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之际西征新疆的军火筹购

曾志文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广东潮州 521041）

同光之际西征新疆的军火筹购

曾志文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广东潮州 521041）

左宗棠西征新疆时，面对的是配有洋枪洋炮的阿古柏军队。为提升军队武器装备水平，确保战争胜利，左宗棠委托胡雪岩在上海购置西洋枪炮运往西北，胡雪岩所购枪炮以德制为主。由于运输路线过长，左宗棠亦考虑就近向俄国购办，但因俄国另有企图而不得不放弃。西征新疆的军火筹购，既折射出英、俄等国对中国西部边境的觊觎和野心，亦反映了左宗棠“精兵利器”的治军思想。

左宗棠；西洋军火；胡雪岩；采购；西征

在同光之际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清廷最终同意左宗棠率军西征，收复新疆。西征新疆关乎清政府内政外交，不仅是当时的热点事件，亦引来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如在西征军费的筹借、军火运输以及舆论作为等方面，已屡现研究成果。[1-5]但与之相联的军火筹购，多是点到为止，惜无专文讨论。①参见陈希明：《左宗棠西征与胡光墉》，《新疆地方志通讯》1987年第1期；李扬颖：《浅谈胡光墉在左宗棠“西征”中的历史作用》，《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捍卫领土完整，为政必先利民——左宗棠的新疆谋略》，《共产党员》2015年第21期，等等。上述文章部分语段提及胡雪岩购办军火的历史作用，但对购办何种武器及如何购办未加论说。为尽量还原筹购西征军火的复杂性，笔者对那种有过考量但未购成的举措亦给予一定论述，如俄人索思诺福斯齐的“代购”行为。本文拟就此探究西征军火筹购的因由与渠道，从而管窥同光时期的中国边疆危机，并进一步分析左宗棠的治军思想。

一、清政府西征态度与左宗棠购械取向

18世纪上半叶，乌兹别克族一部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一个封建汗国，名“浩罕”。同治四年（1865）初，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率兵侵入新疆。阿古柏“用武力，更多的是用奸诈手段”[6]先后侵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城，并于同治六年（1867）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自封为“巴达吾来特阿孜”，意为“洪福之王”。随后，阿古柏又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攻占吐鲁番，又翻越天山夺取乌鲁木齐，如此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均被阿古柏军队所占。

新疆地处中亚东部，与中亚和印度接壤，英、俄两国均视其为战略要地，以据此扩张各自势力范围，阿古柏遂成为两国争取与利用的对象。英国的意图是：“把喀什噶尔从中国分离出来，把阿古柏政权变为英国长久的保护国，可利用它去反对俄国，堵塞俄国的贸易和影响扩大到亚洲腹地的道路。[7]而俄国为了抵制英、阿双方结盟，于1871年占领伊犁，以获得通往中国内陆以及中亚的一个重要关口，中国西北边疆危机加剧。1874年，日本侵台，中国海疆危机凸显，清政府内部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无伤肢体之元气，但海疆不备，则会加深心腹之患，主张舍弃西北，专注东南。[8]湖南巡抚王文韶则认为若舍弃新疆，俄国将得寸进尺，逐步吞噬中国领土，主张全力注重西北。①参见左宗棠撰，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2014年出版，第491页。

在西北经营多年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奏称：“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也。”[9]176他指出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力主收复新疆。此意见令“中朝动色”。出于维护中国传统疆土的需求，清廷反复权衡之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光绪元年（1875），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0]35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械、军粮的采买与运输是摆在西征军面前的首要问题。探讨西征军关于先进军火的筹购，必须先了解一下阿古柏军队的军备情形。由于英国意在将阿古柏政权作为俄国向南亚、中亚扩张的一道屏障，于是着力维护和支持阿古柏政权。1868年12月，英国派代表沙敖到喀什噶尔，以“礼品”名义向阿古柏赠送了大批枪支弹药。之后，英国的军火、商品便不断运至南疆，英国甚至通过土耳其给阿古柏运送武器，派遣政治、军事顾问。[11]在左宗棠西征新疆前，阿古柏军队从表面上看，实力已为不弱，总兵力达五万余人，其中骑兵约占三分之一；步兵用的武器是火枪，包括从英属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获得的一万余支前装和后装线膛枪，骑兵则使用火枪和腰刀。[12]而在西征前后，《申报》的秀才主笔们受地域观念认知影响，“舆论干政”，反对收复新疆，且与英国人在沪创办的《字林西报》持相似立场，扮演着“帮腔”和“辅助”的角色。[4]这一时期的《申报》大力渲染了阿古柏军队的“强大”以及西征军装备的落后。[13-14]面对至少从装备上来看所谓的“强敌”，西征军当然不敢小觑，采买西洋武器与之抗衡势所必然。但采买何种武器，与统帅左宗棠的既有经验关系密切。西征新疆前，左宗棠已接触过大量西洋枪炮，在购买取向上，有从法式武器向德式武器的转变。

