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朝露

2017-03-01 12:22草白
大家 2016年6期
关键词:房子

草白,1981年生,居浙江嘉兴。作品散见《山花》《天涯》《大家》《青年文学》《散文》等杂志,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杂志选载,入选各种年度选本。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浙江青年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出版短篇小说集《我是格格巫》。

1

那排宅基地后面的杂草丛中藏匿着一座荒坟,近看是一堆乱石堆砌成单人沙发形状,没有石碑、石狮等明显标志,野草繁密的六七月份,连“沙发”也被遮掩。只有到了清明节,白幡在草木葳蕤的坟头上飘荡,与那个季节的雨丝、雾霭等共同飘织成迷离重叠的生之禁区模样。一起造房的人谁都不愿打开窗户看见后山的同时,看见它。他们商量了很久,却毫无办法。竣工后的这排楼房,三层,六间,左数第四间的二楼后窗正对着那坟墓。该谁的房子对着它,而谁的房子只是毗邻它,全由那些被偶尔抓到手的纸条说了算。

掘地基的时候,经常有人悄悄到我家来,问父亲有没有挖到什么。连教我二年级语文的俞老师也在向我打听这事儿。与他们不同的是,俞老师要的是树根,会抽叶开花的树根,种在盆子里,长出叶,长出花,长出那些毛毛茸茸、真真假假的东西。他家后院里全是这些东西。每次路过那里,只感到有一团团、一条条的绿色云絮在眼前飘浮,从那些绿植盆景中生长出来,抽离出来,不断地延展,上升,氤氲成片成团,幽静、清凉,好像那屋子上头的天色也随之改变了。

那些扛着锄头路过的人看见了都要停一停脚步,啧啧惊叹不已,到底是老师,不愧是老师,别人不要的东西他都捡来当宝贝,树根上长的叶子哪有树枝上长的好看啊。他们嘻嘻哈哈从那些树根旁边走过,却没有看见云絮,也没有看见雨,而我全都看见了。

我问父亲有没有掘到树根,俞老师想要。父亲不认为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只说等杀年猪的时候要请俞老师来家里喝酒吃肉。我不想在家里弄得和在学校一样紧张,就没有将此话转达,只告诉俞老师我家还没有挖到树根,等哪天挖到了,一定给他送去。我才二年级,还不认识俞老师的“俞”字,碰到生字簿上非要写教师名字,我就写“鱼老师”三个字,或者画一条鱼代替,俞老师看见了,哈哈大笑,也不怪罪。

连外村的俞老师都知道我们家在造房子,看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家在造房子。房子造好后,各人欢天喜地搬入各自的家,忙着装扮屋内的一切,而把屋子后面的群山与墓地暂时忘却了。我虽然能看见别人屋子的外墙及走廊外色彩斑斓的马赛克,可对他们屋内的摆设,一点儿不知。那么多新房子,那些房子的主人,我都没有搞清楚谁是谁。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看见那排新房里住着的妇女们统统出来了。门外野地上,她们在那座用砖石垒砌成的临时灶台前忙活着,她们四周是袅袅青烟,天上是浩浩白云。那天是三月三,天气晴朗,略带燥热,她们拨弄着柴堆里的火星,搅动着锅里半生未熟的米饭,青烟熏得她们直流泪,火苗把她们的脸烤得通红,可她们笑孜孜的,那么快乐,就像我们去仙照山上野炊时那样快乐。人群中,我注意到一個女人,她的脸很白,下巴上有颗黑痣,手里端着一只碗,出神地望着某个地方。这个女人我认识,她叫凤,之前是开小卖部的。我买过他们家的芝麻糖、棒棒糖、大白兔奶糖,还有可以吹得很大很薄的泡泡糖。我只有买糖的钱,一元或者五角,它们买不了更贵的东西。这个叫凤的女人或许很有钱。我还没有见过他的丈夫,据说在外面做工,很少回家。可是,她一定很有钱,那些小卖店里的货物,都是用钱买来的。

现在,她不开店了,住到这个新房子里来。这些房子中,数她家的墙壁最白,外墙贴的马赛克最漂亮。她还种兰花,那种叶子长得像韭菜一样很绿很秀气的植物,郁郁苍苍地长在这个那个青花瓷盆里,好像马上就能开出花来。三月三野餐,立夏日烧野米饭,六月六晒红绿……这些事情,都是这个叫凤的女人挑的头。

