当下的勇气和热情，有高层次的精神交流和思想碰撞，这些对话为我们捕捉到了文学与时代丝丝入扣的隐秘联系，这些文字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基本形态的生成、转型和变迁的历程。这种展示是建立在傅小平充满哲思意味的叙述方法和文本内容之上的。

“在场”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被海德格尔、德里达等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哲学的“在场”概念引入到文论批评中，有了某些细微的转变。“在场”意味着“去蔽”，换言之，就是恢复真实感，而文学上的在场，尤其是笔者在文中所谈及的在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去蔽，恢复真实感；二是直面当下，还原现场；三是在场。可贵的是，全书使当代作家的个体记忆成为了当代文学语境下的共同记忆，沿着这些记忆，我们能寻找到当代文学创作的“在场者”，这种“在场”还原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语境，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展现了不同作家丰富的文化观念、价值诉求以及美学理想，就如一场场去蔽的精神交流，引入深思。

这本书不仅带我们回到了作家创作本身，更让我们看到了讨论当代文学如何书写“中国经验”的尝试，在傅小平的带领下，读者走进了文本背后的现实意义和普世关怀。同时，当代文学创作离不开当今世界的主流趋势——全球化，当代文学必须扎根于民族，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想要创作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首先要回到民族精神中寻找支撑，只有在书写出“中国经验”时，才有可能真正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傅小平的谈话录不仅仅是一场对作家、作品“真”的还原，其中更是蕴含着他对价值的追求，对美、对善的理解。

一、复归创作本身的生命体验

对话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最负盛名的莫過于柏拉图创作的对话录，在这些对话录中，柏拉图展现了老师苏格拉底的治学方式和哲学思辨，苏格拉底像一只牛虻一样，不断地发问、追问，引发谈话者的深入思考，探讨了美、正义、虔敬等核心问题，苏格拉底不写书，他的哲学就是发问，使谈话者在自己的回答中发现自相矛盾之处，使遮蔽的真理一步步走向解蔽。在世界文学对话录中，既有一对一的作家访谈对话录：如《歌德对话录》《卡夫卡谈话录》等，也有一对多的作品集，如《博尔赫斯谈话录》《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等。中国当代文学中，也有一些文评家与作家的对谈，如吴义勤的《文学现场对话录》，王干与苏童等作家的《王干文学对话录》等。上述这些谈话录，尤以单个作家谈话录为例，往往大部分记录了作家的平生故事、人生经历等，如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别出心裁地以日记体的形式，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作者艾克曼与文学家歌德的数次见面、通信以及往来感受体会等。一个好的对话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好的聆听者。艾克曼是一个善解人意和富有观察力的聆听者，他以非凡的眼光坚持长达九年来整理有关歌德的日常言谈，并且督促和鼓励歌德完成了《浮士德》的第二部。而一对多的作家谈话录，很多时候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或者是对话者关心的问题，或者是聆听者希望探讨的问题。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对话录中，对话者和聆听者交流着彼此的看法和意见。

《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是以作品为中心的对话录。傅小平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和阅读体会出发，围绕作家作品切着谈，又从他们的作品切入这个时代与社会，谈理想，谈人生，谈艺术，谈文学创作，做到有的放矢。他将自己与作家的交流完整地记录了下来，这种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不拘一格的记录，使我们跟随作家的思绪回到了他们创作的原初状态，使他们的价值诉求和理想得以清楚明白地呈现。整本对话录中，傅小平精心挑选了二十一位身份不一的作家：如小说家莫言，散文家、小说家贾平凹、诗人欧阳江河、学者金雁，美学家高尔泰等。在这种跨领域的对话中，凸显了傅小平广博的学识，跨领域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的视野，展示了其作为富有素养的批评家的深厚功底和扎实内力。

傅小平除了有驾驭文学的功底以外，还有着良好的学术素养和相当的学科训练，因此，即使在面对诺奖获得者和诸多文学大腕的时候，它的谈话也总是切入要点，鞭辟入里。这种贯通文史哲的学术背景使他的发问不同于一般的访谈、谈话，而有其不可或缺的深度和高度。他不是单单站在文学的层面在回应，而是站在哲思的高度对时代精神、价值观念、民族情怀进行思索和发问。这不仅折射出他隐藏在海面下的深思和情感，还推动了作家们进一步的思考。

