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新发展的研究

■郭先登

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新发展的研究

■郭先登

党的“十八大”后，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指导思想和根本战略方针，形成指导建设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战略观。新战略观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充分体现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为指挥棒，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是经济发展“硬道理”的时代特色；充分体现发挥城市“火车头”的伟大带动作用，以城市利益共同体为主题，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实施以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创造沿海沿江（河）沿线沿路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新轴带；充分体现中国与世界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实施“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宝库的璀璨“明珠”，成为新常态下指导城市和城市圈群发展空间新布局的伟大创新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新发展

在新常态下以打造城市利益共同体为主题，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创造沿海沿江（河）沿线沿路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新轴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区域经济以新战略观为指导，坚持以中高速增长为导向的“速度模式”的定力；坚持创新驱动与中高端结构并举开拓发展空间的“优化模式”；坚持以大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坚持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城市在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砥柱”性中心作用，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新局面。新常态化新时期，以新战略观指导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表现出来的大趋势之一是，承继历史沿革的优秀成果，践行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创造新常态化完整的沿海沿江（河）沿线沿路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新轴带。

（一）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管理结构的沿革和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新实践

新中国建立后，从国土空间行政管理的历史沿革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以中央直辖华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大区域行政管理阶段，这是由当时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一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选择；这种选择直接推动了其时全国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中央直辖六大中央局管理国土空间的行政管理体制从瘫痪到撤消，区域经济发展处于由中央直辖省市区的行政管理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29个省市区调整为31个，实行由中央直辖省市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另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中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双重管理，5个计划单列市由中央和省实行双重的经济管理体制，延续至今。

党的十八大后，随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理论日益成熟，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抓住历史性的机遇，以伟大的担当和担责精神，以抓住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突破口，坚定地开创以打造城市利益共同体为主题，以实施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使中国进入新常态下加快推进以城市圈群为标志的区域协调协同发展新时期，在理论与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

成果一，以新“常态化”经济形态为物质基础，区域遵循“多极多圈多带多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大中小城市为纽带，国家和大区域中心城市为“顶梁柱”，现代化城镇为骨架，形成科学的生产力空间布局和合理的生产力配置体系；按照以协同价值理念为引领，强化协同发展力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以区域发展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的统一为基本原则，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新的重大调整，展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创新化、一体化、融合化、特色化（简称“四化”）新格局的鲜明特征。如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大战略，最大化地提升着中国大区域经济“四化”新格局内生性发展水平。据统计，2015年京津冀全域实现GDP69312.9亿元，占全国的10.2%；全域三次产业结构比由2014年的5.7∶41.1∶53.2，调整为5.5∶38.4∶56.1；第三产业占本省市GDP的比重北京为79. 8%、天津为52.2%、河北为40.2%；北京市全年关停污染企业326户，拆并疏解商品交易市场57家；天津市承接非首都功能项目860个，引进京冀投资1739.3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全市实际利用内资的43%；河北省引进京津项目3621个，资金达2748亿元，取得京津对口帮扶河北经济发展重大成果。

成果二，构建与完善“多极多圈多带多区”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全方位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形象；树立起具有伟大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里程碑，突出表现出“十个有利于”：有利于牢固确立创新的中心地位，在全域创新中建设好创新集聚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区域协同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区域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形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改革动力，打造成完整的中国经济升级版图；有利于完善城市圈群多层次经济合作区的层级配置，形成大中小城市理想的一体化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结构；有利于完善区域多领域、跨空间的统筹发展体系，促进生产与消费诸要素自由流动，实现区域综合平衡协调发展；有利于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绿色经济体系，促进区域开拓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特色市场空间；有利于完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区域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结构“同构化”问题，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现代产业竞争模式；有利于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区域更加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建立特色竞争高地，不断提高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水平；有利于完善军民融合式发展模式，促进国防资源夯牢坚不可摧地梯次供给配置体系和战略纵深布局体系，提升新质国防资源配给能力，实现技术国防化、力量体系化、能力实战化，以有力应对突发局势；有利于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区域高水平建设主体功能区和特色功能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格局；有利于完善和强化区域经济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中，不断提升各个区域民生幸福指数，增强区域维稳共富的共享经济实力，增强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安全运行的物质基础；有利于完善区域现代经济社会治理结构，建立全方位和谐的区域社会稳定运行体制与机制。

