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台湾电影中的校园空间呈现

严芳芳

【摘 要】当下台湾电影中很重要的一类作品是青春电影，台湾青春电影以其独特的气质在华语影坛吹起了一股小清新之风。校园一直以来都是台湾青春题材影片中最主要的空间显影。本文以当下台湾电影中的校园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等几部青春电影的空间叙事分析，试图探究当下台湾电影校园空间的影像表达与其折射出的台湾文化意识。

【关键词】台湾电影；校园空间；青春电影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104-02

20世紀80年代的台湾，一首流行歌曲《童年》不仅引起“童年”中的孩子对现实生活的共鸣，更勾起了成年人对孤单、寂寞童年的怀想。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侯孝贤、杨德昌等为代表的导演掀起了“台湾新电影运动”，让附着在乡土中那青涩的青春时光成为可见。无论是《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还是后来的《美丽时光》《黑暗之光》，之前的台湾电影塑造了一个由乡村青年、眷村角头、少年帮派、混夜校的学生所构建的意义世界，如同青春的转瞬，这个边缘小世界一样的茫然流动并最终被整编进了“大社会”秩序。

在台湾电影的脉络中，“青春”经由台湾新电影的乡土情怀、凝重的历史感转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都市化表现，骄傲而难掩空洞的心灵，喧嚣却难抵内心的失落。更多的研究者将此类“青春”题材称之为“成长电影”（initiation stories）。应该说，台湾电影从未让青春缺席，青春电影也终没有散场，而是持续上演。如果说台湾青春电影是以残酷与温情作为两极坐标，延续着这双重脉络，那么今天的台湾青春电影则显得温情有余，再难找到从历史中走来的承接感、纵深感。

对于台湾青春电影，校园是其中不曾缺少的空间呈现。可以看到，在当下台湾青春电影中，试图以校园空间形构出一幅全新的抵抗场域。但这与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电影时期的“青春残酷物语”有着很大的区别。2005年以来的台湾青春电影，以清新、唯美的风格闯入这片吵杂、纷乱，又处处骄傲迸发的世界。这并非候孝贤，亦不是杨德昌，大众眼光交织的地方早已将乡愁、怀旧与寻根淹没。这是刚刚升起、散发无限魅力的新世纪，性意识的觉醒、青春的叛逆、爱情的萌芽，与社会的转变、凋零同时开始或者并置。

这些可见的“青春”的主角们往往存在于14-18岁之间，不再是儿童①，亦非成年人。远离了儿童世界相对成人社会的单纯无邪，又因还未被社会完善的规训体系“驯化”，并不具备完整的“主体”意识，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保持了某种距离，主体被社会赋予的责任在他们身上尚且“悬置”。有人将其称为“边际人”，走在边际并非完全符合成年人地位，却不可否认已然开始面对着成人阶层的“谆谆教诲”、家庭和学校的“驯化”。作为具有充分主体性的社会人，是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的。如福柯所言“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②社会规训体系“是由一整套规定和与军队、学校和医院相关的、控制或矫正人体运作的、经验的和计算的方法构成的。”社会秩序提供给生存在其中的“个体”系统的秩序、纪律与规范，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成年人”，即是完成了大社会的规训，融入社会群体的秩序，服从于社会“纪律”。

这类青春电影的朦胧同性情感的发生多呈现在学校，这个应是传统社会的规训场所，老师、训导主任、考试、课堂……这些理应对青少年的小世界（比如异性、同性爱的启蒙）构成危机和威胁的权力体系。而与之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不同的表达在于，权力的流动减弱或者开始彻底失效。

一、校园空间：爱的懵懂与成长的苦涩

2012年，一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红透两岸三地，它开启了2012年关于“那些年”影视、流行音乐的一股热潮，这也带动了一股内地拍摄青春电影的热潮。九把刀，这个台湾网络作家及导演的作品，以区别于传统台式“温情小清新”的混搭风格进入了公共视野，九把刀的浪漫、热血击中的是每个走过青春期的普通人。

《那些年》根据九把刀的真实经历改编，以台湾省彰化精诚中学为背景，男主角柯景腾在参加高中曾喜欢的女同学沈佳宜的婚礼前，回忆起自己学生时代的经历：两人从抗拒到互生好感，展开了一段美好的青春爱情，虽然并未终成眷属。2015年，被称为女版《那些年》的《我的少年时代》同样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该片从女生林真心的角度讲述了学生时代的爱情故事。两部作品在男女主人公懵懂、青涩而美好的爱情故事之外，都有出色的人物表现及校园生活的展现。这类青春电影中的校园空间承载着青春期爱情的懵懂和成长的苦涩。而对校园生活的追忆又往往开始于成人社会中对丢失“自我”的感怀与失望，怀旧“青春”成了抵抗现实不足的“良药”。

