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女性形象审美分析

隋雪纯，边家珍

（山东大学，济南 250010）

《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女性形象审美分析

隋雪纯，边家珍

（山东大学，济南 250010）

《晋公子重耳之亡》是《左传》中的经典篇章之一。从审美视角分析文本中姜氏、僖负羁之妻、怀嬴、赵姬、介之推之母五位女性所反映出的深厚个人修养与卓越政治胆识，探索人物形象之美背后的成因，揭示其中蕴含的文化品格，有助于更全面地展示春秋时期女性的生存状况与精神风貌。

晋公子重耳之亡；女性文学形象；审美；文化品格；左丘明

《晋公子重耳之亡》是《左传》中的叙事名篇，更是中国古代早期史传文学的经典篇章之一。文章主要叙写晋公子重耳自流亡十余年直至归国的丰富经历，使一位名垂千古政治家的成长经历跃然纸上。文中不仅细致地描摹晋公子及子犯等主要男性形象，也有意识地对诸多女性人物倾注精彩笔墨，呈现出春秋时代女子的别样风姿。其中，姜氏、僖负羁之妻、怀嬴、赵姬、介之推之母五位人物体现出了中国春秋时期贵族女性的文化品格，也成为中国古代理想女性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左传》女性主题研究中，大多根据全书女性形象作整体分析，而针对单篇文章作人物探讨则尚不多见，本文拟通过对《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的文本分析与阐释，对卷轴中的五位典型女性形象予以审美探究，力图将其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中予以观照，并进一步对左丘明的女性观念和创作心理予以揭示。

一、姜氏：富有远见卓识的知性之美

“齐姜，齐桓公之宗女”。[4]P76晋公子重耳到达齐国后，具有政治联姻意识的齐桓公便将姜氏嫁给他。左丘明通过史实再现的方式，将姜氏的大局观念和通情达理的贤明形象鲜明地刻画了出来：在蚕妾将所窃听关于辅佐重耳的士人密谋劝重耳出齐国的内情告知自己时，姜氏选择将蚕妾灭口，这体现了姜氏深谙“事以密成，语以泄败”[1](P52)政治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作为与政治生活密切接触的宫廷女性杀伐决断的智慧和敏感。同时，姜氏又帮重耳树立了他的奋斗目标。当重耳“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2]P406时，姜氏并非因得以与重耳耽于儿女情长而欣喜，而是明智向他指出“行也”[2]P406的道路，用理智、冷静的心态为重耳着想。“怀与安，实败名”[2]P406，姜氏并未因一己之愿挽留重耳，而是旁征博引，采用“莘莘征夫”的实例、《诗经·郑风·将仲子》等周诗的警戒之语、管仲治国之方等作论据，逻辑清晰、态度坚决地对重耳进行劝诫。在“公子弗听”的情况下，姜氏果断采取“与子犯密谋，醉而遣之”的办法，将重耳送向远行立业的道路。若无此“遣之”，重耳回国便无法被提上日程，此后其战胜各诸侯国并成为春秋霸主，“诸侯莫之能难，尊天子于衡雍”[3]P156的崛起盛况更无从谈起。深通情理，舍一时之欢，体现出姜氏的远见和理智。甚至可以说，重耳能够成为历史上春秋五霸之一，姜氏功不可没。

姜氏是《晋公子重耳之亡》一文中第一个展开详细描写的女性形象，作者有意识地突出姜氏在重耳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西汉刘向《列女传·贤明传·晋文齐姜》评价姜氏“洁而不渎，能育君子于善良”[4]P67，充分肯定了姜氏在青年重耳成长中的作用。而清代范照藜在《春秋左传释人·妇人考》中则称赞姜氏“真可谓女中之雄矣！”[5]P24应当说是看到了姜氏并非立足于小家的幸福，而姜氏统览大局，“言行不怠。劝勉晋文，反国无疑。公子不听，姜与犯谋，醉而载之，卒成霸基。”[5]P24不贪图眼前之相聚，舍弃暂时之欢，想重耳之所未远虑之霸业与政治远景，充分表现出姜氏不凡的政治意识、大局观以及贵族女性的学识修养，尤其是在这一阶段重耳贪图安逸的不成熟表现的衬托之下，姜氏的卓识之美更趋显明。

