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哲学史教学中的若干问题

宣庆坤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论西方哲学史教学中的若干问题

宣庆坤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西方哲学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从事西方哲学史教学不能忽视西方哲学史在中国语境与哲学史学科发展相结合的定位。西方哲学史的教学要从中国语境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展开教学，通过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以达致哲学思维训练的效果。

西方哲学史教学；中国语境；思维训练

西方哲学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近十几年来，笔者一直在从事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工作，也伴随着相关的教学改革而相应进行教学中的一些调整，并有些许思考供方家批评。

一、西方哲学史教学之定位

第一，从中国语境理解定位。此处言定位，主要是说明该门课程的教学目的与对象。结合西方哲学史本身而言，哲学之义有二，从其古义言之，哲学本乎“爱智”，至于其“学”并不在其中，所以“哲学”之学不同于一般所谓生物学、社会学等之“学”。因为这些学科之学，从英文表达皆缀以“-logy”出之，而此词本于logos之意蕴；从哲学作为学科而言，哲学也就是“爱智之学”，从苏格拉底循理性而倡“下定义”之方法，探寻事物之本质即为西方哲学史的主要内容之一。由此观之，西方哲学史是通过对西方爱智之学的梳理，论述并评价之。可以说，这是对西方哲学史最一般的表述。或者说，讲述西方哲学史是原原本本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西方哲学所包含的问题向学生做清楚、明确、条理的说明。但是如果按照这种看法，那么一门西方哲学史在中国的教学除了教学语言的不同之外，还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从抽象的角度来看，对一门学术的研究要正本清源，要回归其真实面貌，但是事实不然。首先，任何思想的诠释都不是超越历史语境的，离开中国的语境探讨西方哲学史的本来之发展历程并不合乎中国的实际。其次，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历史按照一般来说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历程，这段历程已经过去，成为一个人人皆可解读的对象。而这个解读的真义只有通过不断的解读才能达到，那种所谓的抽象的“本来面目”已然不在。所以，西方哲学史的定位就表现为西方哲学史的教学是关乎中国的、关乎中国学生的、是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时空之中展开的。如果脱离开这一点，那就是游离于中国现实之外的，只能够得到一些抽象的概念、碎片化的知识、前后不着边际的推理。

第二，西方哲学史的定位离不开哲学史学科本身发展。一般都知道，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黑格尔首先开创的。尽管《哲学史讲演录》是黑格尔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对其上课讲稿的整理，但其内容及思想体系是黑格尔的。因为我们一看书名就知道，在黑格尔这里，真正的哲学是西方的，而“叫做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我们是很可以把它认做(着重号引者所加)哲学的”[1]115。所以整个三卷本①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德文本原本是三卷，中译本分其为四卷。的《哲学史讲演录》讲述东方哲学的内容(包括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区区不过40来页。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19世纪末写作《哲学史教程》仍然还是这种“西方哲学中心论”，并不区分开西方哲学史与东方哲学。 当然，这种“西方哲学中心论”也与中国当时确实没有哲学学科有关。1912年，北京大学设立哲学门，后来胡适写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这种西方哲学中心论的观念直到罗素出版《西方哲学史》才予以改变。自此以后，西方学者写作西方哲学发展历程时，皆冠以“西方”等字样。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定位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甚至与人文科学中的文学、历史也不同。

第三，哲学史的两点定位。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第一，西方哲学史的教学目的是希望通过西方哲学史的教学，让我们中国学生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而这个发展历程一直在以汉语被讲述，也一直在中国的学术框架之中被理解，并在与中国自身哲学的发展对比中被观照。当然，正如贺麟先生所说到的：“中西哲学诚然有分别，有异同，有其偏颇陈旧而不适于现代生活之处，我们可加以分辨，加以考察，加以批评，但如果对于两方均有深切了解的话，不能说中西哲学间有无法沟通的隔阂，有霄壤的差别。”惟能如此，“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有赖于对于西洋哲学的吸收与融会”[2]127。第二，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中国思想领域与教育领域的重要生力军，他们的思维是离不开中国的社会现实，需要从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来深入思考中国的问题。著名中世纪哲学研究专家沈清松先生精研西方中世纪哲学，用中文写有大量的中世纪哲学论文，曾经深情地提到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定位。他认为，我们任何一个讲中文的学者，学习西方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西方哲学，也不能发展西方哲学，我们也发展不了西方哲学，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要回到中国哲学，思考中国哲学的问题。应该讲，这种终身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所说出来的是自己大半生研究的心得体会，也是对中国哲学的忧思，更是对中国哲学的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我们从事西方哲学史教学的工作者，如果不能如此定位西方哲学史的教学，难道不是变相的“数典忘祖”吗？

