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与古徽州村落营造

唐建兵

(淮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明清徽商与古徽州村落营造

唐建兵

(淮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古徽州村落自然古朴、隐僻典雅与明清徽商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明清徽商参与古徽州村落营造，一是出于满足“乡梓故里情结”和光宗族耀祖的虚荣心；二是试图借助宗族组织提供原生动力以保持商业竞争力；三是旨在培养宗族子弟业儒入仕而获得更大的商业特权；四是深受“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传统理财观念影响。徽商在村落营造方面的积极作为一方面为古徽州宗族聚居、业儒入仕提供了优质条件，另一方面促进了古徽州民众思想观念和居住方式的显著变化。

徽商；古徽州；村落营造

徽州古村落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数量最丰富、规模最宏大的古村落群之一①目前保存完整的古村落有几十处，主要分布在安徽黟县、歙县和江西婺源县，而西递、宏村是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作为传统社会乡村人居空间的特定遗存，承载着徽州地域文化，记录着徽商曾经的辉煌，又因其负载着历史考古、艺术审美、建筑研学等方面重大价值，而被专家学仁们誉为“藏在深闺中的瑰宝”。览瑰宝遗韵而思百年过往：古徽州村落营造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历时较长、费资浩繁，非雄厚资财支撑不可为也。明清徽商四面求财、富可敌国，“姑论吾邑，千金之子比比而是，上之而巨万矣，又上之而十万、百万矣”[1]。基于怀乡耀祖、好儒入仕等多重心理作祟，徽商尽管行商在外，但遇装点宅第、募资公益之事而心尤切矣！

徽商并非徽州商人的简称，而是指起于南宋、盛于明清，以宗族血缘、地缘关系为最重要纽带联结，在全国商业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徽州商帮。近年来，徽商研究为学术界所重视，有关论著、论文可谓乏善可陈②傅依凌发表的《明清徽商考》（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1949年第2期）首次提出徽商概念；叶显恩出版的《明清徽商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黄山书社，1983年版）为徽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张海鹏、王廷元合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版）为徽商研究树立了第一座里程碑。。但是，稍加回顾也不难发现：前述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分析，围绕徽商兴衰原因、徽商特点、地位作用等方面研究较多，且以人云亦云、照搬旧说而为常；以微观视角切入，围绕其间细节问题譬如徽商与家谱编修、徽商与村落营造等方面深作探究的却为之寥寥。在徽州古村落走出深闺而为人所识，旅游开发、建筑研学等正值兴盛之时，通过对徽商参与古徽州村落行为的逻辑梳理，进而深入分析徽商参与其间的深层动因及其对古徽州社会的影响仍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明清徽商参与古徽州村落营造

考古研究及史料文献印证：徽州村落秦初始置黟、歙二县，以晋时宗室及世族南渡江南为端，经遇中原士族大姓数次南迁，数百年来此域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至北宋末也未见明显起色，仍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之地。时至南宋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徽商逐步崛起，古徽州村落旧貌渐换新颜。“望衡对宇、栉比千家、鸡犬桑麻，村烟殷庶。祁年报本，有社有祠。别墅花轩与梵宫佛刹，飞薨于茂林修竹间，一望如绵绡”[2]。在古徽州村落营造过程中，徽商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购置田地，营造宅第

徽州山地延绵区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誉，峰峦重叠、烟云缭绕，林木葱郁、溪流孱孱，环境幽僻、避战少祸，是古时贤人雅士们避世脱俗、清净修为的理想憩息之地。逢政局动荡、灾荒绝收之时，中原世家大族举家迁徙于此。史载，隋末此域人口数量仅有6 154户，至唐天宝年间而达38 320户，北宋元丰年间增至127 203户，人地矛盾渐趋尖锐。《赠程君五十叙》载：“新安僻居山溪中，土地小狭，民人众，世不中兵革，故其齿日益繁，地瘠薄，不给于耕，故其俗纤俭习事。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3]徽商聚族外出、善于经营，聚集巨额财富以后，回乡置地、修缮门庭夙愿趋于强烈。关于此，徽州士族大姓宗谱所载俯首即拾。如《汪氏统宗谱》记载：处士汪明德，世昭其字也，“事商贾每倍得利，归父兄娱其心。厥考遣世行补邑庠生，处士则丰其资给，勉其专业以成功名，可谓养亲之志矣。……他如助父兄筑圩、开田、通渠引水，皆有经久良法。修砌周围石路，架桥梁以便往来，不少吝焉”[4]。又如《黄氏世谱》记载：休宁人黄义刚，字养浩，“少商木筏于杭、浙、姑苏，壮经营于正阳、固始，得生财之大道，……晚而筑室买田立纲振纪，家声文物，焕然一新”[5]。输金回乡拓田开基，就徽商而言，乃“用本守财”之常例。而在歙县、休宁等部分地区，置地购田、营宅修园之俗还颇为盛行，买田千亩、造屋数间而盛甲乡、县者亦有之。如《许氏统宗谱》记载：休邑人许公讳贶，“以上下其殖，居积致富……见人有患难，力所能济者，必为之济，因而籍以终生者甚多。广田园盛甲一乡”[6]。其同乡程维宗，“从事商贾，货利之获……且增置休歙田产四千余亩，佃仆三百七十余家。有庄五所……其各庄什器，仓禀、石坦、垣墉无不制度适宜。又于屯溪造店房四所，共屋四十七间，居商贾之货，故税粮冠于一县”[7]。由是观之，在明清徽商鼎盛之时，回乡置地造屋乃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二）募资捐款、热心公益

