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的历史教育理论与实践

程 源 源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吕祖谦的历史教育理论与实践

程 源 源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吕祖谦是南宋乾、淳之际著名史学家、理学家和教育家。其历史教育活动非常丰富，在学术交流中讨论如何读史、治史；在书院讲学中重视历史教育，编撰一系列历史教材。其历史教育理论强调蓄德成己的重要性，在经史关系论上与宋代理学思潮主张的先经后史观点不同，主张经史并重。其历史教育方法独具特色，强调读史需识“统体”、读史需“重次序”、读史当作“有用看”。

吕祖谦；历史教育活动；历史教育理论；历史教育方法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史学家、理学家和教育家，在历史教育上独树一帜。他一生治史勤奋，著述丰富，重视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对读史方法有颇多阐述。作为理学中人，他是南宋道学的重要领袖[1]82。作为教育家，他创办丽泽书院等，常年讲学各书院之间，培养了大批学者，从宋至明学脉不坠。对吕祖谦的历史教育研究，以往学者多从书院、家族、交游等角度有所阐发，而专题探讨极少。本文主要从历史教育活动、历史教育理论和历史教育方法三个方面，来论述吕祖谦历史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一、吕祖谦的历史教育活动

吕祖谦的历史教育活动非常丰富，主要体现在学术交游、书院讲学与教材编写当中。吕祖谦学术交游非常活跃，常常与友人相互切磋，探讨治史心得。吕祖谦创办书院，受学弟子众多，历史是其讲学的重要内容。为便于学生接受历史教育，吕祖谦特别重视历史教材编写。

(一)学术交游与历史教育

吕祖谦深知“独学”的弊端，故而非常重视与其他学者的学术交流，同时代著名学者朱熹、张栻、陈亮、李焘、袁枢等人，与其皆有密切往来。

吕祖谦与朱熹交往很多，文集载录的与朱熹的书信多达67封[2]。吕、朱的学术旨趣有所不同，吕祖谦更重史学，朱熹则更重理学，朱熹曾说：“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3]2951在他们的来往书信中经常会因学术倾向不同而进行辩论；而这种辩论，对双方的治史理念都有影响。如朱熹听闻吕祖谦在教学中偏重《左传》，于是去信说：“闻只令诸生读《左氏》及诸贤奏疏，至于诸经《论》《孟》，则恐学者徒务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则恐未安。”[4]第二十一册1532吕祖谦觉得朱熹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便回复说：“所与诸生讲说《左氏》，语意伤巧，病源亦在是。自此当力扫除也。”[5]第一册402并在教导学生读书时也强调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6]1234因吕祖谦长于史学，朱熹在修撰《资治通鉴纲目》时，曾写信给吕祖谦希望得到帮助，吕祖谦因而“比亦寄条例去也”，并对其中具体问题提出修改建议[5]第一册438。吕祖谦还建议朱熹认真修改《伊洛渊源录》：“大抵此书，其出最不可早。舆其速成而阔略，不若少待数年而粗完备也。”[5]第一册430并表示愿意帮助朱熹搜集伊、洛文章。朱熹认同吕祖谦的说法，也认为所撰之书“卷首诸公，当时以其名实稍著，故不悉书。自今观之，诚觉旷阙。但此间少文字，乏人检阅，须仗伯恭与诸朋友共成之也”[4]第二十一册1531。

