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挽歌
——孔乙己悲剧形象再探

孟令军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个体的挽歌
——孔乙己悲剧形象再探

孟令军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孔乙己人物形象具有繁复多义性的特点，在不同时期对孔乙己有着不同的解读。从历史人文主义视角重新审视孔乙己，我们发现：作为深受儒家影响的代表，孔乙己通过窃书事件表现了对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愤懑，同时他不拖欠酒钱有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并且分豆给孩子吃还表现出他具有一颗善良的爱心。然而，处在社会的转型期，他既迂腐又好吃懒做，难以接受新观念、新思想，在新旧文化交织中孔乙己注定是一出悲剧。

《孔乙己》；悲剧；个体发展；社会发展；

1 多义繁复的孔乙己

《孔乙己》这篇小说是鲁迅在五四运动前继《狂人日记》之后写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文中刻画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悲惨人生际遇。伟大的文本本身就具有着多义性的特点，我们很难仅仅凭借几个标签就能够对其盖棺定论，《孔乙己》自从发表时起，就不断被解读发掘出诸多的文本含义。多样性的文本解读是优秀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同时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红楼梦》《哈姆莱特》《阿Q正传》等伟大的篇章是这样，《孔乙己》同样也如此。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着力凸显了“封建科举制度” 在孔乙己悲剧中的作用；刘绶松从阶级属性上对孔乙己进行新的解读；夏志清和司马长风身在海外，指出了孔乙己在文化巨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文化认同上的“酸味” 和“矜持” 等特点；唐弢开始把人置于“中心位置” 上，人的主体性开始获得了张扬；钱理群则强化了孔乙己作为知识分子， 其社会地位的沦落与人生命运的悲剧。[1]由此可见，不同时期对《孔乙己》有着不同的解读，都会受到当时社会语境这么一个不可抗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能妄言孰对孰错，因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原本就不能用对错来评定，它只是不同时期下的研究解读，不同的研究成果相互碰撞交流，由此形成交织的动态发展景式。对宏大政治的反驳诚然是五四时期伟大作家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不过在现代、后现代视域下，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人们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对《孔乙己》的解读也应该关注孔乙己作为个体性的悲剧，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封建制度批判的维度上。除此之外，这种对个体性的研究探讨，对个体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如何存在更具启示价值。

2 包罗万象的咸亨酒店

鲁迅把孔乙己的事件集中在了咸亨酒店。知微见著，酒店作为一个流动性比较大的场所，里面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有，绘织成一幅出色的社会图景。其实一座小小的酒店就是整体社会的缩影，它可以生动形象地呈现出在封建社会制度下人们的日常生活面貌。作为同样是在酒店完成的故事，话剧《茶馆》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创作的一部不朽的名著，全剧以老北京一家大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向人们展示了从清末到抗战胜利后的50年间，北京的社会风貌及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命运。较之于《茶馆》，《孔乙己》这篇文章更具有针对性，《茶馆》塑造了性格耿直磊落的常四爷、反面角色刘麻子、精明油滑的王掌柜、胆小怕事但心地善良的松二爷等诸多性格鲜明的角色，在《孔乙己》中，鲁迅倾注主要笔力去塑造孔乙己的形象，透过侧面人物的烘托，使孔乙己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突出。仔细品读《孔乙己》，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鲁迅对封建科举制对人们戕害的批判，更可以体会到他会对孔乙己这样一类知识分子所怀有的悲切情感。

《孔乙己》在开篇就先讲述了做工的不同，泾渭分明的划成短衣帮和长衣帮。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各自的圈子，并且在生活方式上二者也有所不同：生活在底层下的人们为了生计忙碌，买酒解乏是为下次的劳作做准备，因此短衣帮“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相较而言，长衣帮则显得阔气些，“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与短衣帮有所不同，长衣帮的人们会踱步走近酒店，买些下酒菜，坐下来细斯条理的喝酒。在喝酒的人中，孔乙己是唯一一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这使他既有别于短衣帮而又不融于长衣帮。他看似两者兼有，既穿着长衣帮的长衫又像短衣帮那样站着喝酒，但实际上，他处于两者之间的一个尴尬位置：孔乙己既不属于短衣帮，也不属于长衣帮，作为异类的存在物，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中找不到容纳他的圈子。

