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的“诗缘情”论

王祖琪

一、诗歌本质：“情”“志”之辨

“诗言志”最早出现在典籍《尚书·尧典》中。汉代，随着儒家一统思想的推行，诗歌的教化功能被推崇到极致，《毛诗序》有言：“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10朱自清先生认为，“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2]4。

由“诗言志”到“诗缘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汉代，“情”与诗的关系开始被提及。《毛诗序》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10魏晋时期，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3]171。“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时期的时代风气与思想背景密不可分。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社会经历了极大的转型，儒家大一统思想被打破，经学衰落，黄老刑名之学于建安时期再度兴起，与此同时，玄学迅速发展、兴盛。“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4]77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士人的思想活跃，逐渐从统一观念中脱离出来，呈现出相对独立性。

经过发展流变，“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以朱自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人认为，“诗言志”与“诗缘情”的侧重点不同，“诗言志”强调的是诗与政治教化或人生义理相联系，而“诗缘情”则是指明了诗歌吟咏个人感情之特征，故而“到底两样，不能混为一谈”[2]4。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张少康、刘大杰等学人。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缘情”与“言志”并无本质的不同。从明代王夫之到近代徐公持、毕万忱等都持有此种意见。

徐复观认为“情”包含“志”：“就一般的情形讲，抒情诗应当发生在叙事诗的前面，并且抒情诗更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本色；而《诗经》里，主要的正是抒情诗。因此，大家公认最早说明诗之来源的‘诗言志’(《尚书·舜典》)中的‘志’，乃是以感情为基底的志，而非普通所说的意志的志。普通所说意志的志，可以发而为行为，并不一定发而为诗；发而为诗的志，乃是由喜怒哀乐爱恶欲的七情，蓄积于衷，自然要求以一发为快的情的动向。情，才是诗的真正来源，才是诗的真正血脉。”[5]90徐复观在这里明确指出了中国传统诗论中的“诗言志”本质上还是“诗缘情”，因为能够称为诗的“志”，一定是由情感而引起的。佐证这一观点的理论，可见于徐复观着意研究的日本文学理论。土居光知的《文学序说》云：“感情之出于情性，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但思想是从客观之理而来，似乎与情性无涉；不过纯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应当如亚诺尔特在‘Wordsworth论’中所说，须先溶入于感情之中，成为生命之内容而活动，所以思想也是感情。”[5]48故而，徐复观所谈之“情”，是包含了传统诗论中“志”与“情”两方面的概念，既有诗力、诗用的价值观，又有诗情、诗思的审美观。

“情”是贯穿徐复观诗论的一条主线，“情”字出现频率之高可谓徐复观诗论之最。比如，他多次提到“情”的本性。“除了情以外没有诗；而情的本性，是处于一种朦胧状态的。”[5]91“感情的本身，原是一种飘荡而灰暗的东西，它流露在文字中，只呈现出一种气氛、情调，而不是构成某种知识概念。”[5]166徐复观认为，正是情感的模糊朦胧与飘忽不定，才导致了诗歌情绪的若近而远，若有而无，若浅而深。此理论源于日本圆赖三翻译弗尔克尔特的观点：“气氛是无方向的感情。”[5]168徐复观认为：“似乎说得太过，但若是气氛是离开了具体事物，而具有普涵性格的感情，大概是相当恰当的。”[5]168所以，只有以情感为基底的诗歌，才是道道地地的诗歌，是来自它由色泽、韵律所给予人的诗的气氛、情调；读者能读出这种气氛、情调，而引起怅惘不甘之情，则读者之情，已与作者之情，间千载而相遇相感。[5]168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指出诗歌的个体抒情性的同时也强调了文体审美性，“缘情”即依我之真情。王运熙认为，“绮靡”即“诗歌应该美好动人。它并非仅仅指辞藻华丽,更无须解作‘绮’指文彩,‘靡’指声音；而是就作品的体貌而言，指诗总体上给人以美丽动人之感，其中自亦包括情感的动人”[6]103。徐复观也认为，诗歌的“感情之真”与“形式之美”是融合统一的。文体含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分别是体裁、体要、体貌，而这三者是层层升华的。徐复观将体貌看作文学作品完成形态的最高境界，并且进一步提出，像歌谣及诗词中的短章、绝句，如果是完全顺情而发，成为抒情的性格，则有时不必经过体要的经营，也常形成艺术性的体貌。因此，作为抒情性文学作品的诗歌，其本身就是具有情感审美性的，它的文体、语言以及思想感情是三位一体的。因而，诗歌的感情性本质特征，促使了文学走向自觉。而文学的形象，其实质乃是出自感情，乃是感情的客观化、对象化。[5]24

