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他者”视角下的都柏林及其启示

2017-03-03 02:10张军丽
北方文学·下旬 2016年10期
关键词:布鲁姆都柏林他者

张军丽

摘要:都柏林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第一世界中一流城市的代表也是第三世界中殖民地城市的代表。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文明也有着屈辱的历史,有着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伴随着比比皆是的贫穷困顿。在这个城市里,被孤立、嘲讽的“他者”—布鲁姆堪称些许清醒人士的代表,他看到了英国统治对爱尔兰人造成的压抑,英国商品经济对爱尔兰传统农业经济的巨大冲击,天主教的虚伪逐利本质,看到一群既服务于上帝又服务于财神的普通市民的自我放逐。乔伊斯植根于自己的爱尔兰背景, 以城市小资产阶级视角生动地反映了上个世纪之交都柏林的现实状况,为当时的都柏林人呈现了一副逼真的自画像,希望都柏林人能够认清现实,探究原因,寻找出路。

关键词:他者;布鲁姆;都柏林;压抑与无奈

詹姆斯·乔伊斯曾经说过,伟大的作家首先都是民族的作家,他们自己强烈的民族主义最终成就了他们国际著名作家的地位,至于他本人则永远描写都柏林,因为如果他能触及都柏林的核心,他便能触及世界上所有城市的核心(金,505)。因此乔伊斯的每一部小说作品都以都柏林为背景,以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居民为小说人物的原型,为读者描述都柏林的一切。在长达八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爱尔兰是最苦难的国家,她的民族所遭受的巨大创伤可以与犹太人的历史遭遇相提并论。然而令乔伊斯遗憾的是,爱尔兰人在长期的殖民压迫中迷失了自我,他们自暴自弃、随波逐流。这也许是乔伊斯在其爱尔兰民族宏大史诗—《尤利西斯》—中以一名默默无闻的犹太人,一位都柏林人眼中纯粹的“他者”布鲁姆为主角的原因之一吧。

本杰明·塔克(Tucker,414)在其著作中提到1881年的爱尔兰社会面临着诸多威胁:爱尔兰有可能被迷信愚弄,被专制践踏,被两大专制政体:宗教和政治,碾成尘埃… 这些受害者[爱尔兰人] 可能无视其冷静领导人的睿智建议,却在压迫者所煽动的激情中发泄,因而盲目、固执地投身于暴力、毁灭性的革命中…

二十年后的爱尔兰与1881年的情景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因而布鲁姆看到的仍然是英国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宗教虚伪以及爱尔兰人的随波逐流。

一、政治压迫

在当天的游荡中,布鲁姆与代表英国统治的三股力量:总督车队,军队和警察,有所交汇,在面对每股力量时,布鲁姆或回避致敬或力图据理力争。与布鲁姆态度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都柏林人对英国统治力量的趋炎附势、俯首帖耳,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一)总督车队

英国对爱尔兰的政治统治突出表现在爱尔兰总督车队上,该车队在小说第十章中基本贯穿始终。车队受到了以商人为代表的克南先生、以警察为代表的权力部门、以神父为代表的宗教部门、以迪达勒斯为代表的中下阶级普通民众的欢迎。但在总督车队长长的行进过程中,布鲁姆也在穿大街过小巷,但他却始终与车队避而不见。

(二)英国军队

真正行使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权力的军队可以不分昼夜的自由出入都柏林的大街小巷。他们酗酒嫖娼,對普通市民稍有不满就拳脚相加。在第十五章,醉酒的斯蒂芬与士兵卡尔和康普顿发生一些口角,就遭到卡尔的迎面一拳而被打倒在地。打人事件再次暗示爱尔兰人的安抚策略并不能阻止英国人的野蛮行径。如果不是布鲁姆提醒两位士兵在布尔战争中爱尔兰人的巨大牺牲,卡尔可能再次出拳(萧,1233-1240)。在布尔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强征爱尔兰人入伍并部署到南非参加镇压布尔人的战斗中。由于英军指挥官的指挥失误和其用爱尔兰人对抗布尔人的心理,爱尔兰士兵死伤惨重。

(三)英国警察

布鲁姆回忆起当年英国政客张伯伦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接受学位的当天遭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支持布尔人的学生游行。大批警察出动逮捕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布鲁姆差一点被骑马的英国警察碾压而死,幸亏他及时躲进曼宁酒吧(403-04)。示威队伍的亲布尔口号和要求处死张伯伦的口号表明爱尔兰人对英国统治的仇视,而张伯伦下令对游行队伍的武力镇压与英国在非洲和亚洲所进行的殖民战争的本质是一致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位被爱热兰人尊为神圣的约瑟夫·张伯伦首相在其主管殖民地事务期间(1895-1903)大力推行殖民扩张,直接导致了布尔战争,而且他本人也反对爱尔兰自治草案。

