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宪的中国观
——以《燕山楚水纪游》为中心

胡 天 舒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山本宪的中国观
——以《燕山楚水纪游》为中心

胡 天 舒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山本宪所著《燕山楚水纪游》被誉为明治时代三大汉文体中国游记之一。山本的中国之行使其获得了一次对文化记忆中的“诗意中国”进行现场体验的机会，但吊诡的是他首先形成的却是“脏乱、贪婪、沉迷、虚饰”的现实中国印象。进而，山本从甲午战后的东亚时势论、中国制度改革论、中日两国儒教论等方面提出了需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的改革论调，凸显了山本对中国文化的断裂式、停滞化认知。通过对山本文本之外的中国观的梳理可知，“排宋推汉”是在文化层面解构传统东亚秩序的理论话语，“提携同仇”是在政治层面重构东亚新秩序的现实构想，而山本宪思维中强固的“日本中心主义”，方是规定其中国观的主体性要素。

山本宪；中国观；《燕山楚水纪游》；日本中心主义

山本宪(1852—1928年，字长弼，号梅崖，别号梅清处主人)生于日本土佐藩高冈郡，其祖父和父亲均为当地著名儒学者。受家学影响，山本自幼习儒，汉学基础深厚且对儒学推崇备至，其代表著述有《四书讲义》《论语私见》《慷慨忧国论》《梅清处咏史》《梅清处闻钞》等。山本曾开办汉学塾“梅清处塾”，接收过包括康有仪在内的数名中国留学生，并与康有仪等戊戌变法人士有书信往来，*呂順長：《康有儀の山本憲に宛てた書簡(訳注)》，《四天王寺大学紀要》(54)，2012年，第399—428頁；呂順長：《康有儀の山本憲に宛てた書簡(訳注·その2)》，《四天王寺大学紀要》(55)，2012年，第419—443頁；呂順長，小野泰教：《康有儀の山本憲に宛てた書簡(訳注·その3)》，《四天王寺大学紀要》(60)，2015年，第359—378頁；呂順長，小野泰教：《康有儀の山本憲に宛てた書簡(訳注·その4)》，《四天王寺大学紀要》(61)，2015年，第259—276頁。其相关撰述，亦可参考吕顺长：《日本新近发现康有仪书札选注》，《文献》，2015年第5期。且给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予以过援助，其相互影响，不可谓菲。

虽然《燕山楚水纪游》与《栈云峡雨日记》(竹添进一郎)和《观光纪游》(冈千仞)并称为明治时代三大汉文体中国游记，但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此游记的关注与研究尚不多见。布施知足在中日交流视角下对该游记的内容进行了简单的提要介绍。*布施知足：《遊記に現はれたる明治時代の日支往来》(東亜研究講座 第84輯)，東京：東亜研究会，1938年，第58—64頁。远藤光正从社会风俗、文学与政治思想等方面对该游记所描述的甲午战后的中国进行了概括与评论，并着重分析了山本与戊戌派人士的交往，但他对山本“真情论”*遠藤光正：《山本梅崖の見た日清戦争後の中国——〈燕山楚水紀遊〉を中心として》，《東洋研究》 1987年第2期。的归结却有待商榷。张明杰指出了山本游华的两点动机：其一为“游曲阜”、“征旧仪”；其二为“广交名士，提携同仇，以讲御侮之方”。*张明杰：《明治汉学家的中国游记》，《读书》 2009年第8期。通读游记可知，山本并未行至曲阜，后者方为其真正动机，此动机之复杂背景及思维方式恰恰是解读山本游华行动的关键所在。

