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倾机会主义者”到“正确路线代表”

魏德平

【摘 要】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形象和历史地位曾发生过重大变化。刘志丹在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抵制了中共上级党组织“左”的指示和命令，因此陕西省委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都认为刘志丹存在程度不等的“右倾”思想。这造成刘志丹在中共党内屡遭打压和排挤，甚至因“陕北肃反”被关入监狱，几乎遭受杀身之祸。中共中央长征抵达西北根据地后虽然制止了“陕北肃反”的蔓延，释放了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但是并未纠正关于刘志丹“右倾”的政治定性。西北高干会上，中共中央高度肯定刘志丹在创建中共西北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建立的功勋，并被树立为中共西北根据地正确路线的典范。西北高干会确定的关于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在后来被逐渐巩固和加强。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沉浮是中共对自身认识发展变化的反映，比较集中反映出中共在一定时期政治路线、政策发展演变的复杂历程。

【关键词】陕北肃反；西北高干会；毛泽东；刘志丹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6—0065—09

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经历传奇而又坎坷。他是中共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创建中共西北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功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肯定和赞扬，直至被树立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西北地区“正确路线”的典范。但是，刘志丹生前却也屡遭中共党内上级领导组织的批评和指责，政治上受猜疑，组织上遭排挤，甚至被逮捕入狱，最后背负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政治定性喋血疆场。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政治沉浮比较集中反映出了中共在一定时期政治、政策发展演变的历程，因此值得加以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沉浮原因的研究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当年追随刘志丹参与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中共老干部如张秀山、张策、王世泰、习仲勋等留下了回忆材料，对刘志丹在各个时期的活动以及因抵制贯彻中共上级组织“左”的领导遭受的打击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这些回忆材料尤其是对杜衡等为代表的陕西省委“左”的领导，认为刘志丹是“思想比较右”，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等，并对他们怀疑、指责和排挤刘志丹有回忆和介绍。李维汉、王首道等参与处理“陕北肃反”的历史见证人，也披露了中共中央在长征转战抵达西北根据地后在处理刘志丹“陕北肃反”问题时的“折中”态度：果断制止肃反恶性蔓延，释放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但是又认为刘志丹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政治定性。现在一些学者对延安整风期间西北高干会有重点介绍，对中共中央在高干会上为刘志丹平反昭雪，并将其树立为党内“正确路线代表”的历史有详细介绍。还有一些具有文献史料性质的资料集对研究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沉浮有背景知识的帮助作用。这些回忆材料，学术著作以及文献档案，为本文继续研究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沉浮原因奠定了一定基础。

但是，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沉浮原因研究现在仍然存在一些“瓶颈”。一方面，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政治浮沉牵涉了其他部分中共领导人，他们在中共党内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对某些历史史实存在争议，故而要做出客观评价就存在某些现实政治考量和对当事人不同看法的回应，研究者容易牵涉进政治历史问题或个人恩怨纠葛，故而大多选择回避这个带有一定敏感性的问题。该研究受到档案材料缺失限制也比较严重，如西北高干会是奠定刘志丹在中共党内历史地位的重要会议，但是毛泽东、高岗等的讲话以及当时关于西北党史和“陕北肃反”的处理材料都没有公开，故而也给本专题研究造成了障碍，使深化研究存在严重缺憾。还有受到上述两个问题的限制，该研究还存在一定“片段化”问题，因此学术性系统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现在，随着学术研究条件的逐渐宽松，加上资料的不断丰富，对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沉浮原因进行全面和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了相对充分的条件，有鉴于此，笔者试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合分散在各种资料中的零散史料，以及自己掌握的部分材料，就该问题作以较为全面的梳理与研究。笔者认为，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沉浮原因是由于刘志丹在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抵制了中共上级党组织“左”的指示和命令，因此陕西省委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等都认为刘志丹存在程度不等的“右倾”思想。这种认识造成刘志丹在中共党内屡遭打压和排挤，甚至被关入监狱，几乎遭受杀身之祸。刘志丹之所以能平反也与中共中央长征抵达西北根据地后，政治路线转变和政策调整密切相关。尤其是延安整风中共开始彻底批判所谓“王明路线”影响后，刘志丹所谓“右倾”问题平反昭雪，在中共党内的历史贡献得到了充分肯定。刘志丹形象变化是中共对自身认识发展变化的反映，也是中共总结自身党史的结果，又是中共总结党史的重要突破口，比较集中反映出中共在一定时期政治路线、政策发展演变的复杂历程。

