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双向投资协调发展的制度约束检验

2017-03-08 06:27熊锋
现代经济信息 2016年30期
关键词:门槛效应

熊锋

摘要:运用2003年-2015年的相关统计数据,研究对江苏双向投资发展可能存在的制度约束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制度因素与IFDI之间存在显著性联系,它还可以通过与OFDI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提升IFDI的水平。此外,研究还发现现有的制度质量水平没有越过测算的门槛值而可以为江苏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提供支撑。文章最后针对现有问题,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双向投资;IFDI;OFDI;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3

一、引言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既吸引外资也对外投资,即达到双向投资的协调发展。入世以来,尤其是2014年以来,我国在以往积极吸引外资的同时,开始大力发展对外投资。据统计,2015年中国外资流入金额为1356.1亿美元,同时期对外投资为1275.6亿美元,双向投资的格局已经开始呈现向净流出方向发展的趋势。在以上背景下,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正不断引起重视,即有哪些因素可以对双向投资的发展产生影响?对此问题,陈学彬等(2007)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币稳步升值有利于吸引外资;王鹏飞(2014)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呈负相关关系,而与贸易及东道国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梁军和谢康(2008)认为,外资的区位分布、开放型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企业竞争优势和竞争能力等因素会影响双向投资的结构发展趋势。

在相关研究中,基于制度视角的研究正在不断丰富。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制度是“重要的”甚至是“统治的”,制度质量被视为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许多研究发现,制度质量的改善会带来FDI“量”的变化。如张宏和王建(2009)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流量影响显著。此外,还有研究认为,制度质量的改善还会带来FDI“质”的变化,即FDI的效率得到了改善。如聂爱云和陆长平(2014)认为,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FDI在该地区的产业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本文研究的思路也正是遵循以上的基本认识,探寻江苏双向投资发展可能存在的制度约束,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现状分析

1.江苏外商直接投资(IFDI)现状

与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大省廣东省不同,江苏省在吸引外资方面起步较晚,投资效率也不高。据统计,1985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0.12亿美元,仅为同期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2%。从每项合同实际利用外资额来看,1985年江苏省利用外资的效率为25.9万美元/项合同,也低于同期广东省利用外资的效率31.4万美元/项合同。但随后江苏在吸引外资方面呈现出迅速赶超的趋势。2015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242.75亿美元,仅比同期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少26亿美元。同时,2015年江苏省利用外资的效率为940.9万美元/项合同,远高于同期广东省利用外资的效率382.4万美元/项合同。

此外,从增长速度来看,1985年-2015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8.9%,是同期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年均增长速度的2倍。从投资效率来看,1985年-2015年江苏省利用外资效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2.7%,是同期广东省利用外资效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4倍。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在保持现有趋势不变的情况下,江苏省完全有能力取代广东省成为国内引进外资第一大省。

2.江苏对外投资(OFDI)现状

2003年江苏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为0.25亿美元,为同期广东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的26%。2003年江苏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为0.61亿美元,为同期广东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的4.3%。随后,这一现状得到了延续,赶超格局并没有发生。2015年江苏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为72.5亿美元,仅为同期广东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的59%。从投资存量来看,2015年江苏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为226.1亿美元,这一金额仅为同期广东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的33%。

此外,从增长速度来看,2003年-2015年江苏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0.5%,是同期广东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速度的1.2倍。从投资存量来看,2003年-2015年江苏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3.7%,是同期广东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速度的1.7倍。不难看出,与吸引外资的蓬勃发展不同,江苏省在对外投资方面尚表现得相对保守。

3.对比分析

从对比结果来看,江苏双向投资呈现出IFDI发展迅猛,而OFDI相对迟缓的格局。从发达经济体的表现来看,双向投资之间应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如2015年欧盟国家的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之比为1.1:1,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1.3。对比之下,江苏省的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之比为1:3.4,广东省的比例则为1:2.2,两省的双向投资比例还不协调。从制度角度探讨如何优化江苏省双向投资的比例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下文部分要解决的问题。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