作为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我是一个叙述者，因为不会说话办事而被安排到温酒的差事。鲁迅以孩子的视角去审视酒店(社会缩影)，不仅可以直观感受社会所处的压抑环境，更能洞察在社会大环境下孔乙己的悲惨人生境遇。同时孩童的视角又带来无所顾忌的特点，因而使得行文自由流畅，更便于表达作者冷峻而热烈的情感。“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2]

孔乙己的存在能使人们单调乏味的生活变得快乐，但没了他的生活也照样过，他不过是人们饭后的谈资，餐桌上的笑料，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存在。除非是欠账还没有还，否则的话没有人会想起还有孔乙己这样一号人物，孔乙己很长时间不来酒店也是在掌柜结账的时候发现的。掌柜的询问喝酒人关于孔乙己最近的事迹也是轻描淡写的问上那么一两句，与其说是询问倒不如说是为了让喝酒人说下去而说的话，没有人去关心孔乙己的生活状况，孔乙己与他们的生活无关。知道孔乙己被打这件事更多的是出于无聊打发时间的目的，而不是出于情感上的关怀。对酒店来说孔乙己只是生活的调剂品，可以活跃氛围，打破酒店单调沉闷的氛围，带来几声欢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3 人文主义视域下的孔乙己

与从社会层面研究有所不同，人文主义研究更关注人性和人的价值，它不是从宏观政治叙述角度探讨社会环境和个体的矛盾，而是从微观切入重新审视个体存在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主义不关注社会环境的作用，而是说比之于探究社会对个体的影响，它更乐于去发掘人物形象中闪耀着的人性光辉和个体存在的意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反观孔乙己的悲剧形象，对处于价值多元当下的个体无疑具有反思作用。

(1)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

从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孔乙己是有姓氏的，只是没有名字。孔乙己是“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因此他名字的由来具有随意性。虽然孔乙己和鲁迅笔下的阿长、祥林嫂等人一样，是生活在底层被欺侮的人，但他有着独特之处，那就是孔乙己是一个文化人。无论是保姆阿长还是《祝福》里面的祥林嫂，他们都是属于没文化的一派，也正如此，阿长才会背后说他人坏话，祥林嫂才会省吃俭用为土地庙捐门槛，做出一些无知的举措。作为文化人的孔乙己则与他们不太一样，他“满口之乎者也”，遵循着儒家伦理要求，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

姓氏是一个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和符号，是身份认同的象征。儒家提出的名正言顺，它讲求名分的重要性，绿林好汉之所以言称“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看重的就是名字所被赋予的责任和担当。名字的赋予不只体现了家人的期望，更是对传统文化惯例的延续。孔乙己姓“孔”，而不是其他姓氏，他和孔子的姓氏一样，从这个角度上说，孔乙己不只是作为个体存在，它是一个指称，代指了被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的万千大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姓氏不仅是血缘关系维系的纽带，更是传统文化承续的象征。普通的寻常大众不会被载入史册，名垂不朽，因此名字就显得有些随意；但大众又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孔孟文化深刻的影响了古代人们的言行举止，风俗观念，无论是日常生活的“善”“孝”，还是庙堂之上的“忠”“仁”，儒家思想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因此，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代表——孔乙己的姓氏被突出强调了出来。

“内圣外王”，内在道德胜过外在仪表，儒家看重的是内在修养，只有不断提高自我的修行才会做到“外王”的境界。孔乙己在听到有人对他说脸上添新伤疤的时候并不以为意，他并不看重外在的穿着打扮，而在听到说是因偷东西被打的时候孔乙己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睁大了眼睛，涨红了脸，额头上青筋道道，竭力去争辩：“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穷守着封建文化观念，他深受封建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潜移默化的成为他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他对华丽的外表不以为然，但对品性看得比谁都重要，这一点又和鲁迅塑造的另外一个优秀人物有所不同——阿Q在遇到比他强的人物时时常认怂，他把自己看得低贱以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哪怕是吃了亏也通过“精神胜利法”获取慰藉。而孔乙己在遇到侮辱的时候不会诺诺不前，他奋力驳斥对他持嘲笑态度的人，哪怕这种努力只是一种徒劳。孔乙己维护着儒家思想，他可以不在乎物质层面的享受，但决不允许他人对自己做出侮辱人格的事。