徐复观进一步提出，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应该具有统一性，这种统一体现在“主客合一”“内外交化”。即诗人需要将外在的题材，加以内在化，化为自己的情性，再把它从情性中表现出来；此时题材的要求、目的，已经不再是客观的，而实已成为作者情性的要求、目的，并通过作者的才与气而将其表达出来。此一先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的过程，是顺着客观题材—情性—文体的路径而展开的。所以此时的问题，依然是出自情性。[5]53

徐复观的诗论思想是以“情本论”作为基础贯穿始终的，在论及诗歌理论的基本问题时，诸如“比兴”“想象”“用典”“风骨”等，都是从“情”作为诗歌本质这一根本论点出发加以阐释分析的。

二、价值判断：“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

“情”的意义非常丰富，它既包含了爱国、孝亲、怀乡、怀抱、情理等，也包含了情爱、情欲、私情等。伴随着“诗缘情”概念的提出，诗人们也在对“情”的层级进行分类，进而以“情”层次的高低判断诗歌的价值。

明清时期，“情”与“理”的矛盾碰撞达到了巅峰，文学评点家们纷纷打出了“尊情”“情教”的大旗，以阐释自己的文学主张。关于“情”的境界的讨论分为旗帜鲜明的两个阵营，一种倡导“纯粹的情”，即排斥一切道德、理性因素的存在；另一种则认为道德、情操应该相提并论，反对低俗的情感。前者的代表人物有李贽、袁枚等，后者的代表人物有黄宗羲和王夫之等。

清代，袁枚认为“情”的内涵非常宽泛，无论是家国天下、父子兄弟，还是儿女情长、个人情欲都包含其中。他提出“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众多情感中，他最推崇的是两性之间纯粹的不排斥肉体吸引的爱意，他认为诗文中最动人的当数男女之情：“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7]474袁枚第一次指出了情的本质是剥离一切道德与理性因素的。

近代以来，随着“人的文学”的提出，人的主体精神与情感表达成为了诗歌的主流内容。在这一阶段，诗人们非常看重发自内心的真性情，提倡纯粹而不含理性的情感。其代表人物就是闻一多，他提出：“讽刺、教训、哲理、玄想、博爱、感旧、怀古、思乡，还有一种可以叫做闲愁，这些情感，加上前面所论的赠别、寄怀，都是第二等的情感或情操。……像友谊、爱家、爱国、爱人格，对于低等动物的仁慈的态度一类的情感同别的寻常称为‘人本的情感’……这些都属于情操。”[8]88-89闻一多认为，加入了理性的思考和道德意味的反思的情感，应该被称为“情操”，作为“第二等情感”是无法与“纯粹的情感”相媲美的。因而，纯粹的诗歌应该具有纯粹的情感，这是诗歌的最高境界。

与提倡“纯粹的情”相对的，是提倡道德的情操，重视诗歌的教化功能。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从来不回避文学中的道德因素，而是将之视作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重要问题，因而，他十分强调文体中的社会性。同时，徐复观又大力推崇自然性情，他将自然之情、个人感情与社会(全人类)之情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徐复观也非常重视情感的分级，他认为诗歌是发乎性情而生，而个人性情的不同、境界的大小是决定诗歌价值的本质因素。只有个性与社会性统一，得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诗，才称得上上乘之作。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呢？首先应该明确何为诗歌的个性。徐复观提出：真正好的诗，它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必定是先摄取在诗人的灵魂之中，经过诗人感情的熔铸、酝酿，而构成他灵魂的一部分，然后再挟带着诗人的血肉(在过去，称之为“气”)以表达出来……亦即所谓有个性之诗。[5]79-80徐复观再一次强调，“情”是一切诗歌的本质和基础，诗歌是情感的再加工。那么，诗歌的内容与价值完全取决于情感的高度与真挚性。

