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弃儒从商”现象试析

《聊斋志异》中“弃儒从商”现象的出现不仅因为明末清初自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而且也与作者自身生活经历有关。“弃儒从商”现象在《聊斋》中主要表现为书生长期困于科举不得志而放弃读书从事商业经营；摆脱经济窘迫的局面而从事盈利相对较快的商业；继承家业等。这种现象中出现的儒商恪守伦理纲常，保持书生的气度与风采，讲求仁义，使良好的美德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弃儒从商”现象的出现促进了思想上的变革：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也从侧面抨击了科举制度的弊端。

《聊斋志异》（下文简称“聊斋”）自问世以来便备受世人瞩目，人们对《聊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蒲松龄所构筑的鬼狐世界及其内涵、艺术特色、鬼狐形象等。这其中也有不少对书生的研究，但对书生人生道路转变研究深入者甚少。书生与科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能够中举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书生往往是理想不能实现，一生潦倒。这些久考不中的书生就开始探索新的人生道路，“有些弃儒从道，有些弃儒从商。”自古以来，书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心理优势，在传统观念中比较轻视商人。但是到了明清时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经济上的这些变化逐渐地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一部分读书人已经不把考取功名当作唯一的成功途径，在选择人生道路时出现了一些转变。《聊斋》一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其中大约有十篇左右的文章出现了“弃儒从商”的现象。比如说《雷曹》中的乐云鹤“潦倒场屋……去读而贾。操业半年，家赀小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作家的虚构还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书生们丢下书本从事以前轻视的商业？他们成为商人后又有什么特征？作者自身对“弃儒从商”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持什么样的态度？这种现象的出现又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是十分值得去探究的。

一、《聊斋》“弃儒从商”现象出现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

蒲松龄在《聊斋》中所描述的“弃儒从商”现象并不都是虚构的，而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在现实的基础上描绘出来的。这种现象来源于生活，是社会生活在小说中的反映。自古以来统治者为了维护中央集权，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明末清初的统治者亦是如此。清世宗雍正帝曾说过一段话：“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清世宗实录》五十七卷）

明末清初，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城镇经济繁荣。但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仍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茶叶、丝织品等成为商品，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提高。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4000万两银子，而当时清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品官，二品客”（《喻世明言》第一卷）的说法。一些久考不中的穷苦书生开始通过从事商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再將科举考试作为唯一的人生出路。现实中这种特殊的现象得到了小说家们的关注，于是就把这种现象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来。“弃儒从商”现象不仅出现在蒲松龄的《聊斋》中，在“三言”、“二拍”、《儒林外史》中也有大量描写。

（二）作者自身的原因

蒲氏一族虽然不是名门望族，却世代都是读书人。蒲松龄的父亲蒲槃，自幼好学，为求得功名走上科举之路。但是科举失意后，便选择了放弃儒业，走上了经商的道路。经过二十余年的积累，家境颇为殷实。但是经过明清易代的战乱，年纪渐老而无心经营，再加上子女众多，家境日渐衰落。他亲自教孩子读书，将复儒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蒲松龄是兄弟中最勤学的，一生位卑家贫，可谓是一位标准的穷书生。“蒲松龄困于场屋，大半生在缙绅人家坐馆。”经历过科举失意，再加上生活困苦，后半生在艰辛坎坷中度过。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在科考途中奔波了一生的蒲松龄终于获得了岁贡的功名。当时他已年逾古稀，没过几年就与世长辞了。他这一生虽然只获得了岁贡的功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完成了父亲复儒的心愿。《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用尽大半生时间陆续创作出来的。他亲自撰写序文，自述创作的苦衷，序文情词凄婉，意蕴深沉。因此，我们从蒲松龄的家庭，出身，经历以及《聊斋》的创作中不难得出：《聊斋》中“弃儒从商”现象的出现有其父亲弃儒从商的缩影，也有对自己科举不得志，生活困苦的反映。

总之，《聊斋》中“弃儒从商”现象的出现是社会以及作者本人的经历双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些儒商的出现，把商业的行业水平提高了，使商业领域变得更加多样。与此同时，儒商们把儒家思想中的道理用于商业经营，于是这些道理就渐渐成为了经商的原则和哲学。