二、僖负羁之妻:审时度势、见识非凡的理智之美

春秋群雄争霸中，曹国处于朝不保夕的地位，礼乐教化落后，缺乏对未来政治格局的预判，曹共公对当时流亡公子身份的重耳持轻蔑态度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僖负羁为曹国大夫，而僖负羁之妻这一人物形象是在“观其骈胁”事件发生以后被引出的。流亡到曹国的重耳受到曹共公的轻慢，“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2]P407曹共公听闻重耳腋下肋骨连成一片，便不顾礼节，观其洗浴。戏谑荒唐的场景中，显示出曹共公的低级趣味和对重耳人格的侮辱。对此，具有非凡见识的僖负羁之妻颇为忧虑，她对丈夫说：“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公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2]P407由对晋公子侍从的观察出发，判定重耳前途，并由此推断曹国必将成为重耳返国后的第一个征讨对象。其语言逻辑论证环环相扣，足见僖负羁之妻缜密的思维能力及非凡的预见力。从行文安排上看，作者似乎有意识地将僖负羁之妻“一介女流”的审时度势、理智深思与曹共公的轻浮无礼、见识短浅加以对照，既有遵从客观历史事实的需要，也格外突出了僖负羁之妻成熟的政治意识，彰显了女性的智慧之光。

基于僖负羁之妻对重耳的清晰认知和准确预见，僖负羁“乃馈盘飧，寘璧焉”，向重耳示好，与曹共公的轻慢之态迥然不同，以免日后遭受僖负羁之妻所预言的灾祸。尽管最终“公子受飧反璧”[2]P407，但这一极具远见的馈礼举动，使得“文伐曹国”时僖负羁家族“卒独见释”[4]P115。据《列女传·仁智传·曹僖氏妻》记载：“及公子反国，伐曹，乃表负羁之闾，令兵士无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闾者，门外成市。”[4]P115重耳顺利返国并攻打曹国的历史事实，与僖负羁之妻的预判几乎完全吻合，其敏锐的洞察力与卓越的见识又于无形中得到昭彰。对此，刘向给予僖负羁之妻以极高的评价：“僖氏之妻，厥智孔白。见晋公子，知其兴作……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谓僖氏之妻能远识。”[4]P115

三、怀嬴：自尊之美与启迪者的形象

实力强大的秦国是重耳流亡途中抵达的最后一个国家，也是重耳人生中极为关键的所在。在这里，他获得了秦穆公的支持，并遇见了另一位对他有深刻影响的女性——怀嬴。

怀嬴是秦穆公的亲女儿。据《国语·晋语四》载秦穆公之言，说“寡人之嫡，此（指怀嬴）为才。”此前曾是来秦国作人质的晋国太子圉之妻，后来太子圉私自从秦国逃回晋国，而怀嬴一直未离开秦国宫室。《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详细记载了圉逃走前与怀嬴的一段对话：“晋大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子，晋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遂逃归。”[2]P394

从怀嬴的话语可以看出，她有着明确的“外交”意识，也难怪秦穆公有言“寡人之適，此为才”[14]P394，视怀嬴为“才女”了。

秦穆公大概预见到重耳能成为安定晋国的国君，基于政治联姻的考虑，他向重耳“纳女五人，而怀嬴与焉”[2]P410。这里，秦穆公没有突出嫁怀嬴的“题目”，或者说有意识地弱化、模糊嫁怀嬴之事。《国语·晋语四》中记载，秦穆公后来解释了这种做法的原因：“子圉之辱，备嫔嫱焉，欲以成婚，而惧离其恶名。非此，则无故。不敢以礼致之，懽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14]P333因为怀嬴此前为晋国太子圉之妻，怕舆论于她不利才如此行事的。