张栻作为吕祖谦的挚友，曾向吕祖谦请教如何治史，吕祖谦回信道：“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国朝典故，亦先考治体本末及先辈出处大致。”[5]第一册395吕祖谦一直对陈亮关怀有加，故而陈亮在给吕祖谦的信里说：“海内知我者惟兄一人，自余尚无开口处。”[7]陈亮曾作《三国纪年》，并把其中的“序”和“赞”都寄给吕祖谦过目，吕祖谦在回信中重点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三国纪年序引》及诸《赞》，累日已详看，用意高深处，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纲体制，犹有未晓处。”[5]第一册473吕祖谦非常欣赏陈亮的文采，认为其“盖得太史公笔法”[5]第一册473。乾道三年(1167)吕祖谦受李焘推荐，进入国史院重修《徽宗皇帝实录》。《实录》完成后不久，李焘受其子所累，离开史馆。吕祖谦在《与学者及诸弟》中，对李焘的离开倍感失落：“骤失此人，甚觉萧索累日，寝食为之无味也。”[5]第一册508吕祖谦不但去信多封予以宽慰对方，还利用自己在史馆的优势，给李焘撰修《续资治通鉴长编》提供帮助[5]第一册703。他还建议李焘早日完成此书的撰修：“若只广记备言以待后人，恐年祀浸远，未必能明今日去取之意，使千载有遗恨，良可惜也。”[5]第一册701吕祖谦曾受袁枢之托，为其《通鉴纪事本末》作后记。吕祖谦在后记中写到：“《通鉴》之行百年矣，综理经纬，学者鲜或知之。习其读而不识其纲，则所同病也。今袁子缀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5]第一册115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吕祖谦十分重视史事的本末源流，他认为：“学者观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便生议论。”[5]第七册2其《大事记》即是吸收了袁枢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成。吕祖谦常与师友讨论《通鉴》。在《答潘叔度》中，吕祖谦说到：“《通鉴》课不欲久缀，见所抹者，并以后两三册，或令叔昌携来为佳。”[5]第一册492“阅《通鉴》颇有绪，遂兀坐不复出户也”[5]第一册493。其师汪应辰对《通鉴》颇有研究，吕祖谦便特别关注老师的研究成果：“《通鉴编类》倘已检出，望蚤示下。”[5]第一册392《通鉴》不但是吕祖谦学术交往中的重要话题，《通鉴》更是其史著《大事记》重要的文献来源[8]。

(二)书院讲学与教材编写

吕祖谦一生为官多与学事相关。绍兴三十一年(1161)承祖荫，任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9]22。隆兴元年(1163)，27岁的吕祖谦连中博学宏词科和进士两科，次年被授为南外宗学教授。乾道二年(1166)，丁母忧，回明招山守墓，不少学者慕名而来，吕祖谦因而在此办学，“四方之士争趋之”[10]。乾道四年吕祖谦创立丽泽书院，“授业曹家巷”[5]第一册741，这便是丽泽书院创办之始。吕祖谦为书院写有《规约》。三年后任严州州学教授，结识了严州太守张栻，并在张栻的支持下，大力整顿严州书院，制定了规约。吕祖谦在丽泽书院的讲学断断续续约有十年，“入仕虽久，而在官之日仅四年，故在婺之日最多。四方学者几千云集，横经受业，皆在于此”[5]第一册820。

吕祖谦书院讲学，非常重视历史教材的编写，主要历史教材有《左氏博议》《左氏传说》《左氏类编》《春秋讲义》《丽泽讲义》《丽泽论说集录》《历代制度详说》等。他为诸生课试而作的《左氏博议》在学子中广为流传，“诸生岁时休沐，必钞置褚中，解其归装无虚者。并舍姻党复从而广之，曼衍四出，漫不可收”[5]第六册575。《左氏博议》随事立义，借史事发挥义理之见，“凡《春秋》经旨概不敢僭论，而枝辞赘喻，则举子所以资课试者也”[5]第六册576。与《左氏博义》并为左氏“三传”的《左氏传说》与《左氏类编》，也是其讲读《左传》编写的教材。《直斋书录解题》说吕祖谦《左氏传说》“于《左氏》一书，多所发明，而不为文。似一时讲说，门人所抄录者”[11]。

《春秋讲义》是乾道五年吕祖谦为严州州学教授时所作，在县志中有如下记载：“吕祖谦……乾道五年需太学博士次来为郡员外博士，铎音大振，士由远方负芨者日众，浮泮宫至不足以容之。在学著《春秋讲义》。”[12]卷二《名宦》正是有众多学子的“问津”，他特作《春秋讲义》，以阐发其义理[5]第一册544。他认为，孔子所以著《春秋》，诸经所以流传，不是为了臧否古人，“夫子之笔削，本非为他人设”，而是为了“切近”，达到“通古今为一时，合彼己为一体，前和后应，彼动此随”的境界。

《丽泽论说集录》是吕祖谦在书院讲课时“口授为讲义”[5]第二册269，由门人记录，吕祖俭、吕乔年父子整理而成，其中末三卷为史记杂说，所包含的历史教育内容非常丰富。仅《史说》卷，便包含了纪传编年优缺点、读史方法、才与德的关系、从本质上看历史事件、“理”与“近理”的区别联系、人才论、为官之道等问题的讨论[5]第二册218-238。仅举其中一例说明之：吴起为人贪财好色，而为将时则与士卒同甘苦，如何看待这种前贪而后廉的行为呢？吕祖谦认为，要透过历史现象看本质，“非起前贪而后廉也，前之贪，贪财也；后之廉，贪功名也。渔人以饵致鱼，非能舍饵也，欲得鱼耳”[5]第二册221。只是吴起前后所贪的东西改变了，其本质并没有改变。