如傅小平在与金雁对话时，谈到“你在这本书（《“倒转”红轮》）里谈到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也认为这并非两次性质迥然不同的革命，而是同一革命序列的两个阶段，这个观点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受进步主义的影响，我们很习惯赋予一些前后有联系的大事件特别的性质，似乎经由不同的命名，我们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实际上如果拉开一个较长的时间看，我们鼓吹的很多所谓‘断裂，或许只是某段历史的另一种延续。”②傅小平的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性。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有一个叙事方向，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历史完全的转向或是“新天新地”的到来，历史有不可忽视的规律性，但又不能对规律盲目崇拜，似乎找到了规律就可以一劳永逸，历史中是会有偶然性的，而这个偶然性的来源就是主观能动性的人，人的力量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傅小平的作品不仅是一个导航式的地图，更是高度概括作品精神内核的直通车，如果仅仅只是阅读这些作品，也许并不能领略到这种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是通过傅小平的启迪，我们却会有更多、更大的收获。

在谈及诗歌和美学时，傅小平也是游刃有余，在与高尔泰的对谈中，他提到了当代思潮中的美学论争，“两场美学论争中，他们都把你的美学观斥之为‘主观唯心论，这是一种偏执的理解……你只是在美学范畴里高扬‘主体意识，其意义也不只是局限在美学领域，更带有思想解放的色彩，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关怀。所以，你倡扬的美学，某种意义上是人生的美学、实践的美学、关于人的处境的美学。”③可见傅小平对于美学的理解也不是停留在文艺美学之内，而是上升到了一定的哲学高度。只有在这个高度上才有可能理解高尔泰，对他的美学思想不只是停留于感性的认识，也不为学界的偏见拘囿，而在自己的思想中生发出来有机的哲学共鸣，有了共鸣才会有这般的深度交流，也只有傅小平这样的对话者才能使高尔泰的美学思想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在同诗人欧阳江河的谈话中“以此看，诗歌归根到底是诗性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反抒情的，却被纳入进了抒情的范畴，所以才有了作为反抒情的抒情而存在的政治抒情诗。”④傅小平的提问让我们想到了政治如何抒情、诗如何写政治，而欧阳江河针对他的提问提出的“大国写作”令人耳目一新，这种站在“大国”立场上的宏大抒情符合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经验书写方式。

在与同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叶廷芳的对话中，傅小平提到了存在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卡夫卡被认为是先知。他的敏感和超强的感受力，使他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他的很多忧思后来都应验了。他的作品也可以说是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的预演。”⑤人的生存问题、异化的问题不仅仅属于卡夫卡那个时代，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什么样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更是个问题。那么，卡夫卡对现代化危机的警示，仍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这对于卡夫卡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叶廷芳所说“卡夫卡一直都对文明提出质疑，挑战权威、偶像。從这点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与卡夫卡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⑥这些哲学高度的对话不仅对当代文学创作会有很大的启发，而且对卡夫卡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也有很大帮助，这是中国学者在哲学高度对后现代思潮作出回应。

在与毛尖的交流中，傅小平提问道：“这乱来与不乱来之间，是否隐含了你对某种秩序和标准，或者说是价值观的期待”⑦毛尖的回答不仅反映了她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更让人看到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下涌动的生机和活力。

通过对话揭示出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所进行的思考，通过回到创作本身，让读者更加清晰地感知了这些重要文学人物对文学的种种真挚呼吸。也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叙述模式，傅小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开放的、自由的、有生命力的对文学本真的思考，从而有效地揭示了文学现象背后的本质和鲜活的美学经验。

二、立足现实的人文关怀

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书写过去，历史抑或未来，无论从表达的内容还是着力点上，都应该观照现实，书写人性。傅小平的对话录紧扣作品，围绕生活的当下，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作家们在寻找各自的表达方式，书写着文学的“小时代”，就像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所说“用针挖井”。