可能正因为秦穆公的低调嫁女以及怀嬴的再嫁身份，一开始重耳并没有把怀嬴放在眼里。《左传》著者左丘明采用一个深刻而鲜明的细节描写对怀嬴予以刻画：怀嬴“奉匜沃盥”，侍候重耳；但重耳只是“既而挥之”，以敷衍、不恭的态度对待怀嬴。这一举动招致怀嬴的不满与反抗：“秦、晋匹也，何以卑我？”[2]P410在男尊女卑、秩序等级盛行的春秋时代，一个媵妾敢于向自己的夫君抗议，实属勇敢之举。怀嬴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争取自己的人格尊严，以秦晋政治地位联系自我家庭，在申明两国关系的同时，也阐清了自己的家庭地位，自尊自爱，以理服人。

怀嬴不仅是一位自尊的女性，在重耳的生命史上，她更像是一位启迪者，一个老师式的人物。其义正辞严的反抗使重耳醒悟和成长，话虽简短，却具有多方面的意义：第一，秦国与晋国实力匹敌，提醒作为晋国国君的重耳应该把秦国放在合宜的位置并予以重视，轻视怀嬴，即轻视“秦晋之好”，事实上破坏了秦晋之间的友好和睦；怀嬴之意，重在提醒重耳正确处理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第二，教给重耳如何做人。怀嬴虽为妾，但也应得到人格上的尊重。而最终“公子惧，降服而囚”，可以说怀嬴达到了目的。在品行和价值理念的提示和教导方面，怀嬴和姜氏起到了不分伯仲的作用。后来的晋文公重耳在任贤、得人方面颇有平等的尊重意识，应当说与怀嬴所带给重耳的启示是分不开的。重耳在夺取政权，平定瑕甥、郤芮之乱后第一个迎回的便是怀嬴，他对怀嬴的重视与敬意可见一斑。

四、赵姬：树邦国之典范，豁达包容的大义之美

重耳回国以后面临着理顺社会秩序、稳定国家局面问题，赵姬作为晋文公的女儿和重臣赵衰的妻子，自觉承担起了表率作用。文中用固请叔隗回国和立赵盾为嫡子两件事来集中体现赵姬这一人物的品格。

固请叔隗回国一事，体现出赵姬的传统礼义观念和极强的包容性。文中引用赵姬的话说：“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2]P417按照赵姬的思想观念，男子不应当因为自身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而忘记糟糠之妻。如果这么做，今后如何能够命令他人和治理国家呢？天下人内心必然不会顺服。因此，“固请，许之”[2]P417。这里，作者通过设问方式来增强人物语言的语气，有力勾勒出了一个为邦国着想的贤妻形象。

如果说，固请叔隗和赵盾回国只是出于对礼法观念的承袭，立赵盾为嫡子一事就足以表现赵姬的理性与卓越的立贤观念。中国古代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立嫡以长不以贤”，这极易致使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国家因为嫡长子的无能走向衰败与崩溃。但赵姬对子辈的才德具有理性、公允的评价，因此基于“以盾为才”的认识，“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甚至“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2]P417她认为赵盾颇有才干，因而极力向丈夫赵衰请求重用赵盾，并以赵盾为嫡子，让自己的三个儿子位居赵盾之下。而且，将正室之位甚至让给叔隗，自己甘居其下。赵姬的立嫡之虑为整个家族乃至国家利益而非一己私利，客观上起到了引领晋国社会立贤、恭让的良好风气的作用。

左丘明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相结合的手法，烘托语言的表现力，将一通情达理的赵姬形象和盘托出，其状其貌生动可感，人物形象极富深明大义之美。赵姬得宠而不忘旧以及看重才干的美德,也应对其夫君赵衰有良好的影响。刘向《列女传》记载赵衰这样评价赵姬的重要性：“微君姬氏，则臣狄人也，何以至此！”[4]P81而后世有关《左传》的论著也对赵姬恭而有让的美德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肯定。如《列女传·贤明传·晋赵衰妻》评价赵姬：“《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赵姬之谓也。颂曰：赵衰姬氏，制行分明。身虽尊贵，不妒偏房。躬事叔隗，子盾为嗣。君子美之，厥行孔备。”[4]P81《春秋左传释人·妇人考》中则称“姬不惟能让且能识人，可谓才且贤矣”[5]P27，赵姬美行流传后世，也为中国古代女性温良恭善的美德规范树立了尺度。