一、屡遭打压：抵制“左”倾错误领导的代价

刘志丹在创建中共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过程中，通过具体实践逐渐认识到陕西省委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一些指示和领导存在脱离西北革命实际“左”的成分，因此在实践中进行了抵制。刘志丹对中共上级组织指示和领导的抵制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些中共上级组织对刘志丹在政治上产生了怀疑，认为其思想“右倾”，并将刘志丹逐渐排斥在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岗位。

刘志丹在领导中共西北地区武装斗争过程中逐渐找到了正确道路。他是中共早期在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重要领导人，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等一系列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和镇压的武装斗争。随后又长期活跃于陕甘地区开展以“兵运”为主要形式，创建中共武装的活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武装斗争最终都失败了。失败的沉痛教训激起了刘志丹对如何領导和推动中共西北革命的反思。1932年初，习仲勋在领导“两当兵变”失败后，辗转来到照金见到刘志丹。刘志丹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559刘志丹对习仲勋的这番谈话，反映出刘志丹总结长期军事斗争经验教训，已经认识到“兵运”必须结合创建根据地，才能取得成功。刘志丹随即开始探索新的建军和统战工作。习仲勋回忆：“志丹同志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1]560由此可见，刘志丹已经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新革命道路，来推动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建设。

刘志丹探索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前后也正是中共政治上急趋“左”转的时刻。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中共政治路线急趋“左”转的重要转折点，对中共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出台了《四中全会决议案》。决议虽然批判了“李立三盲动主义”，但是却提出了更“左”的政治路线。决议强调当时中国革命形势仍然是“革命高潮的紧要时期”，要求“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决议还指出：“引进新的干部，首先是工人的积极分子，来做指导工作。”[2]18《四中全会决议案》是当时中共中央站在更为“左”的立场，从政治和组织上改造中共党组织的政治决议案。正如参加这次会议的李维汉后来评价：“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它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灾难。”[3]321，328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4]965中共中央在“左”倾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贯彻下，也引起了陕西省委、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等的连锁反应。这给刘志丹立足西北实际创建红军和根据地的活动造成了严重困难。

因此，刘志丹“离经叛道”的探索遭到中共上级领导的批评和怀疑。习仲勋回忆：“有的同志对志丹同志的正确主张很不理解，不断提出非难，志丹同志耐心解释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他们把这些忠告都当耳边风，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因为这些同志是按照省委的指示办事的，志丹同志虽不同意这些做法，也不好违抗，所以处境很为难。”[1]560-561中共陕西省委也对刘志丹产生了怀疑和批评。1932年12月22日，红二十六军成立。陕西省委派遣负责领导该部队、并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对刘志丹进行了批评和排斥。习仲勋回忆：“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担任军政委。杜衡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把刘志丹看作眼中钉。他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还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1]561

陕西省委及杜衡等还一直将刘志丹排斥在红26军领导核心层之外。1932年12月22日，红二十六军成立当日，杜衡立即致信陕西省委，提出派遣干部要求：“目前最主要的是干部，立刻开始许多工作就要许多干部去负担，省委要采取中央四中全会后对各苏区的办法，派遣许多中心干部领导各苏区的转变，才有了今天的成绩。至于红二十六军的问题，比各苏区严重千万倍，需要更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艰苦的工作。省委必须坚决地克服有我来就行了，其他干部都留省委和其他地方工作（想法），这样毫无问题的是可以延缓我们工作的进行。大批干部的输送，以帮助红军与苏区的工作，这是万分迫切的政治任务，不是简单个人和干部问题。我要求省委把这个问题讨论后，立刻报告中央，和中央共同解决这一问题，比较是更有效力。”[5]142 1933年1月4日，陕西省委给杜衡回信指示：“目前关于军事指挥问题，省委意见是提拔最坚决的工人干部来负责。”[5]145刘志丹在红二十六军发挥领导作用，也受到部分领导人的怀疑和忧虑。2月2日，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向陕西省委报告：“至于部队的领导，因为励君（即杜衡——引者注）对军事不懂，团长对领导也没办法，整个形成了志丹参谋长个人意见。所以建议省委很快地遣派政治军事人才到部队来”。[5]1673月23日，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二十六军在励君同志去后，有相当转变的开始（详见二十六军报告，下次带来），但高级军政干部还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励君回来，更使二十六军失掉领导的骨干，省委虽派王烈去代理政委，但不强，因此请中央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派3个得力军政干部来作政委，团长和参谋长。省委要求中央立刻答复。”[5]188陕西省委及杜衡等虽然深感红二十六军党军政人才匮乏，但是却将黄埔军校毕业、具有丰富领导经验并受到红二十六军广大指战员信赖的刘志丹排斥在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岗位之外，可见他们对刘志丹的怀疑和猜忌之重。