从某种角度言，徽商输回乡里的巨额财富，用于家计生活、置地造屋等有炫耀门庭之嫌，是满足自己虚荣心的需要。但徽商亦承继有“爱庐”的淳朴之风，加之受到宗族观念和光宗耀祖等心理的驱使，他们“在原籍修建超过正常需要的豪华住宅，或炫耀性、公益性的建筑”[8]。诸多徽商在营造私宅、园林之余，又积德行善，以积极姿态募集巨资修建宗祠、书院、牌坊、亭台、路桥等，显然这是出于世族宗亲、乡邻关系等方面的整体利益考量。而这样做在助推社会公益之时，也有利于提高徽商的宗族威望和社会地位。第一、营建祠宇而“祭祖宗”。宗祠作为族权、神权交织之地，是族人供奉祖先和祭祀的场所；作为宗族的象征，在族人的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据《黔县志·风俗》所载：“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黟地山逼水激，族姓至繁者不过数千人，少或数百人或百人，各构祠宇，诸礼皆于祠下行之，谓之厅厦。居室地不能敞，惟寝与楼耳。族各有众厅，族繁者又作支厅，富庶则各醵钱立会，归于始祖或支祖曰祀会厅，为会惟旧姓世族有之。”[9]更甚者，不重第宅修缮而立志于造宗祠者有之。《盘川王氏宗谱》载：绩溪人王公讳中梅，经商“积数年，家渐裕。诸子弟有请营第宅者，公抚然曰：‘记有之，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今祠宇未兴，祖宗露处，而广营私第，纵祖宗不责我，独不愧于心乎’？乃慨然有建祠之志”[10]。第二、营建书院而“振儒业”。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四民”中商居其末，常为人所不齿矣！受“商之为末”观念的束缚，徽商心生自卑而对宗族子弟学儒入仕寄以厚望，募资创办书院者地方志记载甚多。譬如歙县人鲍肯园闻其故乡‘紫阳’‘山间’废矣，“公慨然与乡士大夫作新之。以状白盐使，请援扬州安定书院例，出库金增诸生膏火，自以私财白金三千两益之，于是城内之紫阳书院成，又出白金八千两自置两淮生息，以复城外之山间书院”[11]，以方便乡人邻里读书。第三、修亭台、筑路桥而“便乡邻”。明清徽商不仅关心宅第扩建、宗祠兴修事宜，而且持仁义、宽厚之心，行善积德、出资助推社会公益。如祁门李秀，“往往以济人为事。邑学宫圯，议修复，秀捐金佐用，官义之，至今春秋祭扫胙肉。家祠未建，秀独力创成。助祭田，祀祖先。其他为善于乡，济贫乏、赈岁饥、修造桥梁道路，善迹可纪者甚多，细不胜书”[12]。可以说，明清徽州“一府六邑”之地，徽商捐资建造乡邻公益建筑已成为社会之时尚。

二、明清徽商参与村落营建的深层动因

明清徽商远离徽州故土、漂居大江南北，旨在营生、逐利，而又主动且积极地参与古徽州村落营造，既与明清徽州社会浓厚的宗族血亲、叶落归根等观念文化密切相关，亦是徽商“怀乡情结”“贾而好儒”等心理驱动使然。