她有五十几岁了吧,因为她的大女儿很大了,二女儿长得比她还高,三女儿在上初中,小儿子和我同年级不同班。可她看上去,最多四十出头,因为她长得白,不显老,就好像是真的不老,而不是天生丽质。

那时候,我对女人的相貌年龄都没有辨别能力,唯一看得出的是白与不白。村庄里,皮肤白皙的女人很罕见,无疑,这些罕见的白皙的女人就是当之无愧的美女。凤就是那种女人,她们生下来的小孩,当然差不到哪里去。

凤的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有了各自的男朋友。她们的男朋友用当时颇显时髦的摩托车把她们从县城载回家。他们在房子前面的晒谷场上表演骑摩托车,那风驰电掣的样子,真正让人捏一把汗。那些男朋友的样子我一个也记不得了。或许,在那几年里,这两个美丽的女孩已经偷偷地更换了男朋友,唯一不变的是她们的坐骑。

能坐在那些骑摩托车的男孩子身后,真让人快乐啊。

凤对此有什么反应呢,那时候的我光顾着看摩托车表演,哪里会去注意这些。我想,她的内心一定是快乐的,表面一定是不屑的。这就是凤。我熟悉凤脸上的那种表情,撇撇嘴角,偶或动几下嘴皮子,下巴上那颗黑痣好像是颗会说话的芝麻粒,闪烁着狡黠的光泽。

当晒谷场上那些青春洋溢的男孩们骑跨在摩托车上,不停地拐弯,绕圈子,把人弄得头晕目眩,一旁的凤肯定会嘀咕着说,这些事情啊,都是不一定的。这些个好天气啊,说没就没的。所以啊,某人和某人的事实在是说不好的。

她最喜欢用“某人”来代替那些有名字的人,无名字的人,形形色色的人。

她会说,某人很漂亮,某人很穷,某人是个伙计,某人死气沉沉,某人怕老婆,某人捡到一袋金子,某人家里的房子被火烧没了。

这里说的“某人”全是她给我们讲的民间故事里的人物。当说到村里某个具体的人,她也是嘴角一撇,尖细的嗓音猛地往下一压:

“某人啊——不说也罢,不说也罢啊。”

话音停落,我只看到那颗灵敏的黑痣,附缀在主人白皙的下巴上,默不作声地显示出一副智慧模样。

2

我忘了是怎么和凤一家混熟的。既然我们是邻居,就很容易熟起来,也很容易翻脸。我们这排屋子的人家中,有女人搬过来没多久就和隔壁邻居吵翻了,也有妇女像蜜一样黏在一块,整天切切磋磋,不知道在讲些什么。

凤既不和谁吵架,也不和谁特别好。我去过她家的二楼和三楼,我很少去别人家楼上,不是我不想去,而是没有人会邀请我去。可是我去了凤的楼上。妈妈问我那上面有什么。事隔那么多年,我唯一能想起的是那些书架,镶嵌在白墙里的书架。长条形横格,大概有两三层,高度是一本书的高度。它不可能放篮子,放农具,放镰刀脸盆什么的,它只有一样唯一而正确的功能,那就是放书。它是一个书架,尽管那上面什么也没有放。

我没有书架,也没有书,那些装在书包里的东西不是书,是课本。我们家曾经也有过一些书,那是一些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的书,它们被翻得很破,染满污渍,风一吹就会散架。它们不等散架,就被我妈烧掉了。它们严重地影响了这个家里男主人的干活效率,是被烧掉,还是被丢掉,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再也没有了。

自去过凤的房间后,我的脑海里便长出一个书架的模样来。每看到一条凳子,一张桌子,一扇窗户,哪怕是看见一根木头,一株芦苇,都会想起书架。我吃饭,睡觉,玩耍,都在胡思乱想。在我的央求下,爷爷用废弃的木头给我钉了一个架子,它有书架的模样,站得也算稳固,还能放书,我只是让它待在我的房间里,心里并不怎么喜欢它。我简直有点讨厌它,羞于承认它。它的样子挺怪的,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看久了更是一点也不像书架。那时候,我经常被罚抄写生字,如果一个字被抄上三十遍、四十遍,那这个字我就彻底不认识了。那个书架的存在好像也是这么一种情况。

夏夜很漫长,那时候还有露天电影,许多人仰着脑袋盯着一块白布看,那个电影叫《夜盗珍妃墓》。一个男人把窃来的珍珠耳环送给自己的女人,那个女人爬上梯子、回眸一笑的刹那,去过墓地的男人好似看到戴珍珠耳环的珍妃模样,立即被吓得魂飞魄散。