这个社会不存在被完全孤立的人，因而每个人的个性中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社会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诗人，所以伟大诗人的个性与社会性统一的根源在于性情之正。徐复观所谓的社会性，实际上是强调了道德因素在情感中所占的比重，也可以说是由道德心的培养，以打通个性与社会性中间的障壁。这是儒家在文学方面的基本要求。然而，在《诗经》中，乃至于后来的一些成功的诗歌，有的仅仅是抒发一己之情，譬如劳人思妇，迁客骚人，看起来与社会并不相关，然而却能引起历代读者发出千古嗟叹，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于是徐复观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即“性情之真”。他认为，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感情之愈近于纯粹而很少杂有特殊个人利害打算关系在内，这便愈近于感情的“原型”，便愈能表达共同人性的某一方面，因而其本身也有其社会的共同性。所以，“性情之真”，必然会近于“性情之正”[5]83，能够将感情“沉潜下去”，不断进行净化和酝酿，会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能够引发共鸣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具有纯粹、真挚、打动人心的特点。“欢娱的感情向上浮荡，悲苦的感情向下沉潜。”[5]83故而，往往“诗穷而后工”。

从“诗可以怨”的理论源头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再到韩愈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困厄的人生境遇，悲苦的内心挣扎往往被认为是诗人创作的内在动力。这种“沉潜到底”的悲苦之情在不断的锤炼中得到了绝对的净化，转化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感情。当“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合二为一时，便是个性与社会性的交融。所以，徐复观得出结论：道德与艺术，在根源之地，常融合而不可分。[5]84

在肯定“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可以互相融合统一的同时，徐复观又总结出了二者的根本不同。他写道：“人的感情，是在修养的升华中而能得其正，在自身向下沉潜中而易得其真。得其正的感情，是社会的哀乐向个人之心的集约化。得其真的感情，是个人在某一刹那间，因外部打击而向内沉潜的人生的真实化。”[5]84在这里，徐复观强调诗人的修养与胸襟，一位伟大的诗人，必然要胸怀整个社会，将天下之哀乐尽揽一人之怀中，因而“社会之情”得以成为“一人之情”。而当一个人在感情的某一点上，一直沉潜到最深处，将这种感情不断淘洗升华，将这感情之外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淡忘了，便在无意之中达到了道家崇尚的“虚静”的境界，“一人之情”便放大成为“社会之情”。

清初黄宗羲在《马雪航诗序》中提到：“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9]363徐复观的“性情之正论”与黄宗羲的“性情论”是一脉相承的。明代聂豹认为：“夫寂，性也；感，情也。”[10]378王道认为：“情之善可迁，而性之善不可迁。”[10]1038情是可以随着外事外物的变化而变化的。黄宗羲的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的观点，正是承接明代儒学性情的区分而来。

关于“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的区别，黄宗羲写道：“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9]363黄宗羲认为，怨女逐臣因为外事外物的牵累，发于内心而产生的呼告，只是一时的性情，只有合乎孔子的标准，提高道德境界，才能够上升为“万古之性情”。黄宗羲又在《朱人远墓志铭》中提到:“幽人离妇，羁臣孤客，私为一人之怨愤，深一情以拒众情，其词亦能造于微。至于学道之君子，其凄楚蕴结往往出于穷饿愁思一身之外，则其不平愈甚，诗直寄焉而已。”[9]247在这里，黄宗羲也指出了“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的融合，那便是“学道之君子”，在经过了穷饿愁思后的自我超越，将天下之事尽揽个人怀抱，抒发的就是古今中外共同的情思。

由此可见，徐复观继承了黄宗羲的“性情论”。二人的相似处在于：首先，二人都认为情感具有道德性，以天下为己任的感情是“高层次”的感情，此为徐复观所言“性情之正”，亦黄宗羲所言“万古之至情”。其次，个人性与社会性应该达到融合，即所谓“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9]387。二人观点的不同在于，黄宗羲认为，“一人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统一的根源在于学养与道德，只有“学道之君子”由一人之身想到天下万民，从而达到“共情”时，才能够实现。徐复观则肯定了感情本身的价值与力量，他认为当个人情感沉潜到最深处而趋近于“原型”之情感时，“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便可以达成统一。