同治九年（1870），左宗棠通过船政洋监督德克碑向法国购得飞轮炮，经试放较为灵巧，[15]179对法式武器颇为看重。其后欧洲发生的普法战争，使其对两国炮械的态度迥然不同，称德制后膛螺丝开花大炮，法与英均不能相敌，法国战败，即由于此。若德制义耳炮与法之新造飞轮炮相比较，则义耳更为精致，极开花炮之能事，非飞轮炮所可比拟。两国之盛衰，系由器物之微所造就。[15]192这里所讲的义耳炮，即克虏伯后膛开花大炮。左宗棠甚至认为：“洋炮以普鲁士新出之后膛螺丝开花名义耳为第一，洋枪以后膛连七响为第一。”[15]211而义耳炮和后膛七响枪均为德制武器。

左宗棠如此青睐德制武器，也与中德关系升温有关。1870年代初期，天津教案的发生，使中法关系极为紧张；普法一战，又使德法交恶；德国为拓展自己的远东利益，有意亲近清政府，如此中德关系趋好，双向互动顺畅。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催琳，因办事躬勤，获清廷赏四品蓝翎，自言受中国新恩，当力图报效，并称德国所制水雷，能破法国兵船，请中国派工匠前往学习。左宗棠认为洋人情性，虽多巧诈，但亦可以情驭之，为己所用。[15]219他告诉船政大臣沈葆桢，不能只派艺局学员前往英、法、美等国学造，亦须派至德国讲习制炮、造子诸法，并再次提到克虏伯大炮的精利：“愚见布洛斯近出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精妙绝伦，最为利器。弟亲临试放数百出，知其命中致远，实为洋中所罕见。”[15]387对总理衙门亦言及：“德国新制大炮及后膛七响枪，即具此项优点，子弹出膛，毫无外散，毫无偏奇，既远且准。”[15]432左宗棠的态度，直接导致胡雪岩在具体购办上向德制武器倾斜。

二、胡雪岩的购办与外界不同评议

胡雪岩，别称胡光墉，商人出身。咸丰十年（1860）王有龄主政江浙时，胡雪岩就为其采买、运输军械粮米，成为其最得力的助手。次年，左宗棠奉命援浙，继任浙江巡抚。同治三年（1864）二月，左宗棠攻打杭州，一切军需，均交胡雪岩负责调度，开始了两人紧密合作的历程。同治五年（1866）秋，左宗棠移师陕甘，奏以胡雪岩为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负责购办军械、军粮。由此，胡雪岩在左宗棠西征时扮演了一个后勤总务的角色，地位非常重要。苏同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指出，由于各省协饷拖欠不前，而一切军需供应又不能停止不办，左宗棠当时所用的办法是借洋债——向外国设在上海的各银行借债，然后将协饷解去偿还。在这方面，胡雪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凭借个人的信用与智慧为左宗棠借得洋债，且在上海主持搜集军事情报及购办最新出品的枪械大炮。[16]

在上海，涉及售卖军火的洋行甚多，如新泰来、麦登司、地亚士、拿能、马德隆、琼记、太古、泰来、德生、香港南利洋行等等。胡雪岩创立的阜康钱庄，与英国渣打银行有业务往来，在结识左宗棠前，胡氏已和上海几乎所有的洋行打过交道，成为外商乐于合作的官员经纪人，[12]因而胡代购军火兼具天时、地利、人和。当时兰州制造局仿制了大量的普式螺丝枪及后膛七响枪，西征军在战斗中使用了较多克虏伯后膛开花炮。[17]据此判断，胡雪岩应和专营“普国大埠加士答炮局、专铸成灵巧紧固铜炮”的香港南利洋行及德商泰来洋行购买了较多军火。而胡雪岩也确实与泰来洋行的洋商福克、满德两人过往甚密，这两人在胡雪岩的举荐下，甚至到过左宗棠所在的哈密行营，受到左宗棠的亲自接待。[18]