成果三，在践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实现“东部率先”发展与“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同步推进，创造完善东部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9省市及大连、苏州、杭州、宁波、厦门、青岛、广州、深圳、珠海9个省辖城市与中西部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省区市主体行政空间对口合作发展新模式，大力推广“闽（福建）宁（夏）”对口帮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的范例性模式。

20世纪90年代起始的“闽宁”对口帮扶合作是以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为根本出发点，经过20余年的伟大实践，充分体现唯有发挥我国拥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才能创新性地有效实施以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唯有释放中华民族凝聚起来的巨大能量，才能创造成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共圆中国梦的范例性新模式。

（二）以新战略观指导城市发挥推动“造极、建圈、联带、组区”的砥柱性作用，形成沿海沿江（河）沿线沿路经济带为主的发展空间纵向横向经济新轴带，创造新实践，展现新态势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国加快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建设经济发展空间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新实践，展现新态势；随着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将会不断提升轴带化发展水平，形成沿海沿江（河）沿线沿路轴带化的新实践新变化。

一是以由跨东北三省全域及内蒙古部分区域构建的“东北振兴”经济合作区、由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山西、内蒙古7省市区全域及河南部分区域构建的泛环渤海经济圈合作区、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省市构建的长三角经济区、由福建省全域行政空间及联合台湾省构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由广东、海南全域及广西部分区域构建的跨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的泛珠江经济带等，联合形成中国东部沿海开放经济新轴带。

二是以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上游城市群及三江源国家公园辐射区等为空间主体，构建跨青海、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13个省市的长江经济新轴带，这是世界最大的沿江经济轴带。

以黄河为纽带，包括三江源国家公园辐射区、西宁城市群经济合作区、兰州城市群经济合作区、银川城市群经济合作区、宁夏沿黄城市群经济合作区、西安—关中城市群经济合作区，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合作区、晋中城市群经济合作区、郑州城市群经济合作区、山东省会经济圈等为主体空间，构建跨青海、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古、山西、河南、山东8省区的沿黄经济新轴带。

以哈长（哈尔滨、长春）城市群经济合作区、哈大齐（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等）经济合作区，包括黑河、鹤岗、佳木斯、鸡西与牡丹江等城市在内，构建松花江-牡丹江沿江经济新轴带。

以包括福厦漳泉（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城市群经济合作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福建省全域为空间主体，放大到赣南（赣州、吉安、抚州等）城市群、湘南（株洲、衡阳、郴州、永州等）城市群、桂东（玉林、梧州、贺州）城市群；延伸至浙东（宁波、台州、温州等）城市群经济合作区；联合台湾地区，以此为骨架，构建跨6省区的泛闽江经济新轴带。

以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城市群为空间主体，联合南宁城市群经济合作区、环北部湾（三亚、五指山、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城市群经济合作区、汕头城市群经济合作区、琼海（海口、琼海等）城市群经济合作区，构建的跨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泛珠江经济新轴带。

随着新建水利工程的竣工和江河航道不断提高疏浚工程的水平，通航里程不断增加，中国将会形成新的不同规模的沿江沿河经济新轴带。如以拉萨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及三江源国家公园辐射区等为主体空间，构建跨青藏滇三省区的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沿江经济新轴带。再如，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的古运河，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展现出全程通航的新水平，形成着数个跨建制市的经济合作区，形成着古运河经济新轴带新形象；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中线南水北调工程（史称现代“新运河”）投入使用，必会引发水利工程形成的自然水力裂变后产生多功能使用形态，促使输水沿线新建城镇不断提高经济开发水平，形成沿线经济新轴带。还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同规模与长度的跨建制市的内陆季节性江河，必定会从根本上改变断流的现象，形成常年畅流的江河，人类“逐水而居”的发展规律，决定着会形成沿江沿河经济带；相当一部分建制市被称之的“母亲（江）河”，会随着疏浚水平的提高，而发展起沿（江）河经济带。