山本于1897年9月22日至12月1日在中国旅行，游历了北京和上海以及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参观了长城、明十三陵、万寿山、碧云寺、玉泉山、枫桥等著名景观，与汪康年、罗振玉、梁启超、章炳麟、蒋式惺、张謇等中国知名学者频繁接触，并记述了游华见闻、旅行体验与时政评议。本文以该游记为中心，通过对山本由异文化体验所形成的现实中国印象、作为日本汉学家对中国时局与文化的观察与“诊断”，分析文本层面的中国观，进而在山本“提携同仇”的现实论和“排宋推汉”的儒学观之交汇处探寻其文本之外的中国观，以揭示隐蔽在山本思维深处的“日本中心主义”对其中国观的潜意识规定。

一、脏乱、贪婪、沉迷、虚饰：山本宪的现实中国印象

山本很珍惜他的中国之行，因为这等于为他提供了一次对原本只存在于文本与想像中的“中国”进行现场体验和细致观察的契机。游华期间，山本对中国的卫生状况、国民性、风俗习惯等发出诸多感慨，尤其是中国式厕所的脏乱、挑夫的鲁莽、吸食鸦片者的沉迷，以及中国人对待葬礼的态度等“异国风情”，都令山本印象深刻，并形成了对现实中国的第一印象。

在游记中，山本感叹中国“风景虽佳，殊欠清洁”，*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大阪：上野松龍舍，1898年，第15頁。并对中国旅行中的卫生状况、客栈服务意识、景观凋敝等流露出不满情绪，频发“旅苦”之慨。厕所被认为是近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山本反复提及当时的中国并未建造近代化的厕所，因此给此次中国之旅带来诸多不便。他认为，在中国投宿客栈，“先使人心不爽者”就是厕房。如在北京游览时，山本便因“北京无厕，故辨馆别设净器”，而提出“邦人始来者，颇觉不便”；*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8頁。到了南方，“或设净器，以腰安器上而辨，每朝有人为业者，来洗净器，或屋外小舍设厕”，状似日本的“小农家”。*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15頁。其次，山本对于中国客栈内众人滥入他人房间且妄弄他人行李而不以为怪的做法，以及询问他人所携杂物价格，又妄弄他人衣服问其价格而不以为无礼的行为也表示出厌恶之意。*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20頁。不仅如此，中国旅馆无被褥，山本所用被褥均需自带，故使行李加重，遂知中国诗人所言“旅苦”云者，并非虚构，而在“东羁西旅，就馆如归，毫不觉旅苦”的日本，则日本诗人所谓“旅苦”者反而为虚。*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15頁。山本还比较了中日旅馆服务意识与景观名胜维护上的差别，他写道：在日本，若客人抵达旅馆，旅馆主人“必为客指示名胜旧迹，虽车夫马丁，无不辨其处，又有胜地属荒废，醵钱修理，不使归湮灭”；而在中国，“(寺庙)堂坏门倾，败瓦狼藉，僧十余辈守寺，皆不解字”，至其名胜旧迹，到处残破，人亦毫不爱惜，“上下殆不解名胜之为何物，虽至湮灭无迹，夷然不顾，其乏雅趣若此夫！”*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25頁。

综观近代日本知识人的游华记录，其对中国国民性的记录与分析几乎是共享着同一种话语，即中国人的贪婪与麻痹，其表述方式上也惊人的一致，诸如“挑夫”“轿夫”“乞丐”等社会底层角色屡遭贬损与唾弃等，这在山本游记中亦鲜有例外。在天津车站时，山本看到挑夫“喧聚争行李”，便斥责其“如恶犬狺狺，直肩行李而走”，又因门外有渡，舟蚁集结，而时感“争客喧哗”，并慨叹“似无制度”，原无“大国之风”。*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7—8頁。在去往濂溪的途中，山本更是因为轿夫贪钱而对其叱斥，并放弃乘轿而改以步行。*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16頁。一些叫卖商品的售货者以及乞食的丐儿，纷至沓来，却无官吏管理，如此纷乱的场景均让山本心下不快。*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7頁。山本或当时的游华日本知识人，多数有意将旅行中所见的中国少数人群的混乱、贪婪而又绝望的生存实况作为一种低等国民性的象征而加以渲染，却缺少了一种对纷乱社会中劳苦大众“众生相”的同情理解之心境。当然，鸦片战争以降，日本人对于鸦片带给中国的危害亦颇感深重，这在游华日人的记录中屡见不鲜，山本亦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场景：