在士兵卡尔以亲布尔人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打倒斯蒂芬后,警察过问事件经过时,布鲁姆建议警察记录士兵的部队番号,警察不仅没有记录番号反而追问斯蒂芬的姓名和地址(1242-43)。万幸的是与警察关系密切的科尼·凯莱赫及时赶到,帮助布鲁姆劝说警察从而避免了斯蒂芬的牢狱之灾。

布鲁姆认为警察“为了效忠国王,简直就公然不择手段…显然他们是被雇来保护上流阶级的”,同时布鲁姆也认为士兵随时携带步枪和手枪,一旦与市民闹气纠纷容易出事(1319)。

二、经济冲击

英国对爱尔兰的经济冲击主要表现在金融和贸易两个方面。在金融方面,英国货币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牢牢控制着每一个爱尔兰人;在贸易方面,英国的批量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和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完胜爱尔兰的个体作坊生产、原材料出口和传统经销方式,爱尔兰人贫穷落后的状况必定每况如下。

(一) 金融统治

小说第二章中迪希校长说“金钱是权”(110),他在给斯蒂芬发薪水时用了“两张钞票…一枚崭新的金镑…两克朗和两先令” (109)。一共是三镑十二先令的薪水却以各种英国货币单位支出,充分证明了英国货币对爱尔兰的支配性地位。

小说中不断转手的货币当然也是英国货币,小说中名目繁多的商品大多明码标价,布卢姆当天给读者汇报的商品及其价格就包括:阿布拉莫木炭每吨二十一先令(1416), 巴灵顿牌肥皂四便士一块(227),两个苹果一便士(387),墙纸一打一先令九便士(392),安妮·林奇公司出品的特级茶叶每磅两先令(1424)等等。从商品的价格中可以看出英国的金融统治无处不在地支配者每一位爱尔兰人的日常生活。

小说中的许多人际关系是建立在金钱关系基础上的。为讨得妻子欢心,布鲁姆一天劳碌奔波,为了拉到广告,挣得佣金以便给妻子买条真丝衬裙(433),在工作之余他还给妻子莫莉配置化妆水(226),买书(597-98)。但是布鲁姆的小恩小惠与莫莉的情人博伊兰的礼物相比相形见绌。为了占有莫莉,博伊兰当天送的一个水果篮不算外加的酒和梨罐头就已经一镑七先令六(584,587),另外,当天他还给莫莉购买了一张一镑的赌马券(786,1424)。

(二) 贸易压榨

小说第六章中,布鲁姆在前往迪格纳穆葬礼的路上碰到一群要被屠宰的牛羊时,他想到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贸易。爱尔兰以每头牛27镑的价格卖给英国,英国人除了享用上等的烤牛肉外,还将牲畜屠宰后的下脚料如牛皮、牛毛、牛角等送到工厂加工并将制成品如皮革、肥皂和植物奶油等转销到爱尔兰再次获利(258)。

在“吸引不自觉注意”一文中,作者马修·海沃德(Hayward, 2013)列举了小说各章中吸引布鲁姆或驻足或注目的各种广告推销形式:商店里摆放讲究的琳琅满目的商品(萧,412),商品包装上的宣传说明(204-05),报纸广告(210),人体广告(390),船体广告(388),窗口广告(181),广告宣传单(384),广告海报(229)等等。各色广告铺天盖地以至于布鲁姆认为任何场所适合登广告(388)。小说文本中随处可见的广告宣传的大多也都是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产品,如李树牌罐头、吉诺牌裤子、勃艮第葡萄酒、埃普斯可可、林奇茶业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爱尔兰自产的产品却只能以小推车(263)或沿街叫卖(250,253,387)或上门送货的方式(67)推销,如苹果、李子、班伯里点心和清晨送货上门的牛奶。面对强大的现代广告推销方式,爱尔兰产品的传统推销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所以他们的推销很难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面对大量吸引眼球的广告,布鲁姆对小贩的叫卖声或手推车上的货物已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了。沿街叫卖的小贩是所有城市贫困的标志,都柏林也不例外。这一贫困群体无名无姓,无明显特征与广告中涉及的有显著标识的商品名字和生产商名字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在这座城市中痛苦挣扎,他们的呻吟声如同他们的叫卖声一样淹没在城市的喧嚣中了。

另外批量生产的产品成本大大降低,英国吉诺裤子批发店的广告上裤子的价格(388)相当于裁缝改一条裤子的价格,11先令(1098)。由此可见英国的工业化和商品化对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爱尔兰经济造成的冲击是无法估量的。英国国王“坐在宝座上,把红色的枣味胶糖嘬到发白为止”(384)也暗指英国对爱尔兰的经济剥削,它榨干了爱尔兰人民的血汗,留下一群饥肠辘辘、无依无靠的穷苦人民在苦苦挣扎:在前往墓地的路上,布鲁姆看到一个流浪汉从开了口的、脏兮兮的靴子里倒着泥土和石子儿(261);第八章里他看到一个流浪汉倚在约翰·朗姆酒吧的墙边,想找份工作(433)。