刘志丹还受到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批评和猜疑。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刘志丹及其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继续受到批评和指责。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两封信，“对红26军的战略转移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6]74由于中共上级组织对刘志丹及其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有上述认识，因此朱理治、聂洪钧被派往西北地区领导和主持工作的时候，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驻北方代表等中共负责人对刘志丹都有较负面的介绍和评价。朱理治被派往西北地区工作时，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介绍中共在西北地区情况时，对刘志丹有负面评价和定性。“朱理治临行前，‘中代孔原写了一封三万五千字的指示信，经朱理治和柯庆施讨论后，由‘中代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作為到陕北后工作的根据。”“‘中代指示信说‘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中代”孔原还告诉即将赴西北的朱理治：“你到陕北后首先要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暴露和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7]62聂洪钧也得到了上级类似的指示：“在上海临走时，贺常志和我谈话，说北方‘中代的意见：‘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和陕北的对立，挑拨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对立。并且，指出‘右派活动的主要人物有黄子文、蔡子伟。对刘志丹，则说：‘刘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和坚持者，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很右；郭洪涛是最好的干部，完全可以依靠。要我们依靠郭洪涛来好好解决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反革命问题。到天津时，北局老高也是这样讲。”[8]41-42

综上所述，刘志丹在中共中央政治日趋“左”倾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西北地区实际情况，探索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势必被紧跟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陕西省委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等视为西北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代表。这不仅造成了中共上级组织对刘志丹政治上的猜疑和组织上的排斥，而且为后来“陕北肃反”发生埋下了隐患。

二、蒙冤入狱：“纠左”与“拥左”矛盾激化的结果

刘志丹对中共上级组织“左”的错误的抵制和反对与中共中央推行“左”倾错误在西北地区的支持者发生了严重冲突。中共西北地区“左”的领导人逐渐将刘志丹当成推行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严重障碍。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斗争。随后刘志丹被指责为“右倾”等，遭逮捕入狱。中共中央长征转战西北根据地后虽然迅速制止了“陕北肃反”的恶性蔓延，释放了刘志丹等，但是在相关处理“陕北肃反”中，刘志丹仍然被定性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

中共上级组织委派代表抵达西北根据地后，他们与刘志丹的矛盾逐渐激化。1935年，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途径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赴西北加强领导，相机解决问题。朱理治、聂洪钧先后抵达西北根据地后，他们和刘志丹的分歧逐渐激化。1935年7月初，朱理治在永坪镇召开的西北工委执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批评刘志丹等的指示信。正如朱理治后来回忆：“我到永坪镇后，即在西北工委执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上级交给我的1935年1月至5月份的五封指示信，以后又在前文安驿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过。因为有些同志要求讲得仔细些，所以作了三個半天的报告。这些指示信是：‘中代给陕甘红26军的两封指示信（曾登在《西北斗争》及《火线》上），后一封信，主要是批评右倾取消主义；‘中代给陕北、陕甘边特委的4月指示信，长约35000字；北方军事特派员给陕北特委的军事指示信，全文约8000字；‘中代给陕北特委写的5月指示信。”“以上五份指示，合起来有5万多字，指示得很具体。由于‘中代并无苏区工作经验，所以指示内容大多抄袭当时中央文件和各根据地的经验，是一种大杂烩。”“由于当时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特别是到了‘五中全会，‘左倾路线已发展到最高峰，所以，这些指示信对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规定，从总体上仍然是‘左的路线。”[9]552