五、介之推之母：情浓爱子、理解支持的亲情之美

介之推是陪伴晋文公流亡时期主要人物之一，《晋公子重耳之亡》以对介之推与其母的描述作结。在介之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其母承担了参谋与陪伴的角色。在介之推受“不言禄，禄亦弗及”[2]P418的困扰时，其母鼓励介之推向晋侯申明自己求禄的愿望以实现仕途理想，“盍亦求之，以死谁怼”的问句显示出启迪和引导的倾向：何不也去请求封赏以谋取功名呢？若不主动要求，即使是因为这个死去,也怪不了他人。而在介之推申明“且出怨言，不食其食”[2]P418，不愿意再接受晋侯所赐的俸禄时，其母又能平静言道：“能如是乎？与女偕隐。”[2]P419其中“能如是乎”一句殷切的关心之语，道出慈母的关怀之心；云淡风轻的“与女偕隐”，实深含自然安恬的心性和与子偕行的意愿。

作为母亲，她理解自己的儿子介之推长期跟随重耳流亡历经的艰辛与困苦，更懂得儿子作为一介忠臣被遗忘内心产生的悲愤与失落，因而对儿子的话先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依然表明了与儿子一起归隐的态度，最终跟随介之推归隐深山，过着“负釜盖簦”的生活[3]P230,直至死去。纵观其言行，无论是最初奉劝介之推将求禄之意告知于晋侯，还是支持并随介之推归隐，其出发点都在于对儿子内心所向的引导和成全。介之推的母亲并未对其子的声名地位有苛刻的要求，而是淡泊功名利禄，尊重儿子的人生选择，与其同甘共苦，不汲汲于荣华富贵，母爱深浓。

在介之推母亲对介之推人生选择的平静态度中，我们不难读出其作为母亲对介之推的支持和理解，对物质、金钱和地位的疏离。这样的价值取向应当深深影响了介之推，成为其在“上下相蒙，难与处矣”[7]P500的政治环境下敢于全身而退、保持君子自尊的支撑力。从“以记吾过，且旌善人”[7]P501之语来看,介之推母子所树立的士人道德标杆，无疑引发了晋文公在如何对待贤才问题上的思考。文公所提出的“三行赏”说（据《史记》记载：“……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阙者，此受下赏。’”），也有可能是基于介之推事件后的反省和在人才笼络上的方略创新。

余论

（一）《晋公子重耳之亡》女性形象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精神

能够进入中国传记经典的女子，是那些被认为在特定历史时刻的某个标准领域内做出了明智选择并有所成就的人。[8]P305《晋公子重耳之亡》塑造了一组风姿绰约的妇女群像，其中，以上所述的五位典型女性形象尤其鲜活生动，皆为体现善与美的正面人物形象。她们能够在林林总总的事件中，以其独特的处事方式化解矛盾，不仅敢于表达自己对家庭以及社会事务的意见，而且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的事件，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展示出各自深厚的个人修养与卓越的政治胆识，符合儒家思想对女性求善、求美的规范及道德要求。

与此同时，《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作为反映重耳逃亡、成长的文本，详尽记录了重耳复国道路上的历史过程。重耳由一个心智不成熟的青年成长为德才兼备的统治者，其生命历程必当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他所经过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许多人物随之出现，他们都在极力说明重耳这一人物日后会成为晋文公[6]P20。在这一层面，重耳身边的贵族女性以特有的品格塑造了重耳的人格：齐国姜氏深谋远虑，勉励督促重耳不耽溺于贪图享乐；秦国怀嬴自尊自爱，给重耳以尊重、平等的意识；赵姬深明大义，为贵族女性树立了以贤为重的人格榜样；介之推之母用陪伴介之推归隐的高节，应当说也对重耳对待贤才的态度有所影响。