徐复观强调诗歌中情感的道德性，同时又不排斥纯粹情感的本质力量。如果说黄宗羲的“万古之性情”更加倾向于情感的社会功能，那么徐复观则是将传统诗论中的“载道”与“缘情”功能融合，使之达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只有当“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相融合时，才会达到至高的情感层次，从而产生兼具“缘情”与“载道”双重功能的诗歌。

三、审美效果：论诗的“温柔敦厚”

诗歌中的情感应该把握一个怎样的“度”？这就牵涉到中国最重要的诗论之一——“温柔敦厚”。这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礼记·经解》中，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1]1688

“温柔敦厚”，此四字之深意，自古以来，便是讨论的热点。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5]404孔颖达之说影响甚远，他的理论与儒家所提倡的教化和人格修养是相契合的。

然而，在《诗经》中，却有很多篇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孔颖达所说的“颜色温润”“情性和柔”，而是“憔悴愁苦的面孔”[5]405。国风中大部分的诗为劳人思妇自写悲欢，并无讽谏之意，这部分数量大且质量高的作品，在后世因为教化的目的被牵强附会作更深意解，是对“温柔敦厚”本意的一种误解。徐复观认为，《正义》的解释，乃由长期专制淫威下形成的苟全心理所逼出的无可奈何的解释。[5]405

徐复观的这种观点与王夫之、黄宗羲渊源颇深。明清之际，随着心学的发展，人的个性得到发扬，对于宋代理学进行了有力的反驳。黄宗羲提出:“今之论诗者，谁不言本于性情？……彼以为温柔敦厚之诗教，必委蛇颓堕，有怀而不吐，将相趋于厌厌无气而后已……然吾观夫子所删，非无《考槃》《丘中》之什厝于其间，而讽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者，必于变风变雅归焉。盖其疾恶思古，指事陈情，不异薰风之南来，履冰之中骨，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激扬以抵和平，方可谓之温柔敦厚也。”[12]2104黄宗羲不再拘泥于狭隘的诗教，而是从诗人创作的角度，提出“温柔敦厚”并不是“委蛇颓堕，有怀而不吐”，而应该本于性情，将情感加以涵养而表达出来。

王夫之则是从诗歌的审美价值与艺术本质的角度上来探讨“温柔敦厚”。首先，王夫之十分强调诗作为一种特定文体的特殊性，他认为，诗歌应该回归抒发性情的特点，不应该承担各种其他的职能。保持诗歌的“纯粹性”是保证“温柔敦厚”的根本。同时，王夫之也提出了与黄宗羲相似的诗论，诗歌是用来反映性情的，因而吞吞吐吐绝不是“温柔敦厚”的真谛，而诗歌也不应该作为影射的工具，这不仅仅在于对诗人自身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出于诗歌本身的审美特点，如果作小人女子之态，那么诗歌的价值就被贬低了。

黄宗羲与王夫之虽然都是从诗歌“本于性情”的本质出发，对“《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5]404进行反驳，但是二人在阐释过程中，着重强调了艺术技巧与审美效果，对于“性情”本身与“温柔敦厚”的关系则是一笔带过，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与分析。徐复观在继承前人观点对“温柔敦厚”这一命题进行阐释时，则将重心放在了“诗是情动于中的产物”[5]405这一本质特点上，从内而外进行研究。

徐复观认为，温柔敦厚，都是指诗人流注于诗中的情感来说的。对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把握，关键在于一个“温”字，也就是不太冷也不太热的感情。这就需要诗人在充满激情之时，需要适当的时间与距离“冷却”一下，而之所以强调“适当”，是因为距离太近会因情感热度的燃烧而作不出诗来，距离太远则会因为完全冷却而失掉作诗的动力。[5]406