二、“抗争”空间：自由的追寻与自我的认同

校园在台湾青春电影中并不仅仅是承载着懵懂情感与萌动情欲的场所，也不只代表着青春、美好，它更吸引人的地方是青少年开始对自由的追寻与自我身份探求的空间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真正的成长。当下台湾电影中的校园，也成了少男少女们反抗学校（老师）管制、对不合理的校规校纪大胆发声的空间所在。如果说当下台湾青春片（青春偶像剧）已经形成继承的某种套路，那这种在学校里反抗权威的情节就成为台湾青春电影中主人公突破自我获得成长的象征。以“青少年”为核心的青春电影，关注的焦点实则放在了青少年与社会秩序之间产生的微妙关系上。裂隙之处正是张力凸显的角落，正是青少年的小世界里抵抗滋生的领域，这一领域很大程度上发生在校园。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的柯景腾，当班费丢失，训导处主任要求全班同学写出怀疑偷拿班费的同学名字时，他和伙伴们站起来反对，“不可以让我们怀疑自己的同学”，一向作为听话好学生的沈佳宜也终于站起来支持柯景腾。虽然遭到训导主任的处罚，但在全班同学齐心协力的努力下，校园里留下了他们更真挚的友情。

陈玉珊导演的《我的少女时代》以林真心自问开篇，“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现在的自己为了薪水，面对老板的严苛不会说“不”，面对冷漠的感情关系无法拒绝。曾经年少时的偶像刘德华的演唱会却让人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在学校，那个敢爱敢恨的林真心，当训导处教官怀疑并且当众在学校54周年校庆表彰年级前十名时指责徐太宇作弊，要求在场的同学们作证指认徐的作弊行为时，她带头走上主席台说“不可以”，引发同学们大声地对不合理的校规说“不”。随着校园水球比赛、毕业旅行、联考的结束，青春散场。我们发现，在这类当下台湾流行的青春电影中，校园被简单套上了“抗争性”的符码，因为有了对诸如校规校纪、辱骂学生事件的反抗，以此成就对青春期成长的实现与完成。

2012年杨雅喆导演的作品《女朋友·男朋友》是近年来少见的稍显“厚重感”的作品，影片时间跨度从20世纪80年代的高雄中学校园，到1990年台北“野百合学运”，再到踏入社会。20世纪80年代教官“一人独大”的台湾校园中洋溢着青春的躁动；90年代的学生集会，主人公王心仁一句“明天，台湾就会不一样”将学生青年在台湾历史进程中对自由民主追寻的情感理想化。而影片后半部分，成年后的主人公对生活的委曲求全占了大部分比重，也让《女朋友·男朋友》试图提升的历史感变得力度不足。

当下台湾电影的校园空间显影，还出现了另一类独特的电影文化现象，即青春题材里掀起的一股“同志”热潮。这股热潮从20世纪90年代最初的几部《寂寞芳心俱乐部》《我的美丽与哀愁》《美丽在歌唱》，到《蓝色大门》（2002）、《十七岁的天空》（2004）、《爱丽丝的镜子》（2005）、《盛夏光年》《少年不戴花》《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2007）、《渺渺》（2008），以及2009年的《带我去远方》《花吃了那女孩》《乱青春》，非但构成了台湾青春片中蔚然成风的新潮流，因其特殊的题材、主人公年龄范围、表现形式、商业模式等，相对始终秉持同志关怀的“同志电影”，青春片里的“同志”情欲書写呈现出其特有的清新、唯美。青春的年龄特质较“同志”被赋予更多的可见性，因而也在“同志”题材电影中自成脉络。

总之，当下台湾电影中的校园空间，较之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电影中的残酷青春，同样是身着校服的少男少女，但自我与社会产生的冲突不再，历史感和社会意识减弱，老师（训导处教官）成了谩骂和管制的代言，校园的围墙为唯美青春的保驾护航，在校园中遭遇的冲破自我的障碍也仅仅是对不合理的校规校纪说“不”，成长真正的残酷性消弭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社团蛋糕比赛、毕业舞会、体育比赛、生日派对、逃课、逛夜市……懵懂的情感流动在校园和课堂之外的生活中，发生在亲密的同窗伙伴中，情感启蒙阶段的青少年在自足的边缘小世界里按照自身独特的逻辑发生、游移、动荡，但依然运作着。对于社会主体责任的“悬置”，让校园空间得以形成一个在社会权力之下独立运转的小系统。只要这些充满杂质的，多样、繁复的小世界存在，无论是何种中心视野都很难将它们消化、整编成为一个一致且有明确意义与目的的整体。

注释：

①此处界定参照各国对儿童节的定义，超过13岁往往不再过儿童节。14-18岁处在青少年的阶段。亦可参看对柏林电影节设立儿童电影（14岁以下和以上分开设立奖项）的访谈。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柏林电影节儿童青少年电影单元负责人托马斯——海勒专访[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7（2）.

②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三联书店，1999，154.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夏铸九，王志弘.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M].台北：明文书局有限公司，1988.

[3]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王灿.劳动·城乡·认同：台湾“后新电影”中的地方性空间[J].文化艺术研究，2016（2）.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院级科研项目《当下台湾电影中的空间想象与文化表达》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ZY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