7月中旬，在文安驿会议上，朱理治与刘志丹等发生了正面冲突。参加文安驿回忆的张秀山回忆：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翼侧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鄜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朱理治提出的这些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的反对，“会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使他们（指朱理治、聂洪钧等——引者注）很下不来台”。刘志丹还以玩笑口吻否定了朱理治的报告，称朱理治报告：“这是小寡妇梦男人——空想。”“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刘志丹的抵制使朱理治等感到“很恼火”，加深了朱理治等对刘志丹的“固有成见”，在随后由他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时，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参加，并且秘密通过了要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6]81-83

随着西北根据地形势的变化，刘志丹在西北党内军中的影响力渐次受到严重削弱。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抵达西北根据地。9月17日，在永坪镇红军干部学校的教室里，召开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红25军和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联席会议。开会之前，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了“中央代表团”，朱理治为书记，联席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强调要“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要进行肃反。”会上对红26军领导人和所谓存在“问题”进行了批判。“为了贯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对中共西北工委和军事机关进行了彻底改组。撤销中共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为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撤去刘志丹的西北军委主席之职，任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将红25、26、27军各改编成一个师，组成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6]84随着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被改组，刘志丹受到排挤，军事指挥权受到严重削弱。朱理治后来对此有过评价：“关于党政军的领导机关，当时徐海东在作军团长，刘志丹作副军团长，聂鸿钧作军委主席，程子华作政治委员，高岗作了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了副主任，我是省委书记，郭洪涛是副书记，这样刘、高在党政军都没有实权，事实上即是由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教条宗派及经验宗派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二十五军又说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不会用机关枪，由我写了个条子给刘、高，他们便把机关枪交出来。”[10]朱理治的这段评价，虽然带有特定时期的一些特定用语，但是也客观反映出了永坪会议对刘志丹在政治和组织上的打击和排挤。随后，“陕北肃反”发生，刘志丹等被投入监牢，面临死亡考验。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共中央长征转战陕北地区挽救了刘志丹等。①

在中共中央的干预下，刘志丹虽然被释放出狱，但是关于他的政治定性却仍然是犯有严重“右倾”错误。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总结处理。这个文件在总体上对“陕北肃反”持肯定态度。决定认为“过去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他是直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示的），假借着党与苏维埃公开的名义，戴着‘红帽子混入边区南区与苏维埃政权和某些红色武装部队中，一方面夺取党与政权的领导机关，公开散布右派取消主义的主张和影响；另一方面秘密的进行挑拨离间与一切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造成边区党与陕北党的对立，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七军的猜疑，来破坏党的一致与削弱和瓦解革命力量的团结；尤其是利用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他们的帮手，实行压制群众斗争，阻止分配土地，破坏扩大红军，取消党的领导，从各方面有计划的曲解党的路线，破坏苏维埃各种基本的政策与法令的执行，以致造成边区南区工作中严重的现象。”因此，“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决定还具体指出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各方面开展与右派和一切反革命的斗争”的“具体的工作”，要求“集中斗争力量来顺利的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11]28-29《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是从政治上给陕北肃反的定性。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则是在组织上对陕北肃反的裁决，即进一步明确了肃反错误的个人责任。决定也是在肯定肃反正确而且必要的前提下，处理肃反直接领导人责任问题。这个决议也强调：“过去在陕甘边区南区及红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领导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派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是必要的。”[7]138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既是对“陕北肃反”的定性处理，也在组织上落实了责任。这两份文件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刘志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但是结合当时具体背景，这种不点名批判的矛头所指实则不言自明。