(2)具有道德操持的知识者。

孔乙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只是因为处于当时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学识考取功名，获得仕途。他依靠着替人抄书赚取营生获得生活报酬，而自身又有着“好吃懒做”的习性，因此他经常会在消失的同时顺手带走别人家的纸张笔砚，偷窃的这些看似不太值钱的东西。当然，无论是“窃书”还是“偷书”，其根本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把本不属于自己的书转到了自己手里。孔乙己是旧时代比较迂腐的读书人，他以为转化一下词语就会不同，用一些语言来掩饰自己的偷窃行为。孔乙己所偷盗的不是金银珠宝、翡翠首饰，不是贵重物品，而仅仅是书。孔乙己有着自己的道德操守。或许在孔乙己看来，真是“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说孔乙己是小偷似乎又不太符合他的行为：在咸亨酒店孔乙己的品行比其他人都好，“从不拖欠”，哪怕是没了现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肯定能够还清，他是一个守信用的食客。身为读书人不能够依靠自己的学识获取经济来源，仅凭借抄书这种机械重复的苦劳力，生活上的困顿，内心的不平衡，再加上好吃懒做的习性，孔乙己靠着小偷小摸赚取点营生，但在窃书之外，孔乙己还秉持着一个文化人的底线，饭钱不会拖欠不还。同时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底层人，孔乙己不可能像革命者那样具有长远的谋略、深邃的洞见，他眼光短浅，政治觉悟不高，只关注当下的生活，因此对孔乙己来说，书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寄托而不是简单的偷来换取钱财的物品：以往的仕途可以凭借读书来获得，如今这条路被断了，读过的书只能逗趣，在孩子面前获得存在感。知识分子寒窗苦读终有所得，穷尽了大好青春获得的知识现在却被弃之如敝履，被一些不识字的人嘲笑，甚至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这辛苦换来的知识又有何用？自己的价值又何在？因此，比之于说“窃书”事件是对孔乙己的嘲讽，倒不如说这更多的是表现了孔乙己们不能依靠读书获取功名前途的一种愤懑情怀。

孔乙己在面对别人的质疑时会表现出“不屑置辩的神气”。这种不屑也透露出他作为文人的骄傲姿态，虽然现在的知识比不上劳力换取的报酬，但文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性仍影响着他。在被问及为何没有考中个秀才时，孔乙己就显得比较慌乱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代文人墨客只有在仕途不顺时才会想要退隐，功名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也是衡量一个读书人成败与否的重要准则。古代科举制度下，有乡试，会试和殿试之说，在乡试之前，学道内有童子试之说，童子试过关就是秀才。这样看，秀才只是最初的级别，但是孔乙己面对质疑时支支吾吾说不出话，甚至说了一些不甚明白的古语，这说明孔乙己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废科举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3]科举制的废除确实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我们不应只看到科举制的废除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更应当看到这一举措实施后对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文人的致命打击。从微观个人的角度来看，孔乙己作为清末民国初期的人物，他接受封建观念文化，但在价值观念被塑形之后又经历了新革命的洗礼，思想观念难以转变去适应变革了的社会，他不只是夹杂在短衣帮和长衣帮之间难以找到自己的组织，更是在社会转型期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园地。像孔乙己这样一类的知识分子，他们无力抹掉旧社会的烙印，又接受不了新观念、新思想，在处于变动的社会里，他们注定是一群被排挤的“异乡人”，注定是要上演一场人生的悲剧。