《历代制度详说》为科举考生所编，它是在流传了150年后，才被后代门人刊刻出版。有科目、学校、赋役、漕运、盐法、酒禁、钱币、荒政、田制、屯田、兵制、马政、考绩、宗室、祭祀这15门，每门下又分为“制度”和“详说”两个部分，“制度”部分征引文献，“详说”是对该制度及其沿革的分析和评论，作为“家塾私课之本”影响很大。

如果说历史教材主要还是面向书院学子的，那么像《阃范》《少仪外传》《吕氏家塾读诗记》等著述，可以说是面向童蒙教育的。这些著述都是结合了经、史、子等书编撰而成。以《阃范》为例，它是吕祖谦“与其友取《易》《春秋》《书》《诗》《礼》传、鲁《论》、《孟子》，圣贤所以发明人伦之道见于父子兄弟夫妇之际者，悉笔之于编。又泛考子史诸书，上下二千余载间，凡可以示训者皆辑之”[13]。吕祖谦把知识的传授与礼仪制度、伦理道德教育等内容相结合。吕祖谦注重将生动的历史典故和先贤事例来说理，使得童蒙更易接受理解，对后世的童蒙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外，吕祖谦还重视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读物编写，《大事记》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大事记》是较早的整理战国文献的史著之一，其体例精详，朱熹赞其“伯恭《大事记》甚精密，古今盖未有此书”[4]第二十一册1204。《大事记》本身分量并不大，只是“列其事之目而已”[5]第八册231，其中绝大部分是《解题》和《通释》，《解题》是“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5]第八册231，明确指出是为初学者所作。《大事记》在体例上是一大创新：《大事记》是本，《通释》是纲，《解题》是基础，宏观上对历史大势，微观上对历史细节把握都非常到位，有益于初学者掌握史实和研究方法。

二、吕祖谦的历史教育理论

吕祖谦在长期的治史活动与书院讲学过程中，对历史教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教育理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蓄德成己；二是在经史关系上主张经史并重。

首先，蓄德成己的历史教育目的论。吕祖谦常年从事书院讲学，在为书院制定的学规中，就非常重视对于学生的蓄德教育。在最早的《乾道四年学规》中，开篇即是“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5]第一册359，忠孝可说是学规的根本所在。在此之外，还阐释了入书院学习的必备条件：“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5]第一册359规约可以督促学生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乾道五年规约》首条也说：“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5]第一册360。“明理躬行”，即是要把道德准则付诸于实践之中。此后，吕祖谦又制定有《乾道五年十月关诸州在籍人》《乾道六年规约》《乾道九年直日须知》等规约，对同学之间的往来、与亲族间的交往及相应吊唁礼仪等行为作了规范，这些规约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学者认为，吕祖谦的学规与朱熹的学规相比较起来，“强调在儒家生活规范中体认道德修养，是这两种学规最基本的相似处”[1]114。

吕祖谦在治史实践和历史教育活动中，非常强调蓄德成己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古代历史教育普遍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往往从做人的基本规范到如何立身处事，都能在历史教育中得到启示。吕祖谦作为宋代史学家兼理学家，自然非常重视在历史教育中贯彻蓄德精神。在由门人编写的《丽泽讲义》中，吕祖谦对读史的功用作如是说：“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后德可蓄。”[6]1654这就是说，通过读史多了解“前言往行”，目的是为了“观其用”、“求其心”，最终落实到“蓄德”上。吕祖谦教导门人的“读史六要”，首要便是“择善”[5]第二册257。择善即是从史书史料中选出有益于纲常教化的事例来教育学子。吕祖谦一直担心“但恐择善未精，非特自误，又复误人”[5]第一册395。因而亲自从《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中节录出史实事例，教导学子如何在史书中“择善”，体会义理思想。对《春秋》这样亦经亦史的经典，他提出“学者当深观《春秋》，以察天理人欲之辨”[5]第一册559。