三是以横贯东西、联同南北的铁路（高铁）为主体，形成连通中国东中西部多条跨大区域的纵向横向沿线沿路经济新轴带。如以铁路为纽带形成的亚欧大陆桥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新轴带等。再如，通过泛环渤海经济圈的实证研究显示，以建成天津—北京—张家口（通联沈阳—哈尔滨等东北全域城市）—呼和浩特—包头（直通嘉峪关）—银川—兰州（通联西宁—格尔木—拉萨铁路）—乌鲁木齐及延伸线的高铁大通道，构建成横跨东西国土的沿线经济新轴带；通过青岛（通联胶东半岛城市）—济南—石家庄—太原—延安—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的高铁大通道，构建成富有活力的沿线经济新轴带。2016年6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明确提出，“遵循铁路发展规律，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扩大铁路基础设施网络，构建与公路、水路、航空等有机衔接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增加有效供给，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具体实现的主要目标是：“打造以沿海、京沪等“八纵”通道和陆桥、沿江等“八横”通道为主干，城际铁路为补充的高速铁路网，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1-4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0.5-2小时交通圈；完善普速铁路网，扩大中西部路网覆盖，优化东部网络布局，形成区际快捷大能力通道；建设以铁路客站为中心、衔接其他交通方式的综合交通体，扩大集装箱中心站、末端配送等货物集散服务网络，形成零距离换乘，形成配套便捷、站城融合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培育壮大高铁经济新业态，促进沿线区域交流合作和资源优化配置”。“八纵八横”铁路大动脉建设的加快推进，必将会形成更多的沿线沿路经济带。

四是以横贯东西、联同南北的公路（高速公路）为主体，形成若干跨建制市空间的东西与南北走向的区域沿线沿路经济新轴带。如通过不断提高著名的川藏公路运输发展水平，必定会形成沿路经济新轴带等。

从理论假设出发，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必将形成以高铁、高速公路为纽带、几乎是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纵向横向各具特色的沿线沿路经济新轴带。如从山海关到嘉峪关，以中华民族拥有的世界级瑰宝——长城为纽带，在构建高铁、高速公路及空港等交通网络中，与绵延数万里的长城平行建设越来越多地拥有多功能的“绿道”，通过一体化互联互通，再辅之以建设必吃、必住、必购、必娱及满足最后“一公里”必行、必游（长城）的基础设施，将会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伟大创造、伟大文化，使之成为世界最长的以发展旅游经济为主体的沿线经济新轴带。

五是随着城市临空经济圈的发展，将会形成城市空港一体化连通的临空经济新轴带。如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北京南部新国际机场等的竣工，北京与天津滨海空港等形成的空港群及围绕京津的一批邻近区域空港正在加速建设等，通过协同发展一体化衔接，必将构建成具有强大世界辐射力的临空经济新轴带。