(3)立体可感的落魄文人。

孔乙己知道自己不被大众理解，他不想甚至是不愿意和那些没有文化的人聊天，而把视角转向了孩子：毕竟孩子的智力不如他，孔乙己可以通过炫耀不多的学识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只有在孩子面前，他才能得到尊重，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存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他迫切的想要得到认可，即使是在“我”不搭理他的时候，他仍会恳切的说茴香豆的“茴”字写法。孔乙己在教“我”识字时并不是真正的教学，而是想要在别人的嘲讽中寻求同伴，找到安慰。当他听到我说出“茴”字的写法的时候，“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 虽然这回应来自一个小伙计，虽然这回应是漫不经心的，但有回应总比没有要好，这至少表明在文化方面他得到了反馈。紧接着他又提出“茴”字的四种写法，兴高采烈的模样活像一个孩童，在我表示出没兴趣之后又失落而返。鲁迅通过“恳切”“极高兴”“叹一口气”“惋惜”等一系列形容词来表现孔乙己的情感变化：从开始时寻求志同道合的人期盼，到我作出回应后的高兴，及至最后我不再听他讲解的失落，寥寥几笔就把一个没落的文人形象生动鲜明的展现了出来。古代文人读书习字为的是考取功名，做一个贤人臣子，但现在孔乙己却不能依靠自己的学识获取生活的基本保障，文化只能在孩子的面前寻求认同感，并且还不一定得到认可，这是何等的可悲。

分豆给孩子的事情则从侧面反映出孔乙己并不是一个冥顽不灵的文化人，也有着一颗善心，这使得孔乙己的人物形象也变得丰富饱满起来。他喜欢孩子，即便是生活很拮据，可还是会把自己为数不多的豆子分给孩子们吃。通过这样一件小事情的描写，孔乙己所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立刻变得真实生动许多，不再是单一的僵化形象。同样是知识分子，《儒林外史》中刻画了范进中举之后的模样，其形象呆板僵硬、没有生机，范进为了考取功名耗费了大半辈子，在得知自己中举后得病发疯，这无疑是对科举制尖锐嘲讽。而和范进相比，孔乙己的形象则多了几分生机，增添了些许活力，他虽然好吃懒做，满口之乎者也，但他讲求信用，不拖欠饭钱，还具有善心。正是这样一个知识文人，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却不能安分生活，处在在大变革的年代，他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去抵抗社会历史的变动，当自己的传统观念崩溃而又不适应新的观点时，孔乙己只能作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存在。

孔乙己处于新旧社会更替的年代，原有的旧制度已经土崩瓦解，新的政治尚处于萌芽期，作为受过旧有观念影响的文人，孔乙己不仅不能摆脱原有观念的束缚，并且对新观念也难以接受，然而历史的年轮不会顾及每个人的感受，它会朝着固有的道路前进发展。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孔乙己人物形象不再是可笑的，而是可悲可叹的：孔乙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不追求外在的华丽而注重内在品格的塑造；他遵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无论再贫困也不会拖欠酒钱；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亲切可感的文人，纵使自己贫穷落魄，也会把茴香豆分给小孩吃……从人文主义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孔乙己的悲剧形象，我们在对他的境遇持欣然一笑的同时，更能感知到孔乙己们在面对社会洪流时的无奈和悲哀。

4 个体的悲歌独奏

在临将初冬的时候，孔乙己还是来了。文章突出强调中秋这个时节，节日的热闹和孔乙己一人的冷清，中秋的温馨和寒夜的萧瑟，两组对照形成冷暖鲜明的对比。中秋是举家团圆的日子，家人相聚在一起吃月饼、赏月、看花灯、猜字谜等一系列的活动。在这个团聚的日子前后，孔乙己却作为另类出现，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落魄的不成样子，浑然一副乞丐的模样。在大团圆的环境里出现一个破碎的个体：他穷无所有，还掉上次欠下的酒钱，只想来咸亨酒店喝上一碗酒，暖暖身子。《祝福》中的祥林嫂同样是一个悲剧人物，在大雪纷飞的除夕晚上，天寒地冻，疲惫不堪的祥林嫂在一片祝福声中倒毙在鲁家门前，被大雪淹没。和孔乙己一样，祥林嫂也同是在和谐幸福的大环境里上演自己的人生悲剧。社会是朝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前进，在摆脱旧有观念之后会有新鲜生命的出现，然而在这奔向幸福的路中，那些深受传统影响的人们，他们难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打破原有束缚，也难以接受新的文化知识，他们只能忍受社会变动造成的苦难，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下吟唱个体的哀歌。