（一）“乡梓故里情结”和光宗族耀祖的心理驱动

“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13]，伴之中原世家大族的迁入，人口数量激增，乃至人地矛盾更显突出。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徽州社会，伴之人口增长生活也更趋艰难。为了获得一线生机，古徽州人特别是迁入徽州的世家大族之后裔凭借茶、木等优势地产资源，外出经商谋业。据史载，古徽州人初时选择离家经商谋业，大多是情非所愿，他们或出于家境贫寒只能依靠族人、邻里等的周济度日，或屡试不中而弃儒，实不得已而为之。徽商踏上经商的艰辛之路，有常年不归者，甚至数年不归者亦或他处置业而扎根者，也是存在的。尽管如此，徽商却仍然保留着与原籍徽州间的密切联系，“主要是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在起作用”[8]。封建农业社会，特别是在长安、洛阳等中原地区，由于宗法制度根深蒂固，浓厚的宗族意识和狭隘的地域观念已经深深地契刻在世家大族的心中，乃至遭遇数次迁徙终而不灭。就古徽州而言，世家大族基本上是源于中原，可谓之曰“客家族”，显赫门庭、强宗旺族的心理欲望颇为强烈。一旦在外地经商而获成功，荣归故里的炫耀念头也就自然而然地复燃了。伴之念故思乡之情日浓，光宗耀祖等方面的精神需求暴露无遗。

（二）获得族众后援以保持商业竞争力的内心促动

学界同仁们在探讨徽商兴衰原因时，认为严峻生存环境、俭朴生活方式、诚信商业道德、儒商持业风范和占有市场先机等是徽商成功而执商界牛耳的最重要方面，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徽商们俭朴生活方式、诚信商业道德又源于哪里呢？是徽州的血缘宗族为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生动力。

中原士族迁入徽州人口繁多，聚族而居成为徽州宗族的典型特性，因而在经商方面亦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一方面徽商持商谋业关系到宗族整体利益。徽州人抛家弃子常年在外经商，家中娇妻孺儿需要宗族给予扶持或照应，其经商所获自然非独有而为宗族他人彼此共享，“夫两邑（歙、休）人以业贾，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数十家、数家。且其人亦皆终岁客居于外，而家居者亦无几焉。今不幸而一家破则遂连及多家与俱破。”[14]另一方面宗族组织为徽商提供值得信赖店员帮工和合作伙伴。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商人据“四民”之末而遭人鄙夷，凡是能择他业者多不愿意为商，使商业活动时常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不仅如此，重利、“奸商”之污名又让商人群体间缺乏信任基础，彼此间难以建立合作关系。而徽商借助修族谱、建祠宇和宗族祭祀祭祖等重大活动，则可以通过“熟人社会”这个宗族组织进行联宗来增强商业竞争力，一则以族人友邻补充店员帮工缺额，二则与其他徽商接触中构筑互信而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徽商的互利双赢。

（三）培养宗族子弟业儒入仕而获商业特权的冲动

伴之中原世家大族在徽州开枝散叶，徽州之地“益尚文雅”之俗渐兴。自理学大家朱熹以降，为仕者多明义理，而使古徽州尊享“东南邹鲁”之美誉。然而，深受儒学之风浸润的徽商，在重本抑末的传统社会却经遇着太多的“社会排斥和鄙视”，使他们对儒学怀着复杂的感情：“商游乃心好儒术”[15]，或借助儒学之仕而成其业。

徽商怀揣儒学之信仰，譬如休宁人汪应浩，“虽游于贾人乎，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治《通鉴纲口》、《家言》、《性理大全》诸书，莫不综究其要，小暇披阅辄竟日”①参见：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六[M]．明嘉靖六年（1527年）刻本。。其实，在徽州诸县方志、谱牒当中，徽商好儒的事例并不鲜见。在经商实践活动中，徽商“贾名而儒行”，好与儒士、仕宦结交、往来，而此举亦有助于拓展商业市场、规避运作风险，实现较好的商业利润。但是，仕宦们借权寻租的傲慢姿态却激起了徽商内心深处“商人位卑、仕人位崇”的自卑感，使他们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譬如婺源人洪庭梅谈到从商经历，曾无不慨然地说：“今庶几惟所欲为，奚仆仆风尘以商贾自秽！”②参见：婺源敦煌洪氏通宗谱：卷五八[M]．清同治（1856 - 1875年）刻本。而“位不及仕”的自卑感在“心向儒学”的强力感召下，转而化为培养宗族子弟入仕的冲动，歙县人汪才生即告诫其子曰：要奋发业儒，“毋效贾竖子为也”[16]。徽商一方面主张其子孙弃贾修儒、延师课业不遗余力，另一方面输金回乡创办书院或私塾，以供宗族子弟业儒入仕之便。譬如黟县人舒大信，“修村口至城路，修东山道院，旁置屋十余楹为族人读书地”[17]；婺源人程世杰曾建“遗安义塾，置租五百亩。久废，杰独立重建，岁以平粜所入师,使合族子弟入学”[18]。而宗族子弟业儒入仕跻身官僚士大夫之列，既可以给宗族带来无限的荣光，亦可以提高徽商的社会地位，借此获得更多的商业特权。