胡雪岩通过这些洋行采购的新式枪炮，数额巨大。左宗棠甚而称：“器械惟多办好矛杆，不须枪炮，此间存洋枪甚多也。”[15]487当胡雪岩来函称德国后膛大炮降价，尚有可购，七响后膛枪亦有万枝可售时，左氏即告知他，前次由上海运至的来福枪尚存一万余支，足以分拨，现只缺少后膛大炮。[15]492交待胡雪岩着力购买德制后膛炮。因而西征各军出关时，均配有此等大炮，如：金顺出关时配属开花大炮1门；桂锡桢出关时配属普鲁士后膛开花大炮1门；张矅出关时配属连架劈山炮10门，普鲁士二号螺丝后膛炮1门，七响后膛枪30支；主力刘锦棠部出关时，配属后膛开花大炮2门，车架后膛开花小炮4门，后膛七声枪300支，快枪80支；侯名贵炮队出关时，配有大炮2门，车辆小炮4门，七声鸟枪340支。[19]203西征各军已显示出较高的西洋武器装备率。

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疆巡抚饶应祺在奏折中提到，前督臣左宗棠、抚臣刘锦棠出关，携运后膛来福马枪、哈乞开司、马梯尼、标针快、林明敦、七响、八响、十三响枪共两万余杆。[20]陈乃乾指出：“左公之部队如无此批新式武器，仅凭刀矛与枪炮拼，恐虽有诸葛之智，亦不能操必胜之劵，迄今犹可以断言。”①参见庐凤阁《左文襄公征西史略》，收入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6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出版第203页。那么这些新式武器在实战中究竟如何呢？

光绪二年（1876）六月，清军攻打古牧地时，由于守敌顽抗，清军使用克虏伯后膛开花炮轰击，“南城左侧子墙渐圯，大炮测准连轰，城身坍卸过半，城头悍贼潜城隈，仰施枪炮。官军标针快响枪、七响枪、劈山炮连发，子注如雨，贼多死者”。[10]277-278翌年三月，清军攻打达坂城，刘锦棠率军兵临城下，对敌军炮台及城垣连环轰击，“逾时，相继坍坏，俄而一炮子丸，飞堕城中火药房，有声轰然，如山摧地裂。大风起，火势骤张，延烧所储药弹开花子，砰訇震撼，城中人马碎裂，血肉横飞”[21]。清军乘势而入，全歼守敌。

对于胡雪岩购办的军火，左宗棠亦毫不吝啬夸赞之词：“田鸡炮已到，果是利器……昨次克复各城所用，乃前解之十六磅子炮也。安集延（即浩罕）亦有洋制枪炮，亦有开花子，然不如尊处所购之精。足见阁下讲求切实，非近今自命知洋务者所能及也。”[22]91在西征副帅刘典面前亦夸胡雪岩：“与诸洋商素协，承办采运有年，向无违误，遇有托办，必尽心相助。”[22]128英国人包罗杰称，清军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古城设立了司令部，“武器、后勤补给和人员源源不绝地穿过戈壁流向远征军”。[23]又《醉侬随笔》曰：“维时库款奇窘，各省协饷不继，左公夙夜焦劳，彷徨绕帐，雪岩遂输其家资巨万，源源接济，并献西洋炮数尊于大营，士气为之一振，未几次第削平。”①参见醉侬《胡雪岩》，上海图书馆馆藏，馆藏码54121100999684。可见胡雪岩购置的西洋武器确实威力惊人，且在数量上较好地保障了西征军的需求。