作为穷弱书生的孔乙己，有着读书人的操守，不盗窃贵重的财物，不拖欠酒钱，喜欢小孩，窃书事件也只是他宣泄对四书五经失望悲愤的表现，但就是这样一个落没的知识分子，在大时代里不被包容理解，反而遭受嘲笑和不解，这是多么的悲哀。孔乙己们因自身的局限性，他们自己不能获得祝福、获得解放，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下悲惨死去。“当一个人在被取笑的尴尬中度过一生时, 当无法沟通交流的社会又通过嘲弄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时, 生命的价值已被彻底消解, 生存的意义已变得苍白无力。”[4]月圆之夜，除孔乙己之外的其他人都在享受家庭的温馨，对他们来说，孔乙己不过是饭后的谈资，下酒的配菜，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在这和睦氛围里，孔乙己孤独的存在、离开，没留下任何痕迹，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冷与暖的相互交织交融共同为孔乙己这出人生悲剧染上了凄惨怜悯的色调。

“现代世界的弊端都来自把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我—你’关系，把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我—你’关系降为一种非个人的主体与客体的‘我—它’经验，而不是把这种对待自然的‘我—它’关系提高到‘我—你’关系。”[5]在主客观对立观念的作用下，我们很容易形成单一的二元范式，他者不再是“他”，失却了原有的活泼具有灵性的一面，而成为了仅仅是我们所认识的客观的存在物——“它”。单纯从认识论、发展论去关注社会的运动迹象，这很容易造成对个体的忽视，而这种对人的忽略又极易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发生，譬如说希特勒的种种罪行，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空升起的烟雾，南京大屠杀的斑斑劣迹……太多的历史事件提醒着我们，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我们都不应忽略对个体的关照。诚然，我们不能阻止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迹，但从人文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转型期的孔乙己人物形象探寻，可以使我们重新反思个体存在的意义，使我们再次回溯“一切以人为本”的启示和真谛。

对《孔乙己》，历来有着很多解读，我们不能站在今人的角度对古人进行批驳。诚然，孔乙己的一些行径未免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但在这看似喜剧的背后，实则透露出孔乙己作为个体的悲剧形象。以今人视角审视过去未免会有失偏颇，所有的现在都将是过去，所有的过去都曾是现在。我们不仅要看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同时更应关照到在这大环境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作为小角色的个体存在的悲剧。社会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个体更好地发展，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体才是我们关心的重中之重，我们不应本末倒置。通过对孔乙己悲剧形象的再探，我们不只要看到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更是要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去发掘个体的独特价值所在，去反思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

[1] 李宗刚. 《孔乙己》 : 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迁[J]. 东岳论丛，2012 ，33 (4)：22-27.

[2] 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5.

[3] 罗志田.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M]. 3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4.

[4] 周海波，苗欣雨. “鲁镇”的生存哲学——重读《孔乙己》[J]. 山东社会科学：文学研究，2003(1)：86-88.

[5]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 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48.

[责任编辑：刘跃平]

On Kong Yiji’s Tragic Image: Individual’s Elegy

MENG Ling-jun

(College of Literatur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Kong Yiji’s characteristics are complicated and ambiguous, which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To re-examine Kong Yij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humanism, it can be found that: as a representative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Kong Yiji expressed his depressed anger through the theft of books; he did not default his drinking payment to keep his own moral bottom line; he gave beans to the child to show that he had love. However,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he was both pedantic and lazy, difficult to accept new ideas or new thoughts, so in the old and new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he was destined to be a tragedy.

“Kong Yiji”; tragic imag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

2016-12-14

2017-01-07

孟令军(1992— )，男，山东济宁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I201.3

A

2096-2371(2017)01-008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