二、西方哲学史教学之展开

任何一门课程的展开都是这门课程的具体内容，同样西方哲学史也是如此。但是西方哲学史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史，甚至不同于中国哲学史的教学。有鉴于此，西方哲学史的展开就不仅仅是这门课程的具体内容，它是离不开文本的诠释的。

第一，西方哲学史以中国语境展开。西方文本在中国语境中讲解，它所涉及的肯定是与中国读者的交流与对话。任何一个讲解者尽管也在讲解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是他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中国话语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理解这个问题。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理念论，但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何理解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下定义”的方法中提炼出“eidos”这种概念。这里就开始了西方哲学思维模式与中国思维模式的根本性的区别。中国哲学无论在儒家哲学所阐述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中国华严宗所强调的“重重无间，圆融无碍”，还是道家思想所道明的“逍遥无待，万物齐一”，都着眼于“通”与“不隔”的“物我同一”；而西方哲学则强调追寻本质，探问世界的究竟。很明显，西方哲学通过思辨、分析的方法展开对世界统一性的追问，而中国哲学则是“人间世”的。当然，通过西方哲学史的学习，借鉴西方哲学运思、分析之精确，以补中国哲学之精妙，是应该坚持的；但是如何通过西方哲学史的学习看到西方哲学的长处，并不是以显示中国哲学的不足。可以很明确的对比告知学生，如果回到近代中国的过去，我们可以更多的强调中国哲学学科性建设的不足，但是今天由西方思维模式所带来的问题，恰恰是我们更应该告诉学生的。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处于分析传统与诠释学传统之间的人物”冯·赖特明确地指出：“历史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经久不朽的，而是从属于变化的，我们的由西方主导和激发的文化，也许在某一天会发现自己已被另一种文化所替代，后者并不那么尊重科学或技术，对它们也并不怎么感兴趣”[3]23。从赖特的文本语境可以看出，他指的就是以儒家中庸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所以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不再是西学东渐的时代，而是东西文化平行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在教学的立场采取我民族固有之学术立场，以吸取其为我所用之资。

第二，西方哲学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展开。在西方哲学史的展开过程中，作为教学传授者还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分析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4]毫无疑问，这一讲话精神同样能够作用于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哲学的战场本来就是各种思想的相互较量。离开思想的碰撞，这种思想的生命力就会消失。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来源，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始终必须呼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学科基础上由马克斯与恩格斯创建的，并不是两位思想家的凭空想象，它是离不开西方文化思想的脉络的。所以，要想了解或者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必须深入理解西方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只有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对比中国本身固有的文化传统，才有可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对西方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的了解，又必须首先要熟悉或深入了解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主干，是文化思想的核心。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展开要回到今天的时代话语之中，如果还是抱着“言必称希腊”的想法展开教学，肯定不能具有针对性。当然，与不应该“言必称希腊”相反。那种完全脱离开西方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不加根据地大加批判，不通过逻辑展开就挥舞思想的大棒猛打一气也是于教学无益、甚至有害的。习近平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5]

三、西方哲学史教学之思维能力提升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离不开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则离不开学习哲学。黑格尔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认为，哲学史的中心意义就是在“过去了的哲学与哲学所达到的现阶段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里去寻求”[1]7。这种“本质上的联系”中的寻求就是思维的探索，也就是思维能力的培养。

第一，不能执着于西方式思维训练。是否可以这样说，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对于思维能力的训练是胜过中国哲学的呢？其实这种提法是有问题的。冯契先生曾指出过，相比于西方哲学注重于形式逻辑，中国哲学则更倾向于辩证逻辑。*在先秦时期中国名家与墨辩思想是体现形式逻辑的，但不能在中国社会得到发展并流行。所以中国哲学在思维能力的训练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能够提升人的思维能力的。试想西学东渐以前，如果中国哲学的思维能力很弱，何以会产生像朱熹的“理一分殊”的思想，何以会有王阳明的“四句教”？实际上，从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辩证逻辑要高于形式逻辑，是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一种“合”。因为辩证逻辑的基本形式是“正题-反题-合题”。无论是正题还是反题都是判断或命题，是符合形式逻辑关于判断或命题的一般要求的。早期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就有很多辩证法的思想，黑格尔就认为“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1]295。