（三）以建设“三区”为基本抓手，加快实施制度保障性的区域发展新战略

党的十八大后，在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进程中，多层次、多形态、多领域的区园建设“风起云涌”。本文研究的重点对象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地落实，中国正在深入实施自贸区、国家级新区、区域协同发展合作区（史称“三区”）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保障性区域发展新战略，成为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揭示，无论是“主打全球”的上海自贸区，还是“主打区域”的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其核心内容是建立起对外开放的负面清单制度；加快推动政府管理制度改革和建立成熟性市场经济体系的步伐，创新以咨询、调节、仲裁、司法等纠纷化解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权益保护制度，创新建立市场主体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制度和市场监管随机抽查联合检查制度，形成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法治化制度体系。正是通过制度性创新，才使4个自贸区成为没有任何税收优惠，没有任何国家资金特别给予，只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实现快速发展的试验区。2016年8月，国家决定，在原有4个自贸区基础上，再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区；以继续紧扣制度创新这一核心内容，进一步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使辽宁自贸区成为着力打造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使浙江自贸区成为开启探索建设舟山自由贸易港区的新航程；使河南自贸区成为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的枢纽型大港口；使湖北自贸区成为更加成熟地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示范区；使重庆自贸区成为充分发挥战略支点和连接点重要作用，形成完善的西部地区门户开放城市新形象；使四川自贸区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打造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发展新力度；使陕西自贸区构造成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

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揭示，国家级新区的核心使命是，成为城市发展空间新中心；智慧发展新高地；创新创业策源地；持续性开放开发新空间。自1992年10月批准建立上海浦东新区至2016年6月，国家共批准建立国家级新区18个，分布在东部地带10个（其中东北区域3个）、中部地带2个、西部地带6个，初始批准规划的陆域面积为23203平方公里。中国建设国家级新区取得不可替代的辉煌成就，突出亮点表现是“全域创新”。“全域创新”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新战略观为指导，以全面创新、协同创新为基础，通过对区域内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进行全方位整合、系统化配置，形成激活创新资源和要素，再造创新模式和文化，系统思维、全局规划、总体统筹、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区域、全要素、全链条的全域创新新格局；形成以开放、协同、共享、泛在为基本特征，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引领的区域新的竞争比较优势，开启新的增长周期。

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揭示，以城市圈群产业发展布局一体化、城乡统筹与城乡建设一体化、区域性市场建设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体化为主要标志建立的区域协同协调发展合作区，通过“六个”一体化的制度保障，使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协同协调发展的新常态化新时期，在实践中京津冀加快实施区域协同发展国家大战略，已经形成示范性的典例；正在形成示范性典例的还有：一是2016年5月国家发布以沪苏浙皖四省市26个城市空间为主体空间的新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新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拥有国土面积21.1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人口1.5亿人，占全国的11%；2014年完成GDP12.67万亿元，占全国的18.5%。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把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建成具有示范性协同发展创新高地，到2030年建成具有全球一流品质和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二是正在建立跨建制市发展空间同城化发展的制度性模式。国家确立以制度性改革为强大动力，加快推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等城市圈群基本实现同城化发展步伐，突出鲜明的“同城化”特征，开始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三是正在创造省辖建制市域发展空间组合化发展模式。中国省辖建制市域国土空间多则拥有十余万平方公里，少则也有数千平方公里。在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进程中，为赢得建制市特色化发展的比较竞争优势，必须实现发展空间组合化，不断积储城市发展巨大能量。四是正在实现县级市及镇级市、新型小城镇、特色镇等小区域发展空间跨村落精雕化。小区域要实现发展空间科学合理，需要像精雕细刻一件工艺品那样，通过跨村落精雕化，创造“小区域”特色新形象。

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建设具有强大辐射力的中心城市

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决定了必须按照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认识城市的“历史性地位”，无论何种规模型级的大中小城市，其在城乡共存的区域发展空间内所产生的影响力、拉动力和辐射力，都发挥着“中心”作用，在理论上都可以称之为“中心城市”；从城市化发展的特殊规律认识城市的“历史性地位”，一般是把省辖建制市称之为大区域的中心城市，把超大城市和一部分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建成为国家级的中心城市；国家通过现代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制度性标准，认定不同层次和功能的中心城市。无论是从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是从特殊规律的理论认识出发，所有的城市都需要打造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发展品质，形成巨大凝聚力；根除超过容纳力的人口拥挤、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的“三大城市病”，建成富有活力、各具特色、功能不同、宜居宜游、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后，城市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地大发展，成为城乡空间一体化统筹发展的“中心”。进入21世纪后，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并举推进发展的新阶段，城市生产力处于快速发展的状态，城市综合国力急剧扩大，城市能量成倍增加，在实施以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进程中，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力几乎是涵盖了全部的国土空间；发挥着引领城市圈群和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火车头”带动作用，发挥着“纽带和顶梁柱”的“造极、建圈、联带、组区”的推动作用。现代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被称之为“火车头”，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而是在升华理性认识客观世界的前提下，对城市历史性地位的伟大理论创新性的认识与界定。正是有这种“认识与界定”，才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城市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正确把握住城市发展方向。理论与实践共同揭示，中心城市具有“火车头”的强大带动力，主要由创新力、枢纽力和结构力（理论定义为“三力”）组成。