从对话入手进行的现当代文学叙述，无疑是一种新的话语策略和话语方式。近些年大量不同形式的当代文学评论，基本都延续相似的“创作背景、文学思潮、代表作家作品”的传统结构。虽然，这一结构符合当今学术研究的范式，但这种理性的演绎分析只适合单向度的叙述文学史，而当代文学还没有在历史叙事中沉淀下来，是正在进行时。人文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不能用理性的、量化的方式来做研究。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在他著名的演讲《历史与自然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前者以描写个人为对象，后者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他说：“精神科学的方法是理解。采用这一方法，精神科学研究个人、一次性事件以及不再重复的现象，并以这种方法把握对象的个性、一次性与不可重复性；与此相反，经验科学的方法是解释，瞄准的是那些普遍的、有规律的、可以重复的现象，采用的形式是普遍有效的法则陈述”⑧这要求我们于细微中发现普世价值，在差异性的作品创作中寻求真善美本身。

傅小平的这部对话录从个体的现当代作家出发，从他们彼此不同的创作事件中透视文学现象本身，揭示文学创作表层下的潜流。“在《老生》后记里，你写道，能真正地面对真实，我们就会真诚，我们真诚，我们就在真实之中，实有颇多感慨。我疑惑的是，作家怎样才能真正地面对真实。”⑨贾平凹的作品一直热度很高，对他的批评和赞誉不绝于耳，傅小平看贾平凹的作品跟别人的视角不同，他看的是贾平凹文字背后的精神力量，贾平凹作品时常被人误读，因为那些人只看到了文字的表层，没有看到海面下涌动的深意。贾平凹是在试图用小说探索人之为人的形而上的意义，他的小说人物重要，可故事更重要，人物主要是讲故事的人，不是故事在讲人，这是因为他想书写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而不仅仅是个体的人，通过故事去探索“人的本质”。

傅小平对对话者的挑选和作品的选择，不仅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有影响力的作家及那些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他深入文学细节的发问和追问，还引发了我们更深入的思考：为什么这个时代会产生这样的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会脱颖而出，并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诚然，在宏大叙事下，我们很难做到如此细腻的思考。但当闪光灯聚焦在作家身上的时候，所有的细节都会生动毕现，作家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想象方式，包括他使用的语言，都会让我们看到更深层的东西。作品就是海面上的冰山一角，而作者的思考和回应则是洋面下的冰山实体。

在与莫言的对话中傅小平问道：“你近年的创作，从《生死疲劳》到《蛙》，都在试图对当代历史上的某一重大命题作出一种小说式的‘解读，比如土地改革、计划生育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妨把这种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很强的写作，看成你对历史、家族写作的一种新的探索。”⑩像这样一些涉及当代文学生产方式和基本机制的问题发人深省。文学创作不可能离开历史语境，而历史语境作为影响整整几代人的大背景，对它的书写离不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如果文学完全不谈政治、完全脱离国家机器，只谈美，只谈现实之外的高蹈的东西，就显得虚无缥缈，也是没有根基的。傅小平的提问恰恰切中了这个也许很多人认为敏感的东西，离了政治就不会有真正现实意义上的文学。可以说，正是在对诸如莫言、贾平凹这样重量级的作家的焦点透视中，傅小平在时代和社会的精神结构里进行发问。这些提问让我们看到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对应不是表面的吻合，而是内在精神结构的对应。在这二十一篇对话中，他的对话人物及篇章之间虽然没有很明显的逻辑顺序，但正是这种“不连贯性”使我们看到其中蕴含的绝非单向度的历史叙事，而是千姿百态、各领风骚的文学景致。

傅小平的对话录给我带来的更大的愉悦是，对话双方在富有张力的答问中所迸发出来的思想火花。在与安妮宝贝的对话中，傅小平说“事实上，任凭自我如何生长，时代始终或隐或现地存在着。某种意义上，越是往自我的深处探索，越能触摸到深切的时代感。即便是对时代的逃离和规避，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时代的直觉和体认。”11傅小平对自我与时代关系的探索，让读者更清晰的看到以“对话”的方式，将“感受”作为展开的策略和手段，对话双方与指涉物之间自始至终维系着一种情感的纽带，叙事者在记录对话的同时，也在梳理着人物的心灵史。这样的书写在力求科学、实证的同时，还用更生活化的、更在场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这些文学现象本身，看到作家创作本身。如在傅小平与莫言的对话中，我们觉得莫言不再只是诺奖得主，他对世道人心的看法，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他的心灵世界、价值诉求跃然纸上。