这个恐怖片,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串珍珠耳环。我在娘娘庙里娘娘的凤冠霞帔上也看见过珍珠。它是圆形的,很白,很瓷实,我没有摸过,可总觉得它应该充满凉意,就像摸一块被露水打湿的石头。我不知道珍珠是怎么来的,以为它像美玉,是被人在路上走着走着捡到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低着头走路,可除了几张黏糊糊的糖纸,什么也没有捡到。我很失望,又不甘心就此放弃。听说凤的大女儿就在外地养珍珠,养珍珠是像养鸡养鸭养鱼虾养花草那样养吗?我充满好奇,却不愿去问任何人。除了低头走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很想亲自捡到一颗珍珠,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可我最终能捡到的只有鸭蛋。鸭蛋怎么能和珍珠比呢,我将鸭蛋吃掉后,心里依然只有珍珠而没有鸭蛋。

凤讲的那些民间故事里,某人在后山上捡回许多黑石头,没想到那些黑石头到了晚上剥除外壳,变成金子,发出灼目的光亮,把整个村子都照亮了。我常常想,我在河滩边捡的那些石头有一天会变成珍珠吗?

有个守林人就在山里捡到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的肚子里还有个小孩。有个开三卡的则捡到一蛇皮袋厚厚沉沉的東西,他以为是钱,其实不是。

那时候,我觉得大地上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可能捡到。这里捡完了去别处捡,今天捡过了明天继续捡。

关于凤的儿女们的父亲,即使是邻居,我与我妈都很少见到。他在外地工作,高高的个儿,挺瘦的,穿的衣服挺新潮,样子也不难看。凤每次提到这个男人,就像提到某个民间故事里的人物,用的是谈论“某人”的语气,某人怎么样,某人如何,某人该死。连她的三女儿提到自己的爸爸,也是某人某人的,一脸不屑,不愧是她母亲的女儿。

自然,这个“某人”很少在家。凤的家里,除了那位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和其幼子,都是女的,是个女儿国。偶尔也会有一些男人找上门来,他们或许是找凤聊天,或许是觊觎凤成年的女儿。他们是死了配偶的年轻男人,被银行开除了公职的贪污犯,还有一个被炮仗炸残了手指的退伍军人。

这时候,我发现一个秘密,那个“某人”原来是个外来者。那位老父是凤的老父,那个家是凤的家,那些兰花是凤的兰花,那些小孩都与凤同姓。那这个“某人”是什么呢?我认为他什么也不是。只是,这个什么也不是的“某人”无论见了谁,都笑眯眯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在乎。

这个笑眯眯的“某人”,在很多年后,在凤的葬礼后第二天黄昏看到我,依然笑眯眯的,他像对大人说话那样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电影呢?我眨眨眼睛,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或许是被他说那句话的神情给惊到了。他微笑着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语气较之前更为温柔。他已经脱下丧礼的白衣服,换上竖条纹西服,头发梳得直直的,皮鞋擦得锃亮,好似要赶去做一件隆重之事。或许,他只是要去看一场电影。

那时候,村里的露天电影已经很少放,只有重要的日子才放。当他问我为什么不去看电影时,我知道他真正想说的并不是这个。他的妻子死了,刚刚被埋了,葬礼借的锅碗瓢盆还没有还掉,灵堂上贴的白纸条刚刚扯去,甚至死人的气味还没有完全从家里面发散掉,他就那么轻佻地与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说话,他说那些话的神情,无疑是将我当成一位成年女性。他那么快乐,连穿的衣服也是快乐的,嘴角、眉梢一点儿也不想掩饰这种快乐,他看上去那么年轻,好像刚刚新婚,他美丽的妻子正在新屋里等着他。

3

在村子里,我一点儿也搞不清楚到底谁和谁的关系真正要好,它们就像大树底下盘根错杂的根系,隐秘地关联着,很难被发现。在所有的家庭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男人打女人,女人打小孩,而小孩们因为无人可打,只有哭。尽管如此,他们照样一天天地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渐渐进入一种表面的牢不可破的关系之中。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中毫无关联的某些人越长越像,就像是同一个模子因为微微的晃动,而被制造出来,这就暴露了秘密,即使如此也没有关系,因为并没有一个人敢于大声说出此事——这便依然可以是一件并不存在的事。