（四）“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守旧观念的黯然涌动

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农耕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民以食为天”之源。防范风险、守其财富，农之首选也。《史记·货殖列传》亦载：“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此乃司马迁就农耕社会致富、守财之善言，后世影响还是颇为深刻的。丝毫不夸张地说，自汉中期武帝以降，持财有方的商家大贾甚至将“用本守之”奉为圭臬。“以商聚财、用农守之”的做法，尤其以农耕社会为最。

徽商鼎盛之时而执商界牛耳，影响足见一斑。然而，就徽商的经营方式而言，仍然受制于传统自然经济的窠臼，属于封建小农业经济的范畴。徽商乃中原世家大族之后裔，受农业文化的影响至深，脑海中“小农”意识、守旧观念等陈腐文化的阴影始终难以抹去，潜意识地影响到徽商行为选择。徽商虽然常年、甚至数代都从事商业活动，但他们守商为业的总体意愿并不算高，更缺乏资本“滚血球”发展的投资经营理念。况且，由于农耕文化对商业的排斥，商人社会地位始终较低。徽商基于“从商为耻”的自卑感，始终将从商作为致富的一块跳板。如歙县商人吴烈夫曰：“商贾末业，君子所耻，耆耄贪得，先圣所戒”[19]，言语中表露出厌商、弃商之意。借助经商得而发迹的徽商们，一旦手中握有巨额财富、枕而无忧，冒险创业、勤奋敬业的精神也就渐趋颓废，农之为业、“以本守之”的观念自然流露出来。而这种观念反映在生活实践中，即通过各种途径输金回乡，或用于置地购田，或大兴土木而营建宅第、祠宇，等等。

三、明清徽商参与村落营建的社会影响

徽商游离于徽州之外却主动输金回乡，或大兴土木以显赫门庭、修建祠宇、规划园林、创办书院等，或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此举对古徽州村落营造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

（一）引入新元素而易古徽州村落传统建筑风格

早期徽派建筑，是中原文明与山越文化交融的产物。先秦以前，山越人世居古徽州时，以“干栏式”建筑为主；中原世家大族迁居此后，基于山势气候、人稠地狭等因素，以“天井”为中心的“楼上厅”建筑渐成为典型的居住形式。

明中叶之时，伴随着徽商的崛起，大量的资金被用于建筑方面，使古徽州建筑风格有了显著变化。第一、村落建筑规划设计时注入了徽商的观点和看法。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点，无论是他们的私家宅第、园林，还是具有宗祠、书院等带公共性建筑，其结构布局、厅堂布置、内部装饰都参考了徽商的建议，融入了他们的合理观点，从而赋予了明清徽派建筑丰富的文化底蕴，使古徽州村落与其他地区的村落形态大异其趣。第二、村落建筑营造时融入了外地建筑艺术和建筑式样。古徽州村落营建过程中，在充分考虑徽州地质、气候等条件的基础上，又适当地借鉴了外地建筑式样，甚至是欧式建筑式样，既注重建筑的经济性、实用性又讲究安全性、审美性，终而形成了“宛如城郭”的建筑群落。如黟县胡霭如早年在上海业茶，其子胡国华继承父业，于民国初年返乡后，营建“霭如公祠”时巧借上海建筑式样，结构精美、造型新颖、式样独特，有“西递小上海”之称。无独有偶，南屏“小洋楼”、尚素堂和豸峰涵庐皆特色鲜明、各有异趣。

（二）为古徽州宗族聚居、业儒入仕提供了优质条件

徽商游于四处、遍及天下，外部政治生态、社会生活相较于交通阻隔、信息闭塞的古徽州而言，多样而精彩。徽商回乡省亲，其行为举止必然会对“没有离乡进城”的古徽州民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一、改变了民众儒贾不兼的传统观念。明清以前，业儒不能服商的观念在徽州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如万历《歙志》载：“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①参见：歙志[M]．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刊本。但是，徽商获利而荣归故乡，却使这种观念悄然改变。江次公论及长子经商事宜，言道：“余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耕若也。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贾也。若第为廉贾。”[20]第二、导致民众“农本商末”的天平砝码向商偏移。“重本抑末”的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但自明正德、嘉靖以降，在古徽州一带有了明显变化。在徽商的示范带动作用下，古徽州人从商虽然不能用趋之若鹜形容，但以农为业者陡减、服商为业者剧增却是历史事实，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三）促进了古徽州民众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