这本对话录最真实、本原地还原了人物，提供给读者一场一场去蔽的精神交流。于细腻的勾勒中，凝练出那些极具个性化的、易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在新书自序中，傅小平说：“我们渴望栖居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是对话性的，由对话才会走向真正的包容与理解，而文学因其天然的民主性、多元性、开放性，为自由平等的对话提供了最好的场域。”1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向着文学本源的切实回归。对话不只是对种种思维范式的突围，还通过还原那些“在场者”的活生生的社会场景，重现不可删除的历史的复杂性，在新的文化空间与真实的内心对话，为文学书写社会现实做了合法性的背书。

三、当代文学的生命之根：中国经验

不在历史中或是脱离国际视野讨论当代文学，对当代文学只会是狭隘的，非现实性的理解。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国际视野中讨论当代文学，才是在场的，也更有价值和意义。

嚴格说来，“当代文学”的语态只能是现在进行时，它正在发生、日新月异、还并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历史方向。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当代文学史的叙事也在不断的生成。只有经过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沉淀、细化，我们才能找到它的历史叙事方向。一部作品能不能成为当代文学的典型，有没有反映出时代精神，有待学者、批评家反复的琢磨和沉淀。因此，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实际上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部作品有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史，有没有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鲜活的中国经验，这些课题给学者们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他们不仅要给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提供标准，更得甄别出书写中国经验的好作品，从而使得中国文学更有其世界性意义。作家们在创作中可以无拘无束，肆意挥洒才情，把最民族、最质朴的东西发扬光大，可学者们需要对文学进行规范化的指导，他们肩负着梳理中国经验书写的历史使命，他们要说明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怎样的中国经验值得被书写，怎样的中国经验堪称伟大，怎样的中国经验书写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傅小平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关思考，他有意识的就“经典化”和“全球化”的趋势等，与作家们做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傅小平对如何书写中国经验这一问题可谓执着。在同哈金的对话中，他尤为关注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书写中国经验，如何发出中国的声音。他把“中国经验”这个问题不断地抛给哈金，有几个问题都是围绕“中国经验”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层面提出的，这不仅体现了他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时代使命的洞见，更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感时忧国的家国情怀。他看到全球化历史语境下，中华民族的文化要想树立，以致拔擢于世界文化之林还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他提醒乃至启发这些有才华的作家进行“中国经验”的书写，使得“中国经验臻于伟大”，这是他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民族情怀的体现。

在与莫言的对话中，傅小平还提到：“所谓伟大的长篇小说，并非要贯穿一个大事件，除了给世界文学走廊提供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一般还能提炼出一种能体现国家和民族精神的理念来。”13这让我想到提及中国文学，许多外国读者心中还是那个拖着长辫子的东亚病夫，还有靠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的阿Q。我们如何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程度越来越深、领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塑造出新的具有现代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中国形象”，从而在文化上彰显中国的独特影响力。怎么样通过新的经典人物形象使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得到展现。傅小平提出的这个问题必然会牵引作家的思考。

再比如，与翻译家、诗人李笠的对话中，傅小平提到：“怎样在你承继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和你现在所处的北欧文化脉络中，寻找到自己诗歌写作的根基？”14这一提问使我想到，许多重要作家现在都不在中国进行文学创作了，他们拥有两层文化线索，两套语言系统，两种文化背景，如果能够把这些丰富的资源，融于中国经验的书写，将会使他们的写作，更具世界性的意义。

对话不同于文学批评，许多作家并不能完整的看到学界的批评，但对话是直接的，没有中间环节，是能够直接传达给作家本人的，因此傅小平对于中国经验书写的思考或会引发作者本人的思考。为了去回答这些提问，就算作家们没有考虑过相关的话题，或是过去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当他们受到傅小平的追问，他们或许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傅小平对于“中国经验”书写方式也有很多深入思考。例如民间写史的书写方式。他说：“所谓‘民间写史当然写的不会是关于历史的信史。那换成知识分子写史，是否就能写出一部信史呢？他们写出的却常常是被时代偏见左右的，或为意识形态固化的历史。以此看来，民间写史反而有可能从民间的角度写出某种真实。”15民俗民风是一个国家最接地气的文化形式，也是最具有典型性、最切实的民族经验，民间写史把最普通的人搬上了文学舞台，让这些最鲜活最接地气的人的生活得到展现，这种书写最“中国”、最民族、最活泼。