我姨夫在和我阿姨吵架时,只是将酒瓶往地面上砸,砸得酒液飞舞,碎片四溅,而没有动手打人,这已经算是文雅的了。我们的村长阿金在吵架的时候也不打人,可他那位矮胖的老婆哭得跟什么似的,人们一听到那哭声就默默放下手里忙着的事情,忧愁着,眼里闪烁着泪花。就是这一对夫妻,繁殖出成串成串的儿女,像桑树上的累累硕果,女儿像父亲,儿子像母亲,或者都像。那些在母亲的哭泣声中悄然长大的小孩,默默站立在自家门前,站成一排高矮不一的树。后山上,那些黑魆魆的松树团也日复一日站在倾斜的山地上,没有明显的长高迹象,也无法让人分辨清楚。大自然用本身而隐秘的方式让人们无法看清它的真实面目。

而世上之事又有几桩是我真正了解的。后来,我才陆续得知,阿金、我姨夫,还有凤,以及村里别的什么人,他们当年都是票友。至于唱的是越剧,还是样板戏,我没有探知清楚。在我出生之前,这个村庄就已经发生过太多真假叵测、虚实相间的情爱故事。当我诞生,懵懂成长,曾经的喧嚣或归于沉寂,或被掩藏。只有那些老房子里还残存着故事发生时的气息。

凤的房子里也有一股子说不出的气味,在某些时日里,我的鼻子还能闻着那些气味。此刻,薄荷草的气味成为一种暗示。它让我想起凤的后门水塘边那一簇簇深绿、幽静的唇形草叶,微微皱起的绿色茎脉,摸着似有股凉意。不摸,也感觉到凉气逼人。我很少去房子后面,那里太荒凉。我总不能忘记那些荒草丛中隐匿着一座坟墓的事实。

我的记忆在那几年出现空白。薄荷的出现让我捕捉到了某种似是而非的信息,却无法完整地呈现它。我忽然想到一个人能留下的东西是如此之少,甚至比不上一株草木,即使凋零之后还有气味和芳香遗存。有段时间,凤并不住在乡下新屋里。那里,门窗紧锁,种薄荷的女人消失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反正,她的大女儿嫁了县城的生意人家,二女儿考上了律师,三女儿在杭州读书。她的枝叶逐渐弥散开来,比一般人家更蒙得上天的宠爱与恩惠。

凤在村庄消失的那几年,好多人也开始谋划着消失。原先牢不可破或者岌岌可危的关系,渐渐成为一种空壳,变得不再重要。我已经成为一名初中生,当年那位教我二年级语文的俞老师,不仅离开学校,还彻底消失了。俞老师留下满院花草盆栽,而那个女人则给自己的孩子留下十几件大小不一的手织毛衣。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听到男人女人私奔的事,好像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一个被藏得很好、几乎不被肉眼所看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百花盛开,仙乐齐鸣,人人向往。彼时,我看不到那个世界;当那些男女以一次次行动来证明那个世界的存在,我总感到茫然万分。我不知道打开那个世界之门的钥匙是什么?他们为何平白无故地相信某个人,以身以牲献给他(她),宛如献给神灵。

十五岁那年冬天,一个水边遇见的少年在学校宿舍外喊我的名字。那是夜晚,四周一片寂静,他的声音那么突兀,让我颇为惶恐。我盼着他快点离去。当那个声音消失后,枕边传来鸟叫声,我躺在床上,嘴唇紧闭,生怕暴露了自己。

4

那天下午,有人看见凤家的木门敞开着,来了许多人。凤站在一条水渠边,与一个洗衣妇说话。凤的三个女儿已经长得一般高,她们站在自家门前,沉着脸,谁也不说话。凤的丈夫,那个笑眯眯的男人,也回来了。凤穿一袭白衣,是城里打太极拳的妇女常穿的那种衣服,白绸缎,滑凉,薄透。凤罹患子宫癌,刚从杭城大医院回来。

医生已经宣布不治。

凤临终的床榻上,来了一个男人。那男人就是阿金。他们少年时就相好,无奈凤是独女,要招上门女婿,俩人各自成家,却欢好不断。有一次,凤和阿金在后者刚造好的新房里幽会。彼时,新房还未安水泥楼梯,只以木梯取代,阿金的儿子发现后,将梯子移走。这些事情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大人们窃窃私语的时候,被我偷听到。我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对这个故事里的两个人充满了向往,却无法说清自己到底向往什么,这种向往里又隐含着什么。世界远比我肉眼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这一次,阿金毫不避嫌地在凤的屋里进进出出。他是村长,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有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那房子后面有一个葡萄架,他要召集村民开会,他还要在高音喇叭里发表讲话,可是现在,这一切好像都与他无关了,被他抛之脑后了。这是他第一次光明正大地走进凤的家吧,他是怎么走进去的,是以村长走进村民家的姿态和步伐吗?凤的丈夫和儿女可都在边上看着呢。