在吕祖谦看来，德行的优劣是比才能、智力更重要的素养，对于社稷而言，“独恐希进之人，不足测知圣意之缊，妄意揣摩，诋排儒学。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权利足以奔走群众，不必诚信；才能足以兴起事功，不必经术”[5]第一册54。故而他教导学生：“看史非欲闻见该博，正是要‘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大抵事只有成己、成物两件。‘蛊者，事也’。《象》止说‘振民育德’。前时亦尝作六事看，如儆戒、择善、阃范、议论、处事、治体，要之止是两件。然两事又却只是一个‘成’字。史亦难看，须是自家镜明，然后见得美恶；称平，然后等得轻重。欲得镜明、称平，又须是致知格物。”[5]第二册259读史的目的是要“蓄德”，要点就是“成己”、“成物”。他解释“成己”是完善自身，“成己”之后，自然“见得美恶”；“成物”是指成就外物，知道事情轻重。“成己”、“成物”的概念来源于《中庸》，朱熹认为“成己”是“成”的第一阶段，这是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成己”之后，“诚虽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14]，在“成己”的基础上，把所得用于认识、作用于外在世界，达到化育万物的境界。吕祖谦在此认为读史的基础是要“成己”、“成物”，做到这两点又需要格物致知，不断修炼。

吕祖谦把历史教育作为载体，从中总结出有益于道德教化的思想，以期达到“成己”的教育目的。宋代理学思潮影响下，史书的讲授和编纂都有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义理化倾向的目的是期望有益于风俗教化，重振伦常纲纪。吕祖谦在《读书记》中写到：“读《诗》及《书》以涵养性情。每念古人君臣父子之间，反覆规诲，词意恳恻，想见当时忠厚气象。使人感动，为之出涕。观《春秋》见圣人之于治乱、名义之间，凛乎其不可犯也。使是法也得行于其间，则三垣、六卿，何足道哉！及参于《左氏传》，见一时良大夫能持友其国者，又皆一出于礼，而国之安危，人之寿夭，又皆以礼观之，然后喟然叹曰：甚哉！礼之大者，国之天，民之命也。”[5]第一册870吕祖谦从读史中看到的，是君臣父子间的“忠厚气象”，是圣人大道行于世的“凛乎其不可犯也”，是良大夫持国以礼的伦理纲常，吕祖谦为之神往。

其次，经史并重的经史关系论。在传统学术中，经史关系非常密切。宋代理学背景之下，经史关系理论普遍具有重经轻史、荣经陋史的倾向。相比较而言，吕祖谦的史学特色更为浓厚，其论经史关系，却秉持经史并重的观点，而这，也正是他的教育活动之所以重视历史教育的原因所在。

一方面，吕祖谦作为理学中人，自然强调读经明理，肯定经学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吕祖谦虽然不被《宋史》列入‘道学列传’，并且鲜为现代学者所论及，但从12世纪60年代末期到1181年他去世的十几年里，他其实是道学最重要的领袖”[1]82。吕祖谦与张栻、朱熹在当时道学群体中很有影响力，朱熹在吕祖谦的祭文中说到：“往岁已夺吾敬夫(张栻)，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4]第二十四册4080在吕祖谦所生活的时代，道学与道学群体面临诸多挑战，吕祖谦甚至认为，登门求学的学生都受此感染：“虽有教无类，然今日此道卑微，排毁者举目皆是，恐须谨严也。”[6]1664他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做到“明理躬行”。吕祖谦一生重视经学研究，著有《东莱书说》《古周易》《周易音训》《周易系辞精义》《吕氏家塾读诗记》《左氏博议》等经学著作，还与朱熹共同编修理学著作《近思录》。

另一方面，吕祖谦认为经学的发展是离不开史学的，不但可以以史证经，而且需要以史求理。吕祖谦认为，史学自身所具有的真实性，是经学阐发义理的依据，“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因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5]第六册183。《春秋》作为史书，经孔子之手修订而成为万世不易的经典，但吕祖谦大胆地认为，即使是孔子所作的《春秋》，能流传万世的关键在于其记载的真实可信，就如造父无车就不能发挥御车之术，后羿无弓便不能射日，墨子无城便无物可守。吕祖谦还主张从史书的兴衰得失中求得义理。朱熹批评吕祖谦推崇司马迁：“圣贤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3]2592对吕祖谦求义理于史书中的作法，朱熹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学习义理要从“圣贤六经垂训”中得出，贬低司马迁的史学是“疏略浅陋”之学，吕祖谦则认为司马迁“消除得血气，虽董仲舒亦不能及”[5]第七册1。在如何评价司马迁的问题上，折射出吕祖谦在经史关系上重视史学的一面。吕祖谦还从经学源头论经史关系，认为“六经”与史著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六经”就是上古时代的史料，“看《诗》即是史，史乃是事实。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5]第一册729，打破了经学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可以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开端。