含蓄蕴藉是中国诗歌的审美特征。虽然一直以来都有人提倡“直抒胸臆”的作诗主张，但往往是在社会矛盾加剧、各种思想激荡的情况下对传统诗论的反叛，在压抑环境中完成个体意识的张扬。又或者是个人际遇曲折，困厄潦倒，因而产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冲动。然而，如果完全按照这种诗歌理论来创作的话，往往会丧失诗歌本身的审美性与艺术性。历史上的文学大家，虽然时有标榜直抒胸臆、自然天成的，然而在创作表达中，却早已将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融会贯通，在具体作品中呈现出含蓄蕴藉的特点，如自许自己文思泉涌的苏轼，也表达了对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向往，认为“非余子所及也”[13]1360。近代以来，由于主张新文学，新诗人们一度将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彻底封杀，但是很快，新诗人们便认识到了这种不加节制与反省的情感表达方式带来的弊病。郭沫若说道：“当其才成的时候，总觉得满腔高兴，及到过了两日，自家反复读看时，又不禁汗流浃背了。”[14]122徐志摩也说自己“救命似的急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写出来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15]648。在反思与探索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诗人、学人认识到，中国的诗歌是生长于数千年的文化沃土之中的，失去了传统的给养，又找不到立足的新路径，一味地背离传统诗论必将走向另一种极端。

因而，徐复观在反思中回到传统诗论的语境，提出诗应该是在“感情的把握、条理中创造出来的”[5]406。他强调“反省”，强调情感中的“理智之光”，他说：“(如果)一任感情的特性激荡下去，对于事物总是向极端方向去发展。稍稍后退到适当的时间距离而发生反省作用时，理智之光，常从感情中冒了出来，给感情以照察，于是在激情以外的因素，也照察了出来，可由此以中和一往直前的感情，使其由热而温，由温而厚；这在仅关涉到个人的人伦之际时，尤其如此。”[5]406他又在讨论宋诗时提出：“由感落到思，才是创作的开始。思是感情的反省，是感情的条理，是感情向语言及物象的沾惹、构造。这也可以说是把感情加上了想象与思考之力。积是思的酝酿；满是酝酿的成熟。没有无感的诗，也没有不思的诗。”[5]51他举了国风的例子，《巷伯》这一类好诗，便是在情感的冷却中涤荡出理智，这不仅没有损失情感的本来样子，反而在不知不觉中作出了辛辣痛烈的表现，暴露了政治社会上共同的大利大害问题。

如果说不冷不热的“温”是“温柔敦厚”的表达方式，那么“有弹性”“有吸引力”的“柔和的感情”则是“温柔敦厚”的表达效果。中国传统诗歌之所以有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是因为其中蕴含的感情是富于深度、富有远意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一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徐复观认为，唐诗“主情”与宋诗“主气”，只是“天真烂漫的感情”与“成熟的感情”两种情态不同的感情分别。宋诗中的情感，是典型的“经过理性的澄汰而成为更凝敛坚实的感情”[5]52。这种感情不同于唐人诗歌全凭想象和幻想之力，把感情的当下活动表现出来，以呈现出感情的原有之姿，而是通过理性发生对感情的照明作用，在“直遂中贯通”，是“流动的对称”[5]53。这恰恰是符合“温柔敦厚”的表达效果的。这是从“诗缘情”论出发，对宋诗另一种角度的审视。

同时代的诗人与学人也认识到了诗歌情感的特殊性，比如闻一多认为要对诗歌的情感进行“冷处理”，他提出“感情最烈的时候不要作诗”。因为“盖热烈之情感不能持久，久则未有不变冷者。形之文词其理亦然”[16]153-154。闻一多、徐复观等学人都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土壤中，尝试利用西方诗学理论研究方法来进行理论架构。这是对一段时间以来“直抒胸臆”式诗歌的反思，也是在中西方诗论的出入间对传统核心诗论“温柔敦厚”的进一步阐释。

四、结语

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诗论是对王夫之、黄宗羲等学人的传承与发展。其不同与超越之处在于，徐复观强调道德，但不囿于道德，而是肯定诗歌情感的本质力量。徐复观以“史的意识”来观照学术，将学术与当代结合得尤为紧密。在强调“新文学”鼓吹“全盘西化”的大潮下，徐复观始终保持理智，他清醒认识到中国的诗歌必须回归到传统文学文化的土壤中。徐复观以历史的方法，中西会通的视野，儒家复兴的责任感对“诗缘情”这一中国诗论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既解决了诗论本质的问题，又为传统诗论的现代化阐释提供了一种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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