第二，西方哲学史的思维训练不可缺少。我们需要认识到西方哲学史在形式逻辑思维训练上的积极意义。因为自从亚里士多德在《工具篇》中提出了系统的形式逻辑思想，并成为中世纪的必修课程以后，西方哲学一直非常注重形式逻辑思维的训练，而近代西方哲学史思维的转换就是从方法论开始的。无论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还是笛卡尔的《方法谈》都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开启了英国经验论与大陆理性论的传统。甚至赵敦华先生在《西方哲学简史》中，在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时，就是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思想来探讨“实体”意义的。可以说，中国思维的发展主要是关于人生伦理哲学的，关于形而上学的思想以及形式逻辑的发展比较缺乏。尽管现在大学课程中开设有“形式逻辑”方面的课程，但是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学习，可以加深了解西方哲学家如何通过逻辑规律的运作展开其思想理论。如苏格拉底是如何通过“下定义”来探讨“个别-一般”的哲学问题；当柏拉图强调理念世界的恒有时，如何有了怀特海所说的“柏拉图的注脚”的问题。文德尔班就认为，认识一般与特殊之间的真正关系就是逻辑的主要任务，并“早已被苏格拉底认出的这种抽象思维的基本形式占据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中心”[6]182。当我们深入细致讲解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哲学思想的发展与逻辑思维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深入厘析哲学思想的同时，就是在进行逻辑思维的训练，通过这种训练，思维能力的逐步提升是肯定随之而来的。

第三，西方哲学史的课堂教学及其延伸。思维能力的提升不是一日之功，这是需要慢慢磨练成就的。而西方哲学史的学习不是仅仅在课堂上的开展，肯定离不开课堂教学以外的方面，这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叫做“课堂教学的延伸”。而这种延伸是与课堂教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如何通过课堂教学以外的活动将西方哲学史课堂教学方面思维能力的训练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呢？我认为可以通过阅读来达到。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马上进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讲述，可以先让学生阅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的内容。规定所有同学都要阅读，可以通过扫描让每个同学都有文本在手，然后指定几位同学准备报告文字。在教师正式开始讲解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时候，利用10分钟让两位同学各自发言，然后利用5分钟提问回答。这样既活跃了气氛，又激活了思想的对话。而且又是紧密围绕课堂内容，并顺理成章地进入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讲解。这种方式对于改善枯燥思维能力的训练是非常有益的。

西方哲学史教学在中国大陆已经开展有近百年的历史了，除了以上三个问题以外，西方哲学作为人类智慧宝库还有很多值得在课堂讲授给学生的。如西方哲学史的学习对于陶冶情操非常有益，从西塞罗提出人文主义的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潮，并且激发了后来的启蒙运动，这些都是值得学生去思考，并能美化其情感的。当然，教无定型但又有法，师有定责而总育人，教学问题的探讨是永远可以对话的。但是，无论条件怎么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西方哲学史的教学是“中国”的西方哲学史教学。换句话说，“乘风尊国粹，扬帆化西洋”永远是从事西方哲学史教学与研究者的职业操守与志业使命之所在。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 冯·赖特.知识之树 [M].陈波,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D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5]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D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7/c_11188 82832.htm.

[6]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责任编辑 陶有浩)

On Several Issues in Teaching ofHistoryofWesternPhilosophy

XUAN Qingkun

(SchoolofPoliticalSciences,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241003,China)

HistoryofWesternPhilosophyis a compulsory major course for students specializ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The teaching ofHistoryofWesternPhilosophyshould combine the Chinese context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 history 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history. So the teaching ofHistoryofWesternPhilosophyshould be guided by integrating Chinese context with Marxism to achiev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raining.

teaching of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Chinese context; thinking training

2016-12-05

宣庆坤(1972-)，男，安徽怀宁人，安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文化哲学、宗教哲学。

G423

A

1674-2273(2017)01-008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