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原则”与中国江河开发

郑易生

“审慎原则”是上世纪后期人类进入环境时代后出现的重要的环境思想之一，它最早产生于人们与污染环境的斗争。在欧洲各国为保护北海而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中，人们达成一个共识（宣言）“应当在源头就采用目前最好的技术阻止污染物的排放”，并指出这个共识“也适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当我们有理由假设某些对海洋生命资源毁坏或有害的影响很可能是由某些物质引起的，即使我们此时还没有科学的证据来证明该物质之排放与那些不良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时候，阻止污染物的排放的做法也是必要的。”（北海的情况是：明知是污染导致生态破坏，相应的保护行动却一拖再拖，只因科学家没能建立起因果关系的确定性证据）

从此以后，“审慎原则”被纳入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开始涉及处理基于海洋污染的土地与海的问题，然后进入处理生物物种保护、食品安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迄今对这一原则最为广泛的认同是体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里。在其中，“审慎原则”是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紧密相连的。该宣言第15项原则是：“为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其能力，广泛地应用审慎原则的作法。在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时，不得以缺乏充分的确实的科学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那些符合成本效果分析的措施以防止环境恶化。”近年来联合国IPCC及许多政府与国际机构关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报告、协议中，都明确地强调了“审慎原则”在决策中的指导作用。

回顾历史，一些超大型工程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观测研究才能看清。

首先这与生态系统的基本特点有关，如段昌群所概括：一是它的积累效应——许多环境变化开始并不被人们所察觉或重视，逐步后才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而这个质变的转折点往往却很难确定。二是放大效应——在人类的干扰和影响下，环境变化并不是线性增加的，而可能是以加速度发展，呈现放大效应。如过度利用资源、破坏环境，会使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是整个区域生物多样性破坏。三是滞后效应——人类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往往在短期之内不能充分展示出来。人类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酿成较大规模不可逆转的后果时，才知道厉害。

另一方面，我们在认识人类导致的自然变化的潜在威胁时，往往有三种不同情况或程度：一是较为了解风险，二是有较大不确定性，三是无知。第一，“了解风险”是知道可能出现的后果及发生的概率，故有足够的信息决对指导（包括进行风险—收益分析）。第二，“不确定”则是我们知道其可能、甚至很可能有不良后果，但我们的知识不足以预测它。更准确地说，面临“科学的不确定性”。这种理应采取保护环境的行为但是完整的科学的证据又没办法获得的矛盾，或通常在已有的证据问题上科学家之间争论不休的情况，正是需要考虑前面所说的“审慎原则”的地方，或者说“慎始原则”所对应的情况。在许多今天的科学家看来，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应回避和遮掩的。如ORiordan 所说：“科学正在承认：自然现象的复杂性与互相依存性是如此的紧密缠绕，以至于不再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基础供我们推断因果关系，或是有那个标识物种和可测量的事件的意义大到能够用来当作未来后果的预测者。” 第三，“无知” 的情况则是自然过程的后果，在现有认知水平上不可能被科学预测。造成此情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许多自然过程从性质上说就是混沌的和非连续性的。

在上马一个影响生态环境的大型工程问题上，我们往往面临上述三种情况的混合。但对于后两种情况，即“科学的不确定性”和“无知”的情况，眼下还缺乏明确的共识的原则指导，甚至还有些有意无意的回避——似乎科学家就应当能够掌握一切知识。这正是一些人无知的“人定胜天”心态的科学观之来源。我认为对待“科学的不确定性”和“无知”的问题，恰当地遵循“审慎原则”是特别必要的。而针对新的大工程上马——启动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改变——的问题，就应采取“慎始”的原则，也就是不要盲动、不要轻易折腾自然。对审慎原则的理解、尊重以及恰当地运用，将会随着生态文明的进步，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共识。众所周知，三门峡水库是一个典型的失败的宏观决策。但是从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赞同到现在大家确认它是不应上马的工程，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对这一得不偿失、后患严重的超大型工程，業内人士已经从决策机制到坚持真理精神等方面进行了反思。我认为还有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科学工作者如何对待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知识局限问题。我国一些专家已经发现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教训。如谢家泽先生1985年在“三门峡在宏观决策上的基本教训”中说：“宏观决策失误的根本在于对水土保持作用的估计错误”，他回忆说当时对水土保持减少黄河输沙量有三种估计：陕西省、黄委会、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提出的估计相差很大，如对10年后（1967年）的估计，分别是减少 80%-85%、30%-40%、20%。“如果能对水土保持进行一些实事求是的分析，看到当时存在的各种估计都不具备科学根据，对实际效果拿不准，向周总理提出要作两手打算，那么以后的一系列被动局面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的。”谢先生特别指出，只有“实事”才能“求是”，而在“实事”中，不仅要看社会经济需要，要看其可能，“还要充分估计到科学技术水平对自然规律认识的限制。”谢先生作为权威的水利专家，指出即使是上述科研机构也有可能做出“不具备科学根据”的估计，我想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态度。他进而提出：“……没有充分把握时，应从最坏处想，向最好处努力。本着这种精神，在宏观决策中宁可在工程技术措施上面留有充分的余地，或者给予一定时间，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摸清规律，然后再作决策，不必急于求成，也不能一厢情愿。”该文结语是：“对确无把握的问题，在最终决策时一定要坚决留有余地。” 我认为，谢先生“留有余地”的箴言，凝聚着老一代水利工作者的智慧、心血与多年来国民付出的惨痛代价，是我们珍贵的精神财富。巧的是，谢先生的这个思想与国际上“审慎原则”，不仅有一致的精神，在时间上也相差不多（上世纪80年代）。

因此，在重大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急于上马大型工程是要让后代付出惨痛代价的。李文凯在探讨“三门峡工程半个世纪成败得失”与“大型公共工程的决策逻辑”的关系时注意到：“三门峡的迅速上马，是在泥沙淤库问题得到了‘解决方案以及下游决口改造威胁‘日益紧张的压力下实现的。前者显然缺乏科学的根据，后者则被许多水利工程师在他们反思总结三门峡工程的文章中证明至少有些‘过分强调……在缺乏经验和认知的前提下，以这一系列仓促动作上马，却又是为了什么？一个字，急！”但急切的情感不能代替科学的严谨态度，豪言壮语不能取缔冷静的怀疑，如果被“大干快上”的大跃进情绪支配，过分地宣染造势，只能过分地疏于研究人家提出的问题，以至于很可能重蹈三门峡的覆辙。

“慎始”的德文原文是远见与规划的结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生前没有一味依从工矿业开发公司的要求，以极大的魄力支持美国国家公园的确立与发展，为今天保护下了大批“国宝级”的自然、文化遗产，使之成为国家的象征。国家公园也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效仿和参考的管理制度，被称为美国“最值得骄傲的创造”。 他在100年前为此所做的贡献以及他的名言至今为人称道——“使我们成为伟大国家的，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而是我们使用这些资源的方式。”晚年被问到对自己的评价时，他认为自己三届总统任期内最大的政绩，在内政方面就是推进国家公园制度等一系列保护资源的决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刚重返领导岗位后）对武夷山自然遗产问题的批示，关键性地推动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他对黄山世界性价值的强调；他对桂林—漓江破坏风景资源的工业建设“功不抵过”的批评……至今被人们记忆和赞叹。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治家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