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企业要主动适应外贸新形势

张燕生

一、当前世界经济呈现一些新特点

第一，逆全球化正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现象。2009到2015年全球人均GDP的增长只有1.1%，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它证明了全球化退潮。

第二，世界经济面临长期停滞的风险。根据IMF预测，今年全球的增长只有3.1%，1990年以来全球的年均增长率是3.5-3.7%。危机过去8年，全球增长仍然没有回到长期的平均水平，所以说世界经济面临长期停滞的风险，OECD称全球经济已陷入“低增长陷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发展外贸是一个挑战。我认为过去35年我们很成功，但是新35年我们的国际环境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成功的模式还能不能够支撑我们下一步外贸的增长，这也是一个挑战。

第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结构性调整。WTO预测今年的外贸商品贸易量的增长是1.7%，连续5年全球外贸的增长低于全球GDP的增长。其中，发达国家的进口和出口高于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低于2%，而亚洲出口只有0.6%。这说明2009年以来全球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竞争，发达国家已初见成效，开始一步一步走出困境；而新兴市场国家则存在分化，特别是亚洲国家结构调整进程缓慢。

第四，全球绿地投资变化。2015年全球资本流动增速是38%，联合国贸发组织预测2016年可能会下降10%到15%，其中，绿地投资增速是0.9%。绿地投资体现的是对全球有效需求有贡献的投资，绿地投资进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是正增长，流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是负增长，这表明市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向好，对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预期悲观。因此，当我们要研究全球的貿易投资增长的环境的时候，不仅仅看总量，更要看到总量背后的结构，和过去8年每一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表现。

第五，全球生产率减速。BIS的报告指出，新的三元困境之一是全球生产率的增速下降。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教授指出，全球新工业革命条件下，全球生产率的增长是减速的。

二、逆全球化正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现象

关于全球化退潮的现实，我们看到英国的脱欧，美国的特朗普的上台。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导致全球化退潮？一是创新被遗忘，二是公平被遗忘，三是治理被遗忘，这三件东西被遗忘了20年。我们想用8年走出去可能吗？因此，创新被遗忘导致我们缺动力；公平被遗忘的典型案例是英国脱欧，有52%的人认为开放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包括美国的特朗普上台也是这样；治理被遗忘，导致目前没有建立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全球治理结构。这一轮全球化下，下一步究竟会怎么走？

（一） 美国大选以后的新形势

主要表现在：一是去TPP，TPP本身就是去全球化，以超大规模的TPP，TPIP，来替代开放多边主义，而现在要去TPP，要进一步去全球化，它给世界经济和全球外贸的影响会很大。二是去BIT，2008年中美开始开启BIT谈判，2009年美国叫停，2012年再次重启，两年半时间美国建立了一个“BIT2012年范本”，但现在美国说要去BIT。还有美国会加入亚投行吗？美国会支持一带一路吗？我的美国朋友明确告诉我说，不会，美国国会不可能批准。此外，中美下一步可能发生贸易摩擦，这些问题意味着两个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在未来四年可能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如果人民币再贬值，中美贸易逆差再增加，美国会对中国发起更多贸易摩擦，中国不断反制，最后会是什么结果？现在美国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要进行大规模的基建投资，但美国会坚持基础设施建设美国造，美国并不缺资本，而是缺少有效需求。美国通过大型基础建设创造有效需求，不可能让别的国家分享。

（二） 特朗普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特朗普上台以后会采取什么政策，这些政策对周围可能会有什么影响？我想可能在未来四年增加政府财政开支和减税，这将对中国产生影响。当美国财政扩张时，将加速加息，对中国来讲就意味着进一步资本外流，进一步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美国如果采取减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减税导致80年代的美元危机，结果是美国生病，日本吃药，最后日本付出了20年停滞代价，如果特朗普上台真是采取大规模减税这次会谁吃药？仍然会是日本呢还是中国？日本当年付出了20年停滞的代价，中国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的所有政策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更改，也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和中国都可能会形成零和博弈，中国如何能够把中美在未来4年的变化推向超越零和博弈，这考验我们的智慧。实现超越零和博弈对我们的外贸结构调整是最有利的。

三、中国外贸面临新形势

国际收支双逆差趋势。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逆差1547亿美元。其中，经常项目顺差，顺差占GDP比例是3%；但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逆差金额占GDP是4.5%。2015年外汇储备余额比上年末的减量是5127亿美金。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双顺差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从2014年开始形成了一顺一逆，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出现双逆差呢？如果出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从2015年和2016年前三季度的形势来看，经常项目顺差在减少，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逆差在上升，2106年前三季度包括FDI也是逆差。

从贸易角度看。我们过去35年真正创造顺差的部分是贸易中的加工贸易，2005年占出口比重是55%，2016年上半年已经下降到33%，下降了2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加工贸易的出口已经退出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像四川、郑州，它们外贸的增长远高于我国进出口的降幅和全球的平均降幅。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如何发展新型贸易，包括用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包括跨境电商和新型综合服务的外贸增长，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新课题。

从外资特点看。外资呈现四个特点。成本驱动型的外资正在撤资，参与国际供需代工外资正在持续下降；制造业的外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市场驱动型的外资、效率驱动型的外资现在开始持续上升；中西部的外资和服务业外资正在持续上升。因此，无论是外贸还是外资，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个新常态、新趋势正在出现。我们不但需要外资，而且我们比过去35年还要需要外资，为什么？比如把广东的模式分成两种，一种叫养孩子模式，一种是领孩子模式。比如广东佛山，它是靠民营企业发展起来的，但是现在佛山的民营企业想转型升级比登天都难，怎么办？佛山喊的口号是对标德国，对标欧洲，引入德国和欧洲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来做大做强做优，佛山过去自己养孩子的地方现在开始领孩子。另外一种模式是领孩子的模式，比如东莞，他们过去领孩子做得很好，现在就可以自己养孩子。可以看到，新35年我们所需要的外资，是要能够与中国共同转型的新一轮的外资。

从投资环境看。腐败，2012年美国在华企业认为是五大挑战之一，但是在2016年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有相当大的改变。知识产权保护是外资一直重视的问题，2016年中国美国商会的报告指出，无论是专利、商标、版权还是商业激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非常有效，有效比例都达到了50%以上；在专利保护方面，美国企业承认，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和非常有效的比重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另一方面，美国企业认为在华投资面临新的五大挑战，是中国的法治环境不透明、劳动力成本上升、获得许可证的难度加大、缺少合格员工和行业产能过剩。解决好这五个问题，需要落实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用4个全会的精神来解决好4个全面。对我们外贸新形势来讲，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它所产生的影响都是一个大的变局。而面对外贸的新形势，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主动适应新形势、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本文是作者在“2016年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年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发表时有一些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