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晋公子重耳之亡》中女性所体现的文化品格，是春秋时代精神的产物和重要构成部分。春秋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随着周天子统治权威的丧失，旧的“天命”观念发生动摇，人的作用和价值开始受到重视。[9]P18与此相对应，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宗法伦理对女性的人身束缚有所松绑，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事务参与度有所提高，作为男性命运共同体而非简单附属物，她们成为社会历史的重要书写者。同时，儒家等学派力求通过教育活动扩大其影响促使各类著述、经典进一步传播，提高了女性的素质，从而使她们具有了远见卓识、审时度势的理性头脑和邦国责任意识，以及豁达包容的知性美的文化品格，也正是这些素质使她们具备足够的认知高度与政治意识，从而参与到男权社会的政治事务当中。

（二）从《晋公子重耳之亡》看左丘明的创作思想和女性意识

从著者左丘明的创作思想上看，记载姜氏、僖负羁之妻、怀嬴、赵姬、介之推之母等具有优秀品格的女性，是其思想观念的某种体现。首先，在政治观上，左丘明以德为原则，以礼为规范；在人生观上，左丘明主张人有忠、孝、信、善、谦等品质；在思想趋向上，左丘明与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具有一致性。而史家的史料选择也必有其主观因素的参与。因而，受自身政治观、人生观、思想趋向的影响，符合以上这些积极品质的历史人物即成为左丘明记叙与肯定的对象，于是姜氏、僖负羁之妻、怀嬴、赵姬、介之推之母等符合上述美德的女性自然在春秋女性群体中被着重凸显出来。左丘明在这一问题上显现出了对叙述历史人物的公正态度以及对姜氏等人所体现出的文化品格的赞许。被司马迁誉为“鲁君子”[7]P251的左丘明具有超越时代的认知能力，尽管身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15]P174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他仍能以一个史官而非男性社会成员的视角对历史加以公正叙述和阐释。对上述五位女性形象的重视与描写，彰显了左丘明不同凡响的著史意识，更体现了他超越时代的女性观，即对女性历史地位的正视，以及对她们人生选择、思想品德的理解与敬重。

（三）左丘明创作宗旨和女性观对后世的影响

《晋公子重耳之亡》主旨在于揭示晋文公作为一代春秋霸主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得人”，不只包括大臣，还有他所遇逢的各类女性。而这些女性在左丘明文中给予较多的笔墨，有意识地通过神态、语言等全方位进行展示。通过文本细读，我们不难推测其中的细节，例如其中的人物对话等，是基于历史事实进行文学加工、提高、创造而成，所以显得尤为突出和生动,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生动结合。

左丘明对以上五位历史女性形象的审美刻画，折射出“春秋时代勃发的生命气息”[10]。《左传》女性人物形象瑰丽多奇的超时空艺术魅力、文中褒善颂美的处理方式对后世叙事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1]，具有在记史片段中重视女性角色参与的开创意义。作为“万世古文之祖”的左丘明，其作品《左传》为历史记叙类文体作了极佳的榜样，即充分重视个体的存在，对女性的历史参与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

《晋公子重耳之亡》所揭示的贤淑端良的女性群像及对她们所体现出的美好品格的肯定，也为后代史家所认同。如东汉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中将赵姬归入与介子推、孙叔敖、百里奚等同类的“上下”等[12]P588，将姜氏归入与烛之武、蹇叔同类的“中上”等[12]P588。又如清代顾栋高编纂的《春秋大事表·烈女表》中将赵衰妻、介之推母纳入“节行”，将姜氏、曹僖负姬之妻纳入“明哲”加以褒扬等[13]P6，无不显示出这些女性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价值。

综上所述，《晋公子重耳之亡》中典型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描摹，客观地揭示了春秋时期女性的社会家庭生活和文化品格，有助于读者更好领略春秋时期女性所独具的人格魅力及背后投射出的时代风貌，对当今充分认识和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女性在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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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2

A

1671-4288(2017)03-0072-05

2017-03-23

隋雪纯（1997-），女，山东潍坊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学生；边家珍（1965-），男，河南杞县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

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