三、吕祖谦的历史教育方法

吕祖谦在长期从事历史教育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历史教育方法，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读史需识“统体”、“大纲”。古今历史千变万化、错综复杂，如何把握自然需要方法。吕祖谦认为，读史的关键首先是要识得“统体”、“大纲”。他说：“看史要识得时节不同处，春秋自是春秋时节，秦、汉自是秦、汉时节。”[5]第七册2这里所谓“时节”，即是指时代。认为读史首先要了解时代和把握时代特点，也就是“春秋自是春秋时节，秦、汉自是秦、汉时节”，不能不顾时代背景。吕祖谦也用“统体”这个概念来说明时代特点，肯定了解时代特点的重要性。他说：“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其偏胜及流弊处，皆当深考。复须识一君之统体，如文帝之宽，宣帝之严之类。统体盖谓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至于战国、三分之时，既有天下之统体，复有一国之统体，观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识天下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国之统体，先识一代之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君之统体。二者常相关也。”[5]第一册561在这段话中，吕祖谦强调读史必须要了解“统体”，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大格局，并且“深考”这种大格局的形成与特点。在吕祖谦看来，对于“统体”的考察，可以分别从空间和时间入手，从空间而言，有天下统体和一国统体之分；从时间而言，有一代统体和一君之别。考察的方法，既要由大而小，逐渐细微，又要注意大小之间的关联。

吕祖谦又明确说，所谓“统体”，也就是“大纲”。看大纲就是要看总体，“看史书事实，须是先识得大纲领处”[5]第七册2。也就是说，抓住了大纲领，也就抓住了时代总体特点。大纲一方面不受细节左右，所谓“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一方面又有助于进一步去了解细节，抓住了大纲，“则其余细事皆举”。究竟哪些内容属于“大纲目”？吕祖谦在教人读史时说：“如不嗜杀人，如恤力役，如赈凶荒，如纳谏诤，如幸大臣第，其中仁厚宽恤，固结人心，维持国势处皆是，此是大纲目。”[5]第二册246而这些内容，往往会影响到“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读史识大纲，就是要识得一代治乱兴衰之因。在读《左传》时，吕祖谦就明确指出《左传》的“大纲”即是子贡的一句话：“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5]第七册1-2他认为《左传》记载的史实是上有“先王遗制之”，下又见“后世变迁之所因”[5]第七册2，子贡的这句话，即是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大纲领”。

吕祖谦认为，读史识“大纲”，还需要看“机括”。他说：“既识统体，须看机括。国之所以兴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败，人之所以邪所以正，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括。”[5]第一册561这里所谓看“机括”，即是要人们懂得见微知著的道理。历史之大纲，亦即关乎历史成败的各种因素，其形成都不是一早一夕的，读史不但要了解历史的成败，还要进一步了解导致成败的各种因素的起因，如果能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才能够真正做到防微杜渐。吕祖谦的“机括”论，具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对于总结历史治乱兴盛有重要思想启示作用。

第二，读史需注重次序和详略。史书数量汗牛充栋，内容难易不一，如何阅读，必须注重次序和详略。首先，读史要有次序。吕祖谦认为：“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5]第一册395读史要从最早的史书《尚书》开始读，再读《左传》和《通鉴》，这样在时间上就有个相承接的次序。又说：“史当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读，则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于观其他书，亦须自首至尾，无失其序为善。若杂然并列于前，今日读某书，明日读某传，习其前而忘其后，举其中而遗其上下，未见其有成也。”[5]第一册715-716这里吕祖谦指出了读史的两个问题：一是读史应以时间先后为序，通读下来；二是读史不能“杂”，“杂”既包括次序有失，也有胡乱择书的意思。