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处理造成了严重后果。参与处理“陕北肃反”的李维汉回忆：“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3]373刘志丹的遭遇是比较典型的一例。在“陕北肃反”后，虽然刘志丹通过各种方式向受到迫害的战友、部属做工作，让大家不计前嫌，好好工作。1936年初，刘志丹在率部参加红军东征途中偶遇习仲勋。刘志丹叮嘱习仲勋：“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12]226但是，“肃反时期的负责人，在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还在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6]96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牺牲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遗体运回陕北瓦窑堡开追悼会的时候，时任陕北省委秘书长马文瑞发现：“中央组织部的干部登记表中写着刘志丹同志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13]95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处理结论以及对刘志丹的政治定性不仅对喋血疆场的刘志丹有失公允，而且无疑更是压在刘志丹还活着的战友心中的石头，激起了他们的愤慨和抗爭。

三、平反昭雪：中共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产物

刘志丹背负的所谓“右倾错误”在刘志丹牺牲后仍然是西北党史上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延安整风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召开西北高干会对西北党史作了反思和重新定性。在这次会上，刘志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问题被彻底平反昭雪，创建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中的贡献得到了肯定，并被树立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西北革命正确路线代表的典范。会议期间及其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袖亲笔题词或发表演说对刘志丹进行肯定和赞扬。西北高干会对西北党史问题的结论奠定了刘志丹在中共党史上历史地位评价的基调。

刘志丹牺牲后中共党内围绕刘志丹历史地位问题存在长期争论。“陕北肃反”得到初步解决后，肃反领导者、执行者与受害者之间还在不断斗争。“在当时，由于党中央忙于战事和处理重大问题，西北‘肃反冤案一直未得到解决。‘肃反事件的负责人借此机会颠倒是非，蒙骗中央领导，凭借掌握的一定权力，在组织上继续排挤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的军队和地方干部。”[14]237许多刘志丹的战友继续遭受政治歧视和组织排挤。1935年底，原陕甘边特委书记、红二十六军42师政委张秀山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被分配到环县任县委书记，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到赤安县任县委组织部长，红二十六军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七军84师第一任师长杨琪到三边独立营任营长，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团级干部王世泰、黄罗斌、胡彦英等均被降为县军事部长等。而且在随后的中共党内政治中，这些人还继续受到打击和排挤。在这种情况下，“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对当年肃反领导人的斗争也就日趋激烈。在延安时期，有的受过迫害的刘志丹的战友还愤愤地对刘志丹的女儿说：“你爸爸什么都好，就是太让人了，连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这一点你可不要学。”[15]485 1937年5月15日，习仲勋、张秀山、张策等在出席延安举行的陕甘宁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对“陕甘宁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过去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12]256-257张秀山回忆说：“1937年8月，中央调我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我听到肃反时期的负责人，在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还在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时，便忍无可忍，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了情况，请求党中央重新审查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反革命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6]95-96

刘志丹战友对“陕北肃反”处理结果的抗争，逐渐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和介入。李维汉回忆：“一九三七年去陕甘省委工作期间，在省委和关中特委，我先后听到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刘景范等的叙述，才认识到错误肃反的根源和一九三五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回延安后，我向毛泽东、洛甫作了反映。”[3]373中共中央调查后，对散布刘志丹是“右倾机会主义”问题的郭洪涛做出了处理：“中央调查后，1938年在蓝家坪召开会议，严厉批评了这位负责人，调整了他在陕甘宁边区党委的领导工作。”[6]96 “陕北肃反”的处理结果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后来在谈到“陕北肃反”处理结果时说：“在洛甫同志还当总书记的条件下，就不可能正确解决肃反问题”。并批评张闻天任命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是“用人不当”。张闻天为此还作过检讨。[16]282

刘志丹在中共党内彻底平反昭雪是在西北高干会上实现的。西北高干会是西北党史，乃至中共党史上都非常重要且影响深远的一次会议。会议于1942年10月19日召开，1943年1月14日结束，历时88天。西北中央局所属的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出席会议。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的二百零九名领导干部到会旁听。“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7]396-397西北高干会“前半段主要是总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该苏区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会议后半段提出开展‘五整，即整党、整民、整政、整军、整关（系）。”[17]407在这次会上讨论西北根据地历史问题时，刘志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等问题被彻底平反，并被树立为中共西北党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确路线”的典范。