已有的研究发现,对FDI产生影响的制度因素既可能来自于母国,也可能来自于东道国。考虑到江苏省双向投资的现状,实证研究的中心思想是检验制度因素对双向投资协调发展的实际影响,进而指出如何趋利避害的针对性措施,实证方程如下:

(1)

(2)

公式(1)、(2)中,ofdiit为对外投资,ifdiit为外商直接投资,INS为制度因素, Xit为控制变量,包括:市场规模MS,以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开放度OPEN,以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工资水平WG,用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表示;劳动力规模LS,用制造业年末就业人数表示;劳均资本CW,用资本形成总额与年末在岗职工的比值表示。当制度因素与外商直接投资(或对外投资)之间的回归系数为正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促进作用,反之则为抑制作用;当制度因素与外商直接投资(或对外投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时,表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增加对外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反之则降低对外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令制度因素及制度因素与投资的交叉项之和为0,可求出制度因素的门槛值,低于门槛值的制度因素使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恶化,反之则改善。

2.数据来源

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江苏统计年鉴》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其中,外商直接投资(IFDI)的数据以实际利用外资额表示,对外投资(OFDI)的数据以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表示。制度因素(INS)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来衡量,其数据用非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表示。数据的起止时间为2003年-2015年。由于投资数据以美元标价,为使其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单位保持一致,还需使用当年汇率中间价进行转换后才可使用。

3.检验结果

运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对于不能通过检验的变量,采用逐个剔除的方法予以删减。为考虑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外部冲击对实证结果的影响,研究还加入一个时间虚拟变量II,最终的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方程1与方程2是以外商直接投资(IFDI)为因变量,方程3和方程4是以对外投资(OFDI)为因变量。由于方程3和方程4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舍弃,方程2中加入的时间虚拟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一并舍弃,最终仅留下方程1。实证结果发现,制度因素与IFDI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高,IFDI的流入就越少。此外,制度因素与OFDI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正,表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增加IFDI的流入。令制度因素及制度因素的交叉项之和为0,求得OFDI的门槛值为223.98亿美元。以此为标准进行判定,2013年江苏省OFDI越过该门槛值,表明2013年后OFDI的提升有利于双向投資的协调发展。同理,令OFDI及OFDI的交叉项之和为0,求得制度因素的门槛值为21.25。以此为标准进行判定,江苏省历年的制度因素均未能越过该门槛值,表明现有的制度因素基本有利于双向投资的协调发展,后续还需在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制度质量上继续努力。

四、对策建议

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对于江苏省双向投资能产生显著性影响。制度因素的改善不仅可以直接带来IFDI流入的增加,其与OFDI的相互作用也能进一步提升IFDI的水平。此外,研究发现,江苏省现有制度因素没能越过测定的门槛值,这制约了其在促进江苏双向投资协调发展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因而有必要继续不断提升自身的制度质量。相关的政策建议如下:

1.创新双向投资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传统思路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不足,双向投资的发展应通过不断引进IFDI,待自身实力壮大后再适时开展OFDI。我国既往的实践就是遵循以上思路进行的,这一思路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难以实现赶超式发展,IFDI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常保留核心技术不转让,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此,今后双向投资发展可以有新思路,即在不断提升制度质量继续引进IFDI的同时,通过制度因素与OFDI的互动进一步提升IFDI的层次和水平。换而言之,IFDI不转让的技术可以通过OFDI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在此情况下IFDI为避免挤出国内市场也会加大技术转让的力度。

2.稳步提升自身制度质量水平

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竞争,从长期来看,乃是制度优劣竞争的结果。制度竞争力的培育耗时较长、投入较多,也常常面临失败而遭遇损失的情况。对于江苏省而言,虽然制度质量水平没有越过测算的门槛值而可以为双向投资的协调发展提供支撑,但考虑到其在制度质量现实存在的不足,因而有必要通过提高产权保护、深化劳动分工及优化权力分配来切实提高制度效率,进而在保障制度公平性和制度稳定性的条件下,切实提高自身的制度竞争力水平,通过制度变革不断享受制度创新的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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