所以,葬礼过后第二天,凤的丈夫就要去看电影。他必须要去看电影。他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日子,当然,他最终获得了解脱,并露出恒久的笑容。

后来,阿金不做村长了,一家子搬到城里,从此他的老婆再也没有发出过那种歇斯底里的哭声。听人说,他对她蛮好的,慢慢地,开始好起来了。我的姨夫也搬去镇上居住。他开着小毛驴,戴着墨镜,在镇上女人家里进进出出,她们是女裁缝,女售货员,女司机,女巫婆,那些风韵犹存的老女人。每当姨妈以哭泣抗议,他竟恬不知耻地说,我即使做了爷爷,也要风流快活!你们最好不要管我!

我妈每说起这个事情,都骂声连连,觉得这个人真是太不要脸了。

可更让人气绝的是,这样的人竟一点都不显老,头发黑黑的,脸皮光光的,油水很足,还要穿皮夹克,着牛仔裤,蹬尖头皮鞋,整天舞龙一样在女人堆中穿梭。

5

不过十几年时间,那排房子里的七家搬离了六家。剩下一间是儿子去了宁波,留给歪嘴父亲和继母居住。继母是个哑巴,被守林人从深山里捡来,送到卫生院做了引产术后,卖给这个歪嘴男人做了老婆。这个来历不明的哑女,每看到小孩,都要啊啊啊地迎上去,把那些个小孩吓得半死,拔腿就跑。

凤辞世后,凤的老父住进县城长孙女家,每次路过那条繁华的海游街,都能看见一个戴着灰色线帽的老人,坐在一个卖干鱼虾的货摊前,半天不动一下。他就像在自家门前晒太阳那样,坐在一条车水马龙的街衢上,坐在那些太阳底下,昏昏欲睡。他活到九十岁,九十一岁,九十三岁,在九十六岁那年寿终正寝。

听我妈说,有一天深夜,凤的二女儿回来了。和她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或许他们只是路过这里,临时决定住上一晚。这个在情爱生涯里遭受无数挫折的女孩,中年时依然单身。有一次,她都与人谈婚论嫁了,不想对方暴病身亡。

这个长得最像凤的二女儿,隐隐地让我感到悲凉,彼时,我已经明了一些男女情爱。而死亡,是我不曾触及的。我只是在一条路上走着走着,就把那个人弄丢了。不是我要丢掉他,而是他自己选择从我的生命中退出。他的故事转移到了别处,而我也不打算继续等待下去。我曾在那个阴冷、后面是墓地的屋子里,给他写过信,那是深秋,窗外的草丛里落满霜露。有一年回家整理旧物,那些没有寄出的信,被我划根火柴烧掉了。

高速公路要经过房子后面,离房子尚有距离,属可拆可不拆之列,七户人家中虽有六户同意拆,那也没法拆。不同意的只有凤一家。彼时,凤已辞世多年,她的儿女们也四散各处。凤的二女儿,一会儿说赔偿款太少,一会儿说就是给再多的钱她也不拆,清明回来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这些无人居住的房子,慢慢地,管道老化,瓦片飛落,窗条朽坏,已接近坟墓的荒凉了。而屋子后面那座真正的、曾被人引为忌讳的墓穴倒被人遗忘了。忘了说,那坟墓所对的左起第四间,正是凤的二楼后窗。

很多年后,我走在县城南山公园的台阶上,遇见徒步锻炼的阿金。我差点认不出他来,骨架消瘦,身形伛偻,头发几近斑白。可他还是那么健谈,大概是多年村长生涯历练出来的。他不知从哪里获知我在写作,他要我写一写家族中那座宗祠,那座演过戏、批过斗、设过宴的建筑,如今面临朽坏,即将坍掉。我们站在一座章姓人家的墓地前,聊了一会儿。南山上到处是繁华的墓穴,本地的望族都在这里了。墓地旁边是树林,一派寂静,在我们谈话之际,有几只松鼠逃窜着往林子那边疾奔而去。

彼时冬日将尽,墓地边开满迎春花。

下山的时候,我看见一只苔绿色的鸟停在一株矮松上欢唱,那声音持续了很久,我听得出了神,好像它来自我遥远的童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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