（一）创新力是城市内生活力的第一动力，决定着中心城市需要建成全域创新型城市

中心城市建成富有活力的全域创新型城市，需要着眼于城市创新资源的全方位整合和创新要素的系统化配置；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活力强劲的创新核心区、层级分明的创新空间、特色鲜明的创新功能区、互补衔接的创新集聚区；需要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强全域创新协同，形成不同功能的小区域辐射区，多领域推进创新成果孵化转化；需要实现全域创新链与产业链的高水平耦合，以产业链组织创新链，以创新链推动产业链直接转化为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不断驱动经济形态高端化。

中心城市建成富有活力的全域创新型城市，需要坚定不移地把创新始终摆在核心的位置上，牢固把握以“大科学”新理念指导城市经济发展的科学实践。“大科学”理论概念的核心内容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中心城市要在实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举发展的进程中，突出大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时代性，彻底打通从自然科学到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创新的壁垒，彻底构成从科技研发到科技创新再到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使大科学全面进入经济发展主战场。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单一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完全实现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在实践中要完成“转型”，城市需要不断创造智慧市场发展新生态。人类经济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科学文化的历史性进步；需要充分发挥城市行政管辖空间范围拥有的多类型教育科研院校及信息传播机构等比较优势，围绕建立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培育一大批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大科学队伍，形成城市的大科学特色、风格、气派；需要强化基层学习组织建设和普通市民知识传播的工作，强化集聚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创新正能量，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持续发展；需要实现企业作为创业创新主体，在思想智慧市场发展的生态环境中，走出创业创新之新路；需要强力开展地方知识产权综合改革试验工作，及时复制国家自贸区推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的推广经验，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设一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交易运用中心城市，以不断提高大科学力发展水平；需要形成“创新治理”新模式，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尊重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的重要论述，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创新治理体系建设的思路、目标、重点和政策举措，全力释放科技工作者的潜能，全力释放创新主体的创造热情，全力释放科技改革的制度红利。

（二）枢纽力是城市拥有竞争活力的第一功能，决定着中心城市必须建成现代化枢纽型大港口城市

中心城市不断提高升华发挥“造极、建圈、联带、组区”的“火车头”带动力水平，需要强力提高发展空间的枢纽力，建成高水平互联互通“地球村”的枢纽型大港口城市，使枢纽力成为充分发挥城市拥有竞争活力的第一功能。笔者在发表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下枢纽型大港口发展空间研究》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中心城市建设高水平枢纽型大港口城市的必然性，明确提出，现代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枢纽型大港口是依托不同层次中心城市的发展而实现发展的；城市依靠所拥有的以港口为主体的枢纽交通而逐步发展起港口经济，不断强化“中心”功能，成为现代化中心城市，进而以中心城市的强大功能带动“圈群”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推动国家或域际经济发展与世界打造“命运共同体”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决定了中心城市必然要成为枢纽型大港口城市；建设枢纽型大港口城市也必然要依托中心城市行政全域空间。同时，笔者还提出了枢纽型大港口经济正在成为推进城市经济发展重要新动力和新增长点的新空间；“港城一体化”成为中心城市第一基本特征的理论命题。

