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管理研究述评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企业对具有全球普适性的一般管理理论和具有情境化的特殊管理理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然而，能够担当此重任的比较管理研究却渐渐趋于沉寂，甚至开始失去学术合法性。本文从基础研究和经验性研究二个角度对比较管理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深入探析比较管理研究的问题所在，并对比较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普遍性管理理论 特殊性管理理论 比较管理的研究视角 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

引言

比较管理研究不但是落后企业向先进企业学习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者获取一般性管理理论和特殊性管理理论的重要手段。从James Montgomery（1840）开启比较管理研究至今已有近200年的时间，但比较管理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地位的获得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要比管理学合法性的获得晚近50年。管理学界普遍将哈宾森和梅耶斯（1959）的专著《工业世界的管理：国际分析》的出版作为比较管理研究获得学术合法性的标志。随着比较管理研究学术合法性的获得，不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运用比较方法对不同国家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因日本经济及企业的迅速崛起导致比较管理研究达到高潮。但是，从管理理论有效积累的角度看，运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对管理理论积累的贡献远不如运用归纳法和试验模拟法从事研究的贡献大。有学者质疑仅仅凭借研究方法相似而命名一个研究领域或者一个理论体系是否有问题，比较管理研究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合法性。因此，从经验性研究和基础性研究二个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有效探析不但是解决比较管理研究学术合法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区别并获取一般性管理理论和特殊性管理理论的重要前提条件。

比较管理的经验性研究

比较管理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不同国家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对比分析，找出不同国家企业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上的异同点，并对这些异同点的成因进行合理的解释。因此，比较管理的经验性研究涉及范围广泛，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呈现多样化特征。

從全球经济发展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及与世界融合的过程来看，比较管理的经验性研究大致经历封闭系统、自然系统和开放系统三个阶段。

（一）封闭系统阶段

1840年，James Montgomery以英国和美国的棉纺企业生产成本为研究对象，对两国棉纺行业进行研究，采用工人工资和原材料价格做为生产成本出现差异的解释变量。随后近百年时间里，学者们围绕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进行过大量研究，解释变量的多样化程度越来越高。比较经典的研究有泰勒（1912）利用生产操作程序、生产工具和工人培训作为解释变量的研究、梅奥等人（1928）利用工厂照明设施和监督来解释生产效率的研究，以及甘特（1916）利用任务和奖金作为解释变量的研究。实际上，研究者在这个阶段关注的重点是物与物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研究视角是完全理性的封闭系统视角。在具体研究方法上，这类研究往往首先构建数学模型，然而根据模型中一个或若干个变量的不同取值变化来研究对产出的影响。虽然这种以完全理性为假设构建的封闭式管理模式在后来遭到福莱特（1924）、阿什比（1956）和古德纳（1959）等人的批评，但并没有阻止白震寰（1977）、Renato Mazzolini（1981）和徐向艺（1988）等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热情。

（二）自然系统阶段

随着科斯（1937）、福佛和塞尔兹尼克（1978）等人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学者开始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改造比较管理研究，并将企业视为在大环境中求生存的个体。采用这种研究视角和观点的学者普遍将企业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异同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企业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行为作为中间变量，将企业的外部环境作为解释变量。Wiener（1956）、Morgan（1980）和福山（2001）等学者都持有此观点。目前，这类研究占有的文献比重最大。利用该观点，李军（2001）、Robert M.Verburg等（1999）进行比较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顾言慧等（2008）和Kay C.Tan（2002）等进行比较质量管理研究，以及Oiva Laaksonen（1984）和王耀光（2013）等进行比较管理模式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这类研究普遍是先构建模型，然后将模型置于不同情境中观察模型的变化。但是，在解释模型变化上始终存在一个矛盾。一类学者将文化视为众多解释变量中的一种，另一类学者将文化视为隐喻。总体来说，这些研究普遍关注在不同环境中不同功能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三）开放系统阶段

巴克利（1967）提出组织是具有自我维持能力的开放系统，这种维持能力的基础建立在对环境中获取资源的加工。进一步，庞蒂和米特洛夫（1979）认为，是这种加工资源的不同导致企业组织结构、运行和特征的不同。这类学者将企业管理的不同特征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信息流、物质流和能量流作为关注重点，将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作为解释变量。持这类研究观点的学者往往将权变、熵、惯例、组织特征和制度等概念作为研究重点。斯科特（2010）利用制度为分析单位，对不同情境下组织的结构与行为进行比较分析、惠特利（2004）和青木昌彦（2001）利用制度为分析单位对不同国家商业体制进行比较分析、乐国林（2010）以文化资本为分析单位对不同企业的成长进行比较研究、纳尔逊和温特（1997）以惯例为分析单位对不同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目前，这类研究尚处于开拓阶段，有效数学模型还没建立。罗珉（2006）和刘洪（2011）认为高度复杂性和自组织等概念是目前研究的重点，而混沌理论和模拟技术是未来解决问题的途径。