西北高干会开始不久，11月4日、5日左右，西北高干会开始讨论关于边区历史问题。“在讨论历史问题时，印发了一部分当时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言论，加以对照，一下子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对过去的错误路线及其代表进行了揭发和批判。犯错误路线的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在讨论中，提出来边区历史上的错误肃反问题，以及个别同志的‘个人品质问题，但没有能把历史问题提到路线的高度来进行总结。11月17日、18两日，高岗在会议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讲演，指出‘边区党这一段历史争论问题，不能把它孤立的只看作是肃反错误的问题。主要是属于路线问题的争论。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并以其错误路线来打击正确路线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这就是问题的实质。”[18]677

高岗在高干会上所作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介绍了中共西北党史发展脉络，对一些有重大争议的党史问题，尤其是“陕北肃反”问题定了政治基调。高岗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3萬多字，分六部分，前五个部分分阶段回顾了西北党的历史发展，最后部分作出了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五个结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强调：“边区党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从杜衡到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对立的。”“刘志丹同志，不但坚决执行正确的路线，而且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典型。”[19]429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讨论，以及高岗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已经从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总结西北党史，并将刘志丹树立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党史上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人物。

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上的讲话更进一步肯定了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11月21日、23日，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上作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的演讲，对刘志丹进行了高度肯定。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中间，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创造边区的以及后来参加边区工作的同志，这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同志，而且进步很快。在各个根据地比较起来，究竟哪个根据地的党更强些？哪个根据地的干部比较起来更加好些？当然，各个根据地的党都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各根据地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但是比较起来，边区的党，边区的干部，有更好的地方。”他在讲话中赞扬刘志丹是执行正确路线的楷模，对革命工作是“一条心”，并且明确指出，“陕北肃反”是错误的，对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险。在讲到西北根据地历史上领导人的历史地位时，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承认的领袖”。[20]

西北高干会期间，中共中央重新处理“陕北肃反”为刘志丹平反昭雪。12月12日，《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发布。决定从政治上对“陕北肃反”进行了平反，指出：“中央根据十月（ 1942年）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份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决定》肯定了刘志丹在西北党史上的贡献，认为“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中央认为在一九三五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决议称赞：“刘志丹、高岗等同志在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间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在郭洪涛、朱理治两同志的高压和打击之下，依然坚持了自己的正确路线，并且当遭受了诬害和逮捕，以及后来一个时期，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的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21]

在西北高干会后，1943年5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纷纷题词，高度赞扬刘志丹对革命工作的丰功伟绩。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演讲：“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22]60新中国建立后，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一直得到肯定。《毛泽东选集》在一个时期内在中共党内对党史问题具有权威地位。在《毛泽东选集》中再次对刘志丹中共党内“正确路线”的地位予以肯定。1953年，中共中央对《毛泽东选集》统一编排时，对“陕北肃反”问题作了详细解释：“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23]1000《毛泽东选集》在建国后出版发行的两个版本不同印次中曾两次修订对“陕北肃反”解释。“高饶事件”后②以及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都对“陕北肃反”注释作了修订，高岗，朱理治、郭洪涛的名字先后从“陕北肃反”解释中隐去。但是在这些不同版本中，刘志丹作为西北党内正确路线代表的历史地位则前后一致保持至今。

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境遇折射出中国革命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对中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作了重要回顾和评论：“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的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24]298，300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尤其是在早期难免出现分歧或者失误。对这些问题要给予历史性理解和客观评价。刘志丹无疑是中共党内较早立足实际，摆脱党内“左”或“右”思想羁绊，成功开创西北革命新篇章的共产党代表人物。为此，刘志丹也备受党内“左”倾路线及其执行者的打击和排挤，最后甚至背负“右倾机会主义”喋血疆场。但是，黄河九曲终归于海。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定位从“右倾机会主义者”到“正确路线代表”的转换，也证明其探索的正确性。鉴往知今，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历程及其中的经验教训应该加以深入研究。

注释：①“陕北肃反”详情参见拙作：《“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党史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張闻天主持“陕北肃反”研究》，《党史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1版不同印次对“陕北肃反”解释具体修改印次的具体年份，笔者一直没有查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将高岗的名字从陕北革命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隐去，一定跟当时高岗在中共政坛上的浮沉密切相关，故而可以肯定这是发生在 “高饶事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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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A].1942-12-12

[22]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3]毛泽东选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刘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