本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需要深刻认识中心城市建成现代化枢纽型大港口城市的原动力之一，来自于大数据时代范式转移理论的指导和大数据发展潮流的推动。大数据是新时代“黄金与石油”型资源，其快速发展成为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新经济业态。中国大数据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产业规模2015年达到1500亿元，到2020年将超过8000亿元；数据总量到2020年将占世界的20%，成为全球第一数据资源大国和数据中心。数据主权已成为国家主权的新要素，中心城市面对浩浩荡荡的大数据发展潮流，正以开放的姿态和创新的勇气，按照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合作，为中国大数据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加速世界经济社会大数据的共享共融。从人脑时代到电脑时代，再到云脑时代，由于数据、信息和知识共同构成最基础的资源，决定了人类思维逻辑和人类思维范式都是并举共存。块数据的出现，带来大数据时代的范式转移，推动了传统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创新发展，引发着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的革命性变化，成为推动建立发展空间新结构的新动力；人类社会已经由“条”时代迈向“块”时代，以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形成以块数据价值链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全治理链，决定了实施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心城市必须建成现代化枢纽型大港口城市。现代化枢纽型大港口城市通过数据流引领技术流、物资流、资金流、人才流，强化区域统筹衔接和条块结合，实现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跨系统的数据交换与共享，构建全流程、全覆盖、全模式、全响应的中心城市现代化善治新体制与新机制。

（三）结构力是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标准，决定着必须确立中心城市最适合空间发展的精准定位

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增长速度波动性“分化”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结构力出现了问题。城市可持续发展是由城市各种结构性因素所决定，无论是在何种发展阶段，结构力都是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标准。结构力既是生产力理论范畴研究的内容，也是生产关系理论范畴研究的内容。这样中心城市要形成强大的结构力，既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实现新旧动能结构接续转换；也要着眼于生产关系的调整，实现创新性的结构性制度性改革，确立最适合城市空间发展的精准定位。

首先，确立中心城市最适合空间发展的精准定位，需要进行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实现创新性的制度性改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一是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以新战略观指导中心城市发展，必须着眼于不适应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的、现行城市管理体制客观存在的问题和弱项，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弥补短板，创新体制，加快促使城市进入新“常态化”的发展新阶段。新阶段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常态化发展的大趋势下，以不断增强着的“火车头”带动力为显著标志的城市生产力快速增长，逼使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进行创新性的生产关系调整。一是从建立城市现代行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在国家层面上对长期实行的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副省级或地级）—县级市的三级城市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建立中央直辖市—省辖建制市（副省级或地级）—县级市—镇级市的四级城市行政管理体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面对世情、国情等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传统“小城镇”发展到今天，只有通过改革设市制度与模式，建成一批小城市，才能显现新型城镇化巨大活力，由此创新制度性城市行政治理新空间，设置“镇级市”是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管理体制所必然会发生的一场伟大的变革。建立四个层次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是对中国长达二千余年“郡县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伟大创造，更加体现了“郡县定、天下安”的创新性新体制，是现代“郡县制”演化的高端治理形态。二是面对“撤县设区”、“撤县改市”、“乡镇合并”、“镇改街道（社区）”的改制大趋势，创新省辖建制市（副省级或地级）—管辖区市（县）—镇级市（镇或乡）—街道与社区的行政治理新体制，这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新课题。三是高度关注特色小镇的发展趋势，如浙江省2015年37个省级特色小镇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77.92亿元；实现税收53.09亿元；新增就业人员4.6万人，特色小镇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极其需要创造新的现代城镇行政治理模式，以从制度上保障特色小镇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确立中心城市最适合空间发展的精准定位，需要从最大化发挥比较优势的域情出发，通过科学合理合情规划，确定发展适合城市拥有静态优势和动态优势的经济业态，而不是单纯追求所谓政绩，“眉毛胡子一把抓”，到头来形成“同构化”竞争中的“烂尾项目”，形成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污染项目”，形成没有文化根基的“垃圾项目”，这样的教训太深刻了。实践证明，任何层次中心城市发展都需要坚持规划“科学合理合情”的六字方针，据福建日报报道：“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34亿。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规划能容纳全世界近一半人口的新城，谁来住？”；报道时，使用的标题是：“新城规划必须刹车了”。