古徽州乃地瘠人稠之地，即便不遇荒灾之年，耕地所获和山林富产亦无法满足民众基本生产、需要需求，依此而业儒为仕者更是屈指可数；如遇荒灾岁月，粮食尚不能自给，不得已而择商谋生。徽商经营成功以后，就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全有能力回到家乡置田地、兴土木而广建聚居休养之所。“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实非虚言。而所谓的“十一在内”，一方面用于徽商个人家庭条件的改善和宗祠、牌坊等的修建，另一方面则用于开办书院、创设义学，以供宗族子弟接受基础教育，为入仕耀祖创造良好条件。明清数百年，程敏政、胡宗宪、许国等走出古徽州而信步于朝堂之上；汪机、郑子珍、徐春甫、汪道昆、程大位、戴震等在艺术、科技方面亦颇有造诣，显然与此有较大的相关性。

明清徽商作为古徽州人的重要群体之一，是时下今人了解、认识古徽州社会的“全息基因”和重要窗口。在徽州古村落旅游开发、建筑研学方兴未艾之时，面对数百年前徽州先人们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迷惑于其迥异于时而又令人叹为观止的宏伟建筑群，希望立足徽商活动研究找到一条寻古探源、访古喻今的线索。

[1] 佚名．歙志：卷十：货殖[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45．

[2]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46．

[3] 佚名．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一：赠程君五十叙[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42．

[4] 佚名．汪氏统宗谱：卷四二：七十六代世昭墓志铭[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292．

[5] 佚名．休宁黄氏世谱：卷二：黄义刚传[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292．

[6] 佚名．许氏统宗谱·孟贻公行状[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293．

[7] 佚名．休宁率东程氏家谱[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295．

[8] 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J]．安徽史学，2004（5）：84-86．

[9] 佚名．黔县志：卷三：风俗[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37．

[10] 佚名．盘川王氏宗谱：卷三：中梅公传[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306．

[11] 佚名．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一：中宪大夫肯园鲍公行状[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312．

[12] 佚名．祁门县志：卷四：孝义[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312．

[13] 佚名．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4．

[14] 金声．金太史集：卷四：与歙令君书[C] // 金声．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 //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丛刊：第5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86．

[15] 许国．许文穆公集：卷十三[M]．民国甲子（1924）无锡孙氏简素堂刻红印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267．

[16] 汪道昆．太函集：卷六七：明赠承德郎南京兵部车驾司署员外郎事主事汪公暨安人郑氏合葬墓碑[M]．合肥：黄山书社，2004：1435．

[17] 佚名．黟县志：卷七：人物·尚义[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315．

[18] 佚名．婺源县志：卷三三：人物·尚义[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317．

[19] 佚名．丰南志：第5册：存节公状[C] //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293．

[20]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五：明处士江次公墓志铭[M]．合肥：黄山书社，2004：952．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ancient Huizhou present natural and primitive, simple and elegant,which is related closely with the active involvement of Huizhou merchants in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irstly, the merchants at that time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aim to satisfying the vanity of emotion for their native land and the psychology of glory on their family and ancestors. Secondly, they tend to provide original dynamic to keep the commercial competitiveness by means of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ation. Thirdly, they want to cultivate their descendents to be scholars or officials to acquire more commercial privileges. Fourthly, they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concept ie to get wealth through business, but to defend through Confucianism. The positive participation from Huizhou mercha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on the one hand provides a good condition of residence and promotion of Confucius scholars in ancient Huizhou. On the other hand, the ancient Huizhou villagers’ ideological conception and living patterns are obviously changed and improved.

Key words: Huizhou Merchant; Ancient Huizhou;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编辑：朱青海)

On Huizhou Merchants and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NG Jianbing
(Institute of Marxism ,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China 235000)

K249

A

1674-3555(2017)05-0096-07

10.3875/j.issn.1674-3555.2017.05.015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6-10-17

安徽省 2015年社科规划项目(AHSKY2015D58)；安徽省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招标课题(AHWH2016205)；安徽省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项目（AHLYZJ201605）

唐建兵(1975- )，安徽怀远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乡村环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