比较管理的基础性研究

一个学术领域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重要标志是这个学术领域是否拥有研究范式。因此，一个研究领域中从事范式的研究都可以归入到基础研究范畴。从现有文献来看，在比较管理研究领域从事基础研究且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六项：

哈宾森和梅耶斯（1959）的研究。他们通过对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十二个国家的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后提出企业是一个输入输出系统，高水平的管理输入是高水平产出的前提条件。企业的管理行为、管理任务、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是解释变量，而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收益是被解释变量。在这个过程中，哈宾森和梅耶斯并没有对环境对企业的影响给予关注，也没有对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给予过多关注，只是将企业视为一个封闭的输入输出系统，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封闭系统研究视角。

法默和里奇曼（1964）在对不同国家企业管理的比较研究基础上，提出将管理效率和企业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管理过程诸要素作为中间变量，将企业环境中的制约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虽然法默和里奇曼模型是对哈宾森和梅耶斯模型的有效扩展，但受自然选择理论的影响较大，仅仅将企业视为一个在环境中求生存的个体，是自然研究系统视角。

尼希根和艾斯塔芬（1971）将管理效果和企业效果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管理实践作为中间变量，将环境因素作为调节变量，将管理哲学和环境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与法默和里奇曼模型相比尼希根和艾斯塔芬的最大进步在于将企业视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而不单单是被动接受自然选择的个体。另外，企业不再是一个封闭系统，环境因素不但是企业的输入，而且对企业管理过程和管理效果也具有影响作用。可以说，他们的研究视角处于自然系统研究视角向开放系统研究视角的过渡区域。

孔茨（1969）基于管理移植的目的提出一个比较管理分析模型。孔茨模型将企业效果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管理实践和非管理实践作为中间变量，将管理科学理论、企业职能科学、人力与物力资源和外部环境作为解释变量。虽然孔茨将管理科学理论作为解释变量，但是，在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对中间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是单向的，依然遵从理性封闭系统的研究思路。

麦肯锡公司在2006年提出一个7S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经营结果是被解释变量，共同价值观、制度、风格、人员、结构、战略和技能共同运行的效果是解释变量。7S模型首次将系统论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引入到比较管理研究范式的构建中，但在环境对七要素的影响方面没有做出过多解释，遵从的是自然系统研究视角。

黄群慧（2009）提出一个综合比较管理模型。在模型中，企业绩效是被解释变量，管理方式和管理绩效是中间变量，环境系统和组织系统是调节变量，环境系统、最高管理层、组织系统和管理知识是解释变量。同时，组织绩效与环境系统、管理知识、最高管理层和组织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关系。从逻辑角度看，黄群慧模型的最大特点在于关注企业与环境，以及企业内部各关键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属于开放系统研究视角。

比较管理文献的现存问题

第一，研究者之间缺乏合作。比较管理研究文献存在一个明显特征是即使同时代研究，彼此也是相互割裂。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采用机械式思维方式，简单地将比较方法应用到原有的研究领域，而不是运用比较研究思维方式或者原有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去完善其他相关学者的研究，难以使现有比较管理研究理论得到有效整合和积累。

第二，研究方法应用混乱。通过对文献研究发现，绝大部分文献在针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时采用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杂乱无章。在研究过程中，即使被解释变量相同，解释变量、中间变量和调节变量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研究效度问题，许多研究没有对研究工具的效度进行讨论，也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来保证研究效度。

第三，没有明确的前提假设。所有科学研究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是有界定清晰的前提假设。在比较管理研究领域能够对企业组织和管理提出明确前提假设的文献不多，这些文献在将比较方法应用到原有研究领域时往往将原有研究领域中的前提假设做为暗喻来使用。这种做法目前已经成为比较管理研究中的通行规则，对比较管理理论的有效积累构成严重威胁。

第四，研究对象、研究过程、解释变量和研究目的之间缺乏清晰的逻辑关系。通过文献研究可以发现，现有比较管理研究文献大多属于经验性研究范畴。这些经验性研究对研究对象选择的随意性较强，对研究对象进行清晰界定的不多。对解释变量、中间变量和调节变量的选择出现多样化的趋势，而且多样化程度越来越高。

第五，缺乏被较多学者所接受的研究范式。從文献研究看，相当部分文献还处于描述阶段，没有对已有的研究范式进行检验。这种研究乱象直接导致比较管理研究文献出现碎片化特征，难以形成有效的理论知识积累。

结论

明确且有效的研究对象选择标准、界定清晰的研究对象、恰当且能够保证效度和信度的研究方法、彼此之间具有严密逻辑关系的概念框架、结构良好的可操作性变量以及较为精确的测量不但是一门学科正确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是评价一门学科是否具有学术合法性地位的首要标志。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衡量目前的比较管理研究文献，比较管理研究的确还不具备学术合法性。

因此，未来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比较管理研究范式的构建方面。重点要解决“为什么比较”、“比较什么”、“如何比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是比较管理研究获得学术合法性且能够进行有效理论知识积累的前提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比较管理研究对象的界定策略和途径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决定比较管理研究选择问题及回答问题的原则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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