胡雪岩亦认为自己劳苦功高，有意获赏黄马褂，求于左宗棠。但黄马褂是给军功卓著者，且要皇上自动赏赐，不能由臣下指明请求。左宗棠鉴于胡雪岩为自己出力颇多，准备碰碰钉子，向清廷试探一下。②参见陈乃乾《胡雪岩与左宗棠》，《子曰丛刊》1948年第2期。他拉拢陕西巡抚谭钟麟共同具奏，为胡请赏。这道奏折写得较有艺术，着重叙述胡雪岩在购办军火、筹借军饷方面的功劳，强调没有胡的出力，新疆就难以底定，其功绩与前敌将领无异，言下之意即是前线将领能获得的荣耀，胡雪岩亦可获得。[24]92-93清廷经慎重考虑后，认同左氏所陈之理，破例赏赐胡雪岩穿戴黄马褂。[24]94

虽然在购械、借款方面，胡雪岩有其功绩，但时人亦对其颇有微词。曾纪泽在《使西日记》中云：胡雪岩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其报一分五厘，认定胡雪岩从中贪利。“奸商谋利，病民蠧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25]光绪九年（1883），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函件中亦称“从前胡光墉荐至西征大营承购军械，已骗多金。近来胡道因其领款浮冒，亦不敢担保”[26]。不论胡雪岩贪利几何，其辅助左宗棠底定新疆的功绩仍不可抹杀。收复新疆的重要意义正如左宗棠给自己的心腹大将刘锦棠的信中所称：“从前国威未畅时，各国无不轻视中国。自雄师速赴戎机，连下各城，声威震于遐迩，各国始有忌惮，英国潜销觊觎，俄亦惟恐我轻视，或肇兵端，其明征矣。”[22]362

三、索思诺福斯齐的军火“代购”

采购西洋先进武器，左宗棠感觉单纯从上海采买运道太长，费用太巨，也考虑通过其它手段获取武器。一是在兰州创办制造局，就地生产，仿德制后膛螺丝大炮及后膛七响枪，改进国内原来的劈山炮和广东制无壳抬枪；二是由京师调运军火；③由京师调运军火亦是一重要渠道，且数量不小。从光绪元年（1875）八月至二年（1876）六月，神机营和工部多次受谕向西征军拨解军火物质。光绪元年九月二十日（1875年10月18日），清廷谕令神机营和工部火药局向驻哈密的文麟拨发带刺刀洋枪200杆，洋帽10万个，七响后膛洋炮200门，随带炮子10万个，各种火药3.2万斤。参见世续监修、陆润庠总纂：《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第16卷。再如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荣全奏请清廷：由神机营再拨抬枪300杆，随带300分6力以上弹弓500张、皮弦1 000条，梅针箭300支；工部续拨万夯火药5 000斤，枪铅丸6万出，鸟枪火绳1 000丈，烘药50斤。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3全宗122目录6057卷第138号，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荣全片。这条渠道供应的军火大多为清政府自造，其先进性和重要性仍次于胡雪岩在上海购办的军火。三是拟通过索思诺福斯齐从俄国代购军火。

前两条军火供应渠道均有实质效果，而由索从俄国“代购”军火则具有虚幻色彩。光绪元年（1875），来华游历的俄兵部人员索思诺福斯齐等一行五人专门到兰州拜访左宗棠，并惠赠帐房一顶、毡子一块及果子、葡萄酒等物，表达了出售军火、米粮的愿望。索思诺福斯齐是以商人身份出现的，当时左氏并不知其是俄兵部人员，询问其来意时，索称：“俄国日用需茶，向由上海分销，水运天津，出张家口，至恰克图，分运其国各处，程途迂折。若招湖商由楚达陇，径抵其国边界，可省程途五六千里；俄商运销其国内各处，又甚便捷。中国与俄均收榷税充国用，可为久远相安之计。此行之由楚、蜀来甘，盖专为探访茶路也。”[9]272明确表示是为疏通茶叶贸易而来。左氏见他们“均无泰西各国骄佚矜夸之态”，而且“言之有理”，遂相信他们的说法。

此时亦有传言称因“马嘉理被害”一案，英国欲加兵缅甸，与俄国相约一道侵略中国西部边境，分割势力范围，并指出索思诺福斯齐是俄国派来的间谍，目的是打探西征军的兵力情况。左宗棠对此并不认可，且向清廷解释：索之用意只在“速师期以通茶运”，并未受威妥玛暗中煽诱，且索是上年奉俄皇之命到中国，当时马嘉理被杀案尚未发生，并不存在威妥玛借此肇衅、与索串通之事，反驳了英、俄联合牵制中国的言论。