其次，读史要有详有略。史书浩博，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都一一详读，这就需要有所选取，有的要精读，有的则可以大略知晓。吕祖谦说：“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书皆当精熟细看,反覆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5]第七册1而对于马、班以下史家，他认为“皆无史法”[5]第七册1，只看个始末大概即可。在吕祖谦看来，编年体的《左传》和纪传体的《史记》《汉书》是历史撰述的典范之作，学者读史，对这些经典史著必须要详细阅读，“不可一字草草”，只有这样，才能深知其意。至于马、班以下历代正史，吕祖谦认为“皆不得史法”，在历史撰述上并没有什么突破，只是一种沿袭，故而大略看看即可。同样都属于详读的史书，也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史书结构、书法、详略皆有不同，读史者必须区别对待。如“看《史记》又与看《左传》不同，《左传》字字缜密，《史记》所载却有岁月差互、先后不同处，不似《左传》缜密。只是识见高远，真个识得三代时规模。此学者所当熟看”[5]第七册1。吕祖谦尤其推崇《左传》，他通过对其中细节的考究，得到很多很重要的结论。如他通过计算周朝将领的名字，证明周朝王室的军队确实越来越少[1]99。他认为《资治通鉴》体大思精，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兴衰之变：“独《资治通鉴》用编年法，其志一人一事之本末，虽不若纪传之详，而国家之大体，天下之常势，首尾贯穿。兴废存亡之迹可以坐炤。此观史之咽会也。”[5]第一册870读史者应当对此格外留心。

第三，读史需“作有用看”。读史的目的在于吸取过去史实中的经验教训，来解决当下的社会政治问题。吕祖谦批评时人读书不讲致用的倾向，“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5]第二册254。如何做到读史以致用，他提出：“教国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纲举目张，然又须教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为异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国政之是者，则教之以为法；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画，使之洞晓国家之本末源委，然后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事如秦、越人之视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岂知古人所以教国子之意。然又须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虽将以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学，则非以希用也。盖生天地间，岂可不知天地间事乎！”[6]1656

吕祖谦认为，德行教化只是“立其根本”，还需要“教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因为今日学子便是明日社稷之才，如果不通过读史来学习“国政”，不知晓政治制度的得失与演变，那将是一种无用之学。希望通过读史来知晓“天地间事”，认为这才是读史的真正目的之所在。故而他会发出“盖生天地间，岂可不知天地间事乎”这样的感慨。对学子不晓前言往行，吕祖谦是痛心疾首的。在《历代制度详说》“田制”目下，他考查了从井田制开始的历代田制，感慨“今世学者，坐而言田制”[5]第九册118。认为田制的实行要依据实际情况，不能盲目倡导三代的井田制。学而有用，是吕祖谦历史教育的根本所在：“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邪？”[5]第二册263器皿无用，工匠就不会去制作，学习无用，便失去了意义。他曾把学问比作“药山”，学者如果不会从中采撷以为己所用，那不过是博闻强记而已，“壶丘子问于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对曰：‘人之所游，观其所见；我之所游，观其所变。’此可取以为看史之法”[5]第二册218。

如何做到“观其所变”来达到“为己所用”？吕祖谦提出“观史当在其中”的观点。吕祖谦说：“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火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进，知识亦可高，方位有益。”[5]第二册218他认为读史不能如隔岸观火，不假思索，而是应该设身处地，想想如果自己遇到此事当如何处理，再拿史书来对照，这样学问和知识都能提高。这样读史，有助于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吸取人生的智慧。

吕祖谦出生于中原文献世家，吕氏家族从六世祖吕公著起，被列入《宋元学案》的吕氏家族成员有17人，家学深厚，形成了从吕公著到吕祖谦的完整学术传承，“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6]1234。在家学传承的基础上，到吕祖谦时形成了“吕学”，与同时代的朱学、陆学鼎足而三，“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6]1653。这里所谓“中原文献之统”，其实是体现了吕学重史的特色。诚如学者所言，“吕祖谦由经入史，通过对历史著作的汇诠和撰写，阐发其理学思想，形成吕学的独特风格，同时亦开启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之学’新路数”[9]17。吕祖谦的重史特色，既表现在其撰述的大量历史著作上，也反映在其重视历史教育上。正是重视历史教育，从而使其重史理念得以代代相传，最终形成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之独树一帜的治学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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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记录]

10.16366/j.cnki.1000-2359.2017.06.015

程源源(1993—)，女，安徽无为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700007)

K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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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7)06-0083-06

2017-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