再次，确立中心城市最适合空间发展的精准定位，在创造城市发展空间理想统筹运行生态和创造城市善治融合发展新模式中，需要深刻认识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是建成宜居宜创宜游城市。宜居就是通过实施“大花园”城市发展战略，以城市生态形象表现为天蓝、水清、山（地）绿、路洁、居净（静）为标志，形成以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为主题内容的绿色空间布局；通过建设海绵城市、森林城市等，形成有土皆绿、是水皆清、四季花香、处处鸟鸣，山在城中、城在林中、人在绿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城市新形象。宜创就是使所有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都拥有全面自由发挥才能、发挥自身优势的机遇。宜游就是通过构造山青水秀映衬的村落，显现秀色可餐田园风光，实现“一个村落即为一处景点”的目标；“一座小城镇就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公园”；一个建制市即成为靓丽的“特大旅游景区”，都成为独具影响力的让游客留恋忘返的的旅游目的地。

实施以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完美对接

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促使城市精准确立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支点或节点位置，更加突出“造极、建圈、联带、组区”的功能，使之形成的城市圈群经济合作区或经济轴带，与实施“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大战略实现精准的完美对接，以有限的国土空间开拓无限的全球市场空间。

（一）深刻认识为什么必须实现两大国家发展战略实施的完美对接

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需要开拓发展空间的内生性与实施“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需要拓展的发展空间内生性的高度契合，促使两大国家战略在实施过程中精准的完美对接。习近平同志2016年4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中，深刻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实施“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是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璀璨明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唯一抉择。2016年9月初在中国成功举办的G20杭州峰会，面对同一个世界、同一未来，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主题，针对全球发展出现的问题，中国提出的治理方案，为世界经济强劲回升指明发展方向、创新操作路径、注入新动力，成就了中国印记，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和赞赏，实现了让二十国集团打造的一个全球主要合作平台从杭州再出发，同时把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城市要在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发挥好“火车头”作用与努力拓展“一带一路”发展新空间的完美对接，需要深刻认识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在打造现代丝绸之路的过程中，需要自始至终按照党和国家确定的“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城市要把握好在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中，寻找更多区域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的国策，以开拓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要坚持同一性的经济合作，统一性的项目开发，建设性的互利共赢，“立足本地实际，找准位置，发挥优势，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果”；要“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广泛调动各类企业参与，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完美对接”新模式。

（二）实现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完美对接，需要建立持久的中国与各国的“省州”合作体制与机制

党的十八大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同时，中国省市区领导随访，在访问国与其省州进行地方领导人对话，并使其体制化与机制化，已经取得“完美对接”的成效。中国加快建立与完善省市区与更多国家州省市实现经济合作的体制与机制，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物流、商流、产能合作、教育文化、拓展农业、金融环保等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发展。如海南依托博鳌论坛，举办“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论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合作论坛”等；福建举办“首届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联盟城市论坛”等；同时借力广交会、高交会、西博会、中蒙博览会等多形式展会平台提高对接水平，加快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建立境外生产加工基地，发展收购项目等。2016年7月由中国山东省、德国巴伐利亚州、奥地利上奥州、美国佐治亚州、南非西开普省、加拿大魁北克省、巴西圣保罗州参加的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慕尼黑举行的第八次友好省州领导人峰会，在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培养更多科技创新人才，培育更强创新引领动力，及双向投资和经贸合作、清洁能源、节能减排、文化体育、养老服务、港口物流；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为中国山东省与各友好省州开辟了新的更高层次、更广空间经济合作的路径，取得新成果。还有贵州省通过推介“烟、酒、糖茶及食品”这五张“名片”，带动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区域与城市发展出口贸易等，取得“完美对接”新成效。