三、宗教虚伪

在小说十五章,爱德华七世在观看刽子手处决犯人时“身穿滑稽的耶稣的衣裳,头上为耶稣的光晕所环绕,那张散发着磷光的脸上有一颗白色的枣味胶糖”(1226)。白色的枣味胶糖象征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经济剥削,而国王的形象与基督形象合二为一则表明政治和宗教对爱尔兰人的剥削和压迫实质。斯蒂芬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我是两个主人的奴仆…一个英国人,一个意大利人”(80)

(一) 欺骗性的宗教仪式

在小说第五章,在诸圣教堂里,布鲁姆认为牧师用拉丁文布道是个好主意,因为信徒们不懂拉丁文,只能盲目按照牧师的意思行动(220-21)。在观看圣餐仪式时,布鲁姆讽刺道,圣体不过是“一便士一撮的骗人的玩意儿”(221)。而吃完圣体的信徒们则感到无比幸福,感到“家族大团聚”(221)。牧师则将圣爵中的上等葡萄酒一饮而尽,“一口也不留给教徒喝”(222),只给信徒一点面饼。

(二)虚伪的神职人员

在小说第六章,布鲁姆观察为迪格纳穆主持葬礼仪式的牧师时发现,该牧师“盛气凌人,专横跋扈”(267),臃肿肥硕,完全颠覆了牧师平静温和、消瘦憔悴的传统形象。当天早晨,独腿水手向康米神父乞求施舍时,神父只祝福了他,因为神父手中的一克朗要用于支付电车车费。其实可以走路前往,但其中一段路比较脏乱,神父不想走而已(570,574)。诺里斯(Norris,82)指出,我们往往忽略康米神父“对都柏林穷人苦难的无视”。面对牧师的形象和举动,布鲁姆怀疑他们是否在赎罪日遵守绝食的规定,并对他们丰衣足食却为人吝啬,一毛不拔义愤填膺。

(三) 逐利的教会本质

在小说十四章中,布鲁姆暗示遇到难产时,教会更倾向于保住孩子,牺牲母亲,因为教会既可以收到葬礼服务费也可以收到洗礼服务费(萧,936)。由此可见,比起精神救赎,教会对积累财富更感兴趣。牧师倾听信徒忏悔,组织改邪归正的信徒宣讲的目的也是“搜刮钱财”(224)。在参加迪格纳穆葬礼期间,布鲁姆自言自语道祷文都是现成的,牧师只是照本宣科而已(268)。但即便牧师没有付出努力,葬礼服务费是免不了的。教会的博士们编出的整套神学是教唆教派与教派之间互相残杀。布鲁姆想起兴起于法国的胡格诺派曾长期遭到迫害而被迫流亡于爱尔兰各地。

(四) 压抑人性的宗教教条

在布鲁姆和莫莉的婚姻状况中,天主教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兒子夭折,夫妻二人饱受折磨。他们为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决定采取避孕措施,而天主教谴责避孕,坚持让决定避孕的夫妇禁欲。由此可见,天主教对夫妻生活的干预是布鲁姆与莫莉关系疏远的主要原因之一(Booker, 47)。

作为都柏林人眼中的“他者”、异教徒,布鲁姆承受着双重压力:一方面,他承受着都柏林人所承受的一切;另一方面,他还要承受着都柏林人带给他的孤独、寂寞、嘲讽与排斥,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当天无家可归的身份使他能够以外部叙述视角客观评述都柏林的方方面面:英帝国的殖民统治、经济压榨、宗教虚伪等等汹涌暗流。借助于布鲁姆的冷静视角,乔伊斯将都柏林最为丑陋不堪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期望都柏林人看到自画像后能够自警、自省、自尊、自助,最终回归勤劳、勇敢、自信、睿智的本真。

参考文献:

[1]Booker, M. Keith. Ulysses,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M]. Westpor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 2000.

[2]Hayward, Matthew. “To Arrest Involuntary Attention”: Advertising and Street Selling in Ulysses[A]. John Nash ed. James Joy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3-127.

[3]Joyce, James. Ulysses[M].New York: Random House,1986.

[4]Manganiello, Dominic. Joyces Politics[M].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5]Mason, Ellsworth & Ellmann, Richard ed.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M]. New York:Viking Press, 1959.

[6]Norris, Margot. Virgin and Veteran Readings of Ulysses[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7]Strachan, John. Ulysses and the Dublin Advertising Business[A]. John Nash ed. James Joy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95-112.

[8]Tucker, Benjamin. Instead of A Book by A Man Too Busy to Write One[M].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1969.

[9] [英] 艾爾曼,理查德.乔伊斯传[M].金堤 李汉林 王振平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10] [英] 乔伊斯,詹姆斯. 尤利西斯[M]. 萧乾 文洁若译. 台北:时代文化,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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