二、《聊斋》“弃儒从商”现象的表现及特征

（一）“弃儒从商”现象的表现

首先，表现在科举不得志而弃儒从商。《聊斋》虽然是写鬼狐怪异之事的小说，但是其中也有许多与科举有关的篇目。作者借这些篇目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作者笔下的乐云鹤“文思日进，由是名并著，而潦倒场屋，战辄北。”乐云鹤的功课每天都有进步，文章也写得很精彩，可是乐云鹤每次考试的成绩都不理想，名落孙山。成绩优异却屡次不得功名，再加上生活苦难，“于是，去读而贾。”乐云鹤就是因科举不得志而弃儒从商的最显著的例子。当时的书生都渴望通过科举出人头地，但是当时不仅竞争激烈而且有些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功名。贿赂考官、徇私舞弊等现象屡见不鲜。这就使得那些出身贫寒又无权无钱的书生们的科举之路更加艰辛。不少读书人由于长期困于科举不得志，转而通过经商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其次，表现在经济窘迫而弃儒从商。蒲松龄曾说过：“四民士农工商，独学究堪嗟。”对于有些家境不好的书生们来讲，日常生活是十分拮据的。《雷曹》中“十岁知名”的夏子平死后竟然“家贫不能葬”，乐云鹤代夏子平照顾家属也日渐拮据。像这样的穷书生还有很多，《鸦头》中的王文“家徒四壁，实难自慰”，《刘夫人》中的廉生“少笃学，然早孤，家綦贫”。书生们虽然有一颗求儒之心，但是功名难求，再加上迫于生计，使他们不得不先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长期读书不善农耕，相对来说从事轻松的商业是不错的选择。商业比较轻松赢利也多，而且书生们的儒学也能用于商业经营。所以说，从事商业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有了钱之后，书生们就又可以读书了。

最后，表现在封建社会中不仅等级制度森严，而且“门第观念、氏族观念也是牢不可破的”。我国自西周开始实行世袭制，王位只传长子。所以，在普通百姓心中也有这种观念。就在当代有些商人也仍秉承着家族观念，一些经商的方法、技巧只传给自己的子女，而不与外人道也。自古以来，这些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当然，也包括商人。在清初，子承父业的观念也牢牢印在人们心中，从而就促进了家族产业的产生。“马骥，字龙媒，贾人子。”（《罗刹海市》）马骥的父亲是商人，马骥十四岁考中了秀才，但是父亲年老体衰，放弃了经商，就对马骥说：“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儿可仍继父贾。”马骥从此就开始慢慢的做起了买卖。《白秋练》中的慕蟾宫也是商人之子，喜欢读书，他十六岁时就听从父亲的话开始从商。这篇文章的开头就写到“年十六，翁以文业迂，使去而学贾，从父至楚”。他的父亲认为读书太过迂腐，就让他学习经商。

（二）“弃儒从商”现象中儒商的特征

第一，儒家对其门下子弟的伦理、道德等方面有着严格的约束，而这些儒商的身上也体现了其对伦理纲常的恪守，对“仁、义、礼、智、信的遵循”。首先，这种现象下的儒商恪守儒家之道。与普通商人不同，儒商并不是一味的追求利益。他们虽然不再是儒生，但是身上却充满着儒生的气度和风采。他们为人诚信，乐善好施。其次，儒商在经商之初仍然有“轻视商业的思想”。他们认为，商业是末业，不赞扬。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得已才经商。比如《黄英》中的马子才，当陶生劝说他从商时，马子才很鄙视的说：“仆以君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在马子才心中仍然保持着儒家的高尚风范，认为像菊这样的高洁之花，是不能贩卖的。最后，最重要的是在儒商身上所体现的义与信，《雷曹》中体现的尤为显著。夏子平英年早逝，其莫逆之交乐云鹤“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赖以活”。这些儒商身上不仅有义与信，也有孝与仁。像马骥、慕蟾宫受父所托，放弃了自己喜爱的诗书，继承家业，开始经商。这也体现了儒商们所遵从的孝道。