再比如方志叙事。在与阿来的对话中，傅小平论述道，《瞻对》既是历史的写作，也是一种地方志的写作，因为瞻对只是一个民风彪悍的部落，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并不是一个特别起眼的地方，况且若要以阿来着力表达的西藏怎样融入现代的主题论，瞻对也并不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他接着问道：“这倒是让我想到你的感慨，现代人看似对天下大势无所不知，但对于自己置身的那么一小块地方却一无所知。你怎么看‘小与‘大的关系？怎么想到以瞻对这么个小部落切入，来写你要表达的宏大主题？”16与民间写史不同，民族方志叙事写得主要是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我国地大物博，这些独特的民族构成了中华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各有各的民族经验，这些经验一起构成了中国经验，对少数民族独特经验的书写使书写语言更加丰富，更使得中国经验具有更多的普世意义。

莫言的《蛙》《丰乳肥臀》，贾平凹的《秦腔》《古炉》，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具有经典品格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主题多样，风格各异，但其对中国经验的文学书写呈现出一些鲜明的共性特质，他们都是作家化用中国传统的方志来观察表现乡村世界，也因此，它们被划归为“方志叙事”。正因为这种叙事形态往往会把自己的关注点落脚到某一个具体的村落，以一种解剖麻雀的方式对这个村落进行全方位的艺术展示，以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去书写中国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还有风俗描写：“有一个特点，或许贯穿于你大部分小说之中，就是注重风俗描写。在你的新作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对娘娘滩、娘娘庙的叙述……你在小说中似乎有人类学层面的考量。”17在更多的时候李锐的小说创作被视为写史，傅小平提出“风俗描写”是站在民俗学的角度对中国经验的书写提出的。民俗民风在质朴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刻的思想内涵、伦理规范，写民俗民风能够以一种巧妙地切入展示中国形象。

如果说，当下时代是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那么，“书写中国经验”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以一种形式层面上的本土化努力来构成对于“全球化”态势和西方话语霸权的积极对抗，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地方志这种形式的原创性运用上。既然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强势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华文化形成了现实的某种威胁，我们就应该以不同方式对之做出回应。惟其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直逼眼下的文化危机，中国作家更需要在“书写中国经验”上做出努力。但“书写中国经验”不仅仅是对抗，更是一种积极参与竞争的本土化实践。当今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国崛起不能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崛起，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更得及时占领文化高地。没有民族精神的国家也就没有凝聚力，只是一个有着庞然身躯的无脑巨人。只有在文化、精神上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中华才有可能长盛不衰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正如杨炼所说，“这部对话集，宏观处从中国时空透视全球化语境，微观处用显微镜观察细节的水滴。”18《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不仅是一部回归文学现象本身，通过“在场”更加澄明地传递作家的价值理想的优秀作品，更传递出了傅小平自身的社会关怀。傅小平有很敏锐和准确的现实感、时代感，他對当代文学史的语境有着深刻的体认，他清楚明白当代现实的复杂性，也能理解这些当代作家的创新之处。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傅小平看得比作家本人更深远、更宽广，因此他能全面地看到作品所触及到的世界。

在这本书里，傅小平不仅仅是在做文学批评，更是在“发现文学”，通过和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家的对话，找到当代文学的价值。这种“发现文学”的努力能够拓宽文学表现的界限。在当代文学的语境中，傅小平通过对话录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及作家本人的价值诉求，带我们回到作家的创作活动本身。我们由此更加清楚地理解作家的意图和价值取向，看到现当代文学创作的现实关怀，看到这些小说是怎样深刻地回应了社会问题，看到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当代文学创作进行中国经验书写的努力。这本书呈现的是一场解蔽之旅，以清楚明白的方式给了读者一条发现文学的道路，使读者能与当代文学亲密对话，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⑨⑩111314151617傅小平：《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第1、283、214、390、238、239、290、58、41、328、42、77、51、56、87页。

⑧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4页。

12傅小平：《对话，作为一种批评，傅小平》，《文学报》，2016年6月7日。

18邓琼：《傅小平：“无孔不入的文学侦探”》，《羊城晚报》，2016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