（三）实现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完美对接，需要城市不断强化内通外联大通道建设

实施“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需要完美对接沿带沿路国家提出的发展战略，如完美对接俄罗斯提出的由建设“跨欧亚经济联盟”转向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发展战略，蒙古提出的“草原之路”发展战略，形成“中俄蒙跨境经济走廊”等；城市则要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通过加快建立简化边境口岸手续等有效制度，以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为基本抓手，不断提高以过境运输、粮食安全、防灾减灾、能源等为主要内容的多领域“大通道”经济合作水平。

城市要实现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完美对接，需要全力提高城市立体化互联互通建设水平，全力推动国际信息流、客流、物流大通道建设；要通过定点定期的“统一品牌中欧班列”等模式，不断提高大通道“跑起来”的水平等。2016年6月国家决定实施围绕集疏运体系建设，体现运输组织创新、作业流程优化、多式联运信息共享、技术装备创新应用、标准规范统一为主要特点的第一批“一带一路”跨境集装箱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实证研究显示，天津创造的海铁与公路联运“班列模式”东与日韩、西与中亚和欧洲、北与俄蒙等连接，2016年成为环渤海最大的“完美对接”中转枢纽港；青岛列入示范线路的“胶黄小运转”集装箱短途班列、中亚跨境集装箱班列、中韩快线特许批量运输班列等，已经取得“完美对接”的明显效果。

（四）实现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完美对接，需要不断创新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模式

城市要实现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完美对接，需要以建立国际城市规划建设标准体系、打造国际城市现代服务功能体系、提升国际城市现代产业综合实力、提升国际城市现代文明水平为基本标志，由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向实施国际城市发展战略转变。在转变中实现完美对接，在“完美对接”中不断创新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模式。

城市要实现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完美对接，需要把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作为城市进行开放型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一种新模式；作为提升高端服务业发展重要途径，支撑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新模式。2016年5月国家确定10个城市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中央财政以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示范城市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对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给予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职工教育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部分，据实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等。实证研究显示，环渤海经济圈主要城市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普遍把发展服务外包作为建设国际贸易城市的突破口；深入实施服务外包综合工程，加快培育竞争优势突出的服务龙头骨干企业，加快发展创新型服务外包企业，加快打造服务外包集聚区，加快扶植特色服务外包培训机构，加快形成服务外包城市新形象。

（五）实现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完美对接，需要坚定不移地以国家总体安全观指导开放型经济活动的全过程

随着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单个城市实施国际化战略，还是城市圈群加快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都会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这样极其需要城市或城市圈群经济区，牢固确立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奉行人民利益至高无上、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信念，强化绝对忠诚和民族气节意识，在发展开放型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中，更加促使所有从业人员遵守规矩，严守纪律，实现零事故；牢固把握住“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发展方向，把发展开放型经济作为伟大新长征不可或缺的内容；牢固树立担当担责工作精神，走出去、引进来，既用好国内资源，又利用全球资源，既开拓国内市场，又扩大国际市场，既赢得外方高度信任，又取得全球贸易共赢，坚决按照国际通行法则和惯例，实现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完美对接。

参考资料

1.郭先登.创造城市发展空间理想统筹运行生态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 2016，（11）.

2.践行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现城市发展新跨越[J].环渤海经济瞭望. 2016，（4）.

3.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下枢纽型大港口发展空间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7）.

4.郭先登.在建设成熟型经济中心城市中构建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4，（2）.

5.郭先登.关于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的思考[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5，（1）.

6.郭先登.在加强合作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N].人民日报.2013-05-09.

7.郭先登.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城市规模结构的思考[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1）.

8.郭先登.环渤海经济圈在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建设镇级市的思考[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4，（8）.

9.郭先登.创造城市善治融合发展新模式研究[J].青岛社会科学.2016，（4）.

责任编辑：孙铁铭

青岛社科院专业技术职务二级岗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