左宗棠起初完全被索思诺福斯齐所蒙蔽，因而对他们一行优礼相待。一次席谈间，索“举所用洋枪相示，内膛所勾螺丝精致，特其后膛进子，子发后，转出铜壳，再装再发，与所购福枪大致相同”，[9]271引起左宗棠拟由其代购枪炮的愿望。其实英、俄之间存有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俄希望左宗棠早日出兵攻打有英支持的阿古柏军队，以便开通茶运的同时，趁机排挤英国在中国西北的势力。索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位俄军中校，到兰州的使命是“收集尽可能详尽和准确的有关中国政府所具备的镇压它（指清军对阿古柏军作战）的手段的消息”。[27]即侦察西征军的真实军力，以便相机行事。后来左宗棠与索接触近一月，觉察到索“借游历为词，别有深意”。[28]在给刘锦棠的指示中强调“俄人蓄怀叵测，与泰西各国不同，而其惟利是图，不夺不餍，却不肯轻露痕迹，必欲人堕彼圈套，尤觉难耐！”[22]333

在了解索的真实意图后，左宗棠亦不露声色，继续与索周旋，此时索提出为西征军代购军粮，其意在“从俄境以高价出卖和运送军粮给清军，以便就近监视清军的行动，并企图用粮食作为诱饵使清军逐步就范”，①索思诺福斯齐《1874-1875年在中国的考察（第1卷）》，转引自马正林《论左宗棠进兵新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即通过代购粮食，使西征军顺应他们的要求，使俄国通往中亚、南亚、中国内陆的商路以及所攫取的领土利益得以保护和拓展。左氏为舒缓西征军粮难购问题，同意与其订立合同：向俄购办500万斤军粮，中方支付粮价和运费。但他谢绝了索代购军火的请求，只答应从俄国购几件试验品，以广见识。[22]6-7左宗棠拒由索代购军火的真因，主要是知道索为俄间谍，不想让其知道西征军兵备的实情，亦不想让其轻视西征军。他在给索的信件中即表露了这种观点：“查各局所存军火尚多，制造并未停歇，有一新样枪炮，即有一样子药配搭，不过算定出数外，须广为储备，一面临时缺少，从无子少枪空之事。贵处有合式铜帽可让固好，如无合式铜帽，我处尚可随时解济”。[22]7

光绪二年正月十日（1876年2月4日），索思诺福斯齐来函称购办艰难，希图增价，左宗棠甚是气愤，对提督张曜说道：“伊所挟者，不过办粮、供子药两事，然均须重价现银，我有重价现银，亦由内地可办，现在包、归、宁夏商驼甚形踊跃，肃、安一带亦然，不必俄人也。”[22]8随即向索表明立场，不愿增价。后来俄员乌史漫达米劳夫来见，称俄粮500万斤将于光绪二年四月十五日（1876年5月8日）前后运齐。但这种做法与原议不符，当时索的承诺是光绪元年交粮300万斤，次年三月即交足500万斤，现在明显迟交了一个半月。最后实际只从俄人手上购得军粮400万斤。②关于索思诺福斯齐的身份，亦有观点认为他是私人旅行家，出售军粮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国西北的经贸大权。参见沈鉴：《左宗棠传（书评）》，《思想与时代》1942年第16期。左宗棠觉得索“皆不践其言，殊非意料所及”，当乌询问是否需要由其代购俄国军火时，左氏担心再次遭到忽悠，没有允诺。[22]11-12之后索又送来礼物献殷勤，左氏不再为之感动，曰：“彼此相好，不在礼物殷勤，以后幸勿再施。”[22]15明确拒绝了俄人代购武器的请求。