第二，这些儒商们在经商的同时，仍然不忘读书吟诵，保持着书生的气度与风采。弃儒从商的士人们虽然没有穿儒衣，冠儒冠，但是“他们仍有着书生的气质”。他们经商只是为了谋生，而不是把经商作为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们与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不同，他们懂得适可而止，以读书吟诗为闲暇之乐。《白秋练》中的慕蟾宫，随父经商，“每舟中无事，辄便吟诵……生乘父出，执卷哦诗，音节铿锵。”就是因为他闲来无事的吟诵，使得船舷外的白秋练暗恋上了慕公子，以致相思成疾。于是，就找到慕公子让慕公子念诗给她听。慕白二人因诗相爱的故事，不仅是一段美丽的佳话，而且將儒商的风采刻画的栩栩如生。慕蟾宫尽管已经随父从商，但依然喜爱读书诵吟，保持书生本色。

第三，蒲松龄由于受父亲弃儒从商的影响，再加上社会外部环境的作用，他笔下儒商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仍然有科举情结，将复儒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儒商的这个特征在廉生身上体现的最为突出。廉生受刘夫人的嘱托代替她经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也仍热爱读书，与文士随行，逐渐富裕后，又重操儒业。最终“登贤书”。这些儒商们尽管是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弃儒从商，但是科举在他们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像乐云鹤这类人是将复儒的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而像廉生这类儒商，在经商中不忘旧业，保持着书生本色，最终达到复儒的愿望。

三、“弃儒从商”现象的意义与价值

“弃儒从商”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聊斋》中所出现的“弃儒从商”现象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映射。明末清初商业相对繁荣，农业、手工业发展迅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当时的儒商已经初步具有了一定的商业意识。虽然统治者依旧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是儒商们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不仅脱离了贫困，而且实现了自我价值。在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经济地位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社会认可度。作者在作品中描写“弃儒从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对这种现象的认可。儒生们从事商业经营不仅解决了自身生计问题，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在经商中发扬儒家精神，乐善好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聊斋》中的“弃儒从商”的书生，如《小二》中的小二，《刘夫人》中的廉生，《雷曹》中的乐云鹤等，都时刻以儒家之道规范自己，诚信经营，乐善好施，讲求仁义。作者歌颂他们的美德，使社会上形成一股正义之风，从而让良好的美德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因此，“弃儒从商”现象的出现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弃儒从商”现象在促进当时人们思想转变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末清初，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促使人们思想的变革。当时的书生不再将科举作为唯一的人生追求，注重对人生价值的追寻，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如《白秋练》中的慕蟾宫在妻子的帮助下经商，从而获得了成功；《雷曹》中乐云鹤弃儒从商后，“家境颇丰”；《黄英》中的马子才受妻弟及妻子的影响贩卖菊花，实现了自我价值。《聊斋》中“弃儒从商”的书生大多在科举之路中受尽了苦难，满腔的热血被残酷的现实所摧残。他们的理想抱负难以实现，饱受精神上的苦难与煎熬。在科举中受尽苦难，转而在商海中打下一片天地。这些士人们本来只是好读书，希望靠才学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坏境的制约没能功成名就，所以他们就另辟道路，解决生计问题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价值。他们的择业观开始转变，自我意识也逐渐加强。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不管是对自身价值的实现，还是对当时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写“弃儒从商”的现象也从侧面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弊端。蒲松龄19岁进学，屡次名落孙山，身心都饱受科举的折磨。作者自身受尽了科举的折磨，因此他深知书生们对待科举的态度是执著而虔诚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录取名额少，考官判卷的主观性以及金钱交易等使大部分考生的科举之路举步维艰，最终不得不转变人生道路。对读书人来说，十年的寒窗苦读并不一定能换来飞黄腾达，仅仅有一小部分人通过科举实现了理想。大多数读书人困于场屋，直到老死也终究没能考取功名。作者不僅批判了科举制度的黑暗，而且对封建势力打压商人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蒲松龄对这种贪官是极度憎恶的。所以，“弃儒从商”现象从某些角度看也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小说中出现的“弃儒从商”现象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生动反映，更对研究明末清初商业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思想文化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总之，“弃儒从商”现象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士人们思想转变的产物。士人们去儒从贾，尽管是由种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从历史层面上来看，士人“弃儒从商”不仅壮大了商人队伍，提高了商人的素质，而且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儒商的出现在弘扬美德，批判社会弊病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从现实层面上来看，“弃儒从商”现象对研究当时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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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毅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47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