四、结 语

同光时期，阿古柏军队的入侵、英国的觊觎、俄国对伊犁的侵占，使中国西北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为维护国家领土和安全，经过一番激烈讨论之后，清廷最终做出收复新疆的决定，且在西征军费与海防经费的筹措安排上，明显偏重前者。面对阿古柏军队西式枪炮的匹配，西征军亦针对性地筹购西洋军火，提升军队装备水平。左宗棠的武器经验、胡雪岩的人脉基础，迎合中德关系逐步升温的时境，使西征军购置了较多德式武器。为节省长途运费，③从光绪元年（1875）正月初一至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底西征大军军费支出情况看，仅采买制造军火、军用物资工价银就花费1 336 257.61两，占整个支出的5.0%，此比重看似不算太大，但各处转运粮饷军火脚价及汇解银饷银汇费共6 452 593.59两，占整个支出的24.4%。参见任念文：《左宗棠西征军费与晚清西北边疆治理实力》，《军事经济史》2007年第7期。左宗棠亦有向俄购置军火的考虑，但因俄方另有企图，只得作罢。西征代价虽然高昂，但所购的西洋武器确实在战争中展现相当威力，为收复新疆奠定了器物上的基础，加之左宗棠对军队的有效训练与指挥，①左宗棠治军严格，但在战役指挥上又能大胆放权，决胜千里。奕言：“他曾下令其前路进止机宜,已面授总理行营营务处西宁道刘锦棠，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奕：《钦定平定七省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298卷，中国书店1985年出版，第4页。使晚清中国具有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存在，在其后伊犁问题重开谈判中，仍对俄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②俄军对左宗棠麾下的刘锦棠将军颇为忌惮，甚至造其身故之谣。参见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编：《左宗棠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2009年出版，第530页。近代史专家郭廷以曾言：“一部清朝晚年的历史，几乎都是吃败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记载，读来令人气沮。唯有左宗棠的西北经略则是例外，确实值得我们兴奋。”③参见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71页。

西洋武器在收复新疆战斗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并不将先进武器看作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对此有过经验总结：“泰西各国向以火器相夸，实则胜负之数不尽恃此。此次新疆迭捷，固由德国枪炮之力，然除古牧地、达坂城外，未开大炮，而所获大小洋炮则百余尊，皆与德制不殊……似楚师剽锐一语，固千古不易也。”[22]514-515光绪六年（1880），左宗棠因伊犁事件备战俄国，甚至嘱咐胡雪岩停购西洋武器，称：“缘枪炮一项存储甚多，久任堆积，徒行累赘，而于饷事有损，战事还凭人力，亦不专在枪炮也。”[22]583-584在他看来，一支军队强大与否，主要取决于三点：兵饷优厚、军纪严明、武器精利。[29]由此观之，收复新疆之战能快速取胜，要因在于左宗棠将三者有效结合，大大提升了西征军的战斗力。反观阿古柏军队，由于中间一项的缺乏，使其战力大打折扣，远非所想象的那么强大。④阿古柏其实只是一只色厉内荏的“纸老虎”。士兵大多是阿古柏统治区被强征来的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男性，他们衣衫褴褛，士气低落，甚至“用最下流的话咒骂他们的国王（阿古柏）”，逃亡现象时有发生。库罗巴特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阿古柏军队的士气看，它不适合打硬仗。”参见郭晔旻：《左宗棠与胡雪岩联手成大业——借债西征，收复新疆》，《文史参考》2012年第23期。只有人与器的完美结合，方能使军队战斗力发挥到极致。左宗棠的治军理念实质是精兵在先，利器于后，但两者又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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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s Purchased for the Western Expedition During the Tongzhi and Guangxu Period

ZENG Zhi-we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521041)

Zuo Zongtang leading the army for the western expedition was facing with Yaqub Beg’s army equipped with western weapons.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military equipment to ensure the victory of the war,Zuo Zongtang commissioned Hu Xueyan to purchase western arms in Shanghai to the Northwest,Hu Xueyan purchased most of the arms from Germany.As the transport line was too long,Zuo Zongtang also considered purchasing nearby from Russia,but he had to give up because Russia had ulterior motives.Arms purchased for the western expedition not only reflected the ambitions of Britain and Russia to invade Western China,but also reflected Zuo Zongtang’s military thought,“better soldiers and better weapons”.

Zuo Zongtang；western arms；Hu Xueyan；purchase；western expedition

K 25

：A

：1007-6883（2017）01-0054-07

责任编辑 温优华

2016-09-18

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YJC770041）；韩山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项目编号：QD20150308）。

曾志文（1977-），男，江西南丰人，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