船中屡见吸鸦片者，两人对卧，且燎且嘘，昏然如醉，鸦片者举国上下所以为命，入寺观，僧道吸之，至学塾，师弟吸之，妓楼酒馆，无处不备烟具，怡怡自得，不复以。邦国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为念。*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13頁。

山本眼中之中国，举国上下已均被鸦片烟雾所缭绕，妓楼酒馆，寺观学塾，都备有烟具，甚至在张謇家与其笔谈时亦发现其家中备有吸食鸦片的器具。山本认为此时的中国，无论是官弁走卒，还是知识精英，都有沉迷于鸦片而无法自拔者。

山本对旅行途中观察到的中国社会风俗以及中国的南北差异也颇为留意，时常引发中西、中日比较之言论。例如对于清人的缠足习俗，山本认为与欧美人的“紧腹”一样，均为“陋习”，因此在看到中国正在成立“不缠足会”时，山本觉得会一扫陋习之风而感到可庆。在对待葬礼的态度上，山本认为日本人不但重视自己父祖之墓，亦对他人之墓重视有加，并会对其赠以花卉或矗立巨碑，而在中国虽口头上表示重视葬礼，但实际中常常去而不顾，子孙对待父祖之墓尚且如此，而对待他人坟墓更是“蹂躏之”。由此，山本似有所悟地嘲讽道：“汉土重葬礼云者，亦非真心重之，而虚饰誇人者，非耶。”*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17頁。在看到北方农夫收获高粱的景象时，山本指出中国的播种方法与日本不同，认为“此等农法，本邦所不见也，愿本邦农人，皆尽地力”，正由于这种不同，使得山本所见中国之“高粱高不下二丈，观播麦法，比本邦每伐数陪(倍)”。*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13頁。而在江南，山本看到水田及其运输方式，认为和北方大相径庭，且南方的村落和水田的景况，也“大不似北方”，却“与本邦相似”。*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7頁。

从以上对山本游华过程中对现实中国形象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与通过传统经典文本所感知和想像的“诗意中国”形象相比，在作为汉学家的山本眼中，现实中国的脏乱、贪婪的国民性、对鸦片的沉迷、社会陋习之顽固等，都令其叹息儒家精神在中国的丧失。不过，对现实中国的不满与批判并非山本最关心处，其积极联络维新人士并宣扬“提携同仇”之策，才是他此次游华的主要动机。

二、山本宪对中国时局与文化的观察与“诊断”

山本宪游华期间，恰为甲午战后因中国战败而造成清末知识分子心理动荡最激烈之时，当时他们正在酝酿谋变图强之策，即戊戌变法半年前。故而，山本在记录现实中国印象的同时，对甲午战争的评价以及对中国应当如何迅速维新变法以与日本共同抵抗西方侵略的言论颇多，即山本分别从甲午战争后两国关系定位与东亚形势的时事论、中国的官制与科举及教育制度等制度改革论、中日两国的儒教论等方面，阐述了作为日本汉学家对中国时局与文化的观察与“诊断”。

从对甲午战争的总体定位上看，山本认为这场战争只是中日两兄弟国家之间的“偶有睚眦”。这一有意遮掩日本挑起战争牟取私利的“手足论”是基于山本对亚洲时势的整体认知：对于亚洲的西方势力，山本强调西人“狡狯，巧蛊惑人心”，*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10頁。且“务美外观，而内实有丑状不可言者”，“碧眼人觊觎东亚也久矣”。对于东亚，山本则凸显其主体性：“东亚自有东亚风气，何必拾西人唾馀。”*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24頁。山本还将此时的东亚局势与中国战国时期的形势相比拟，他认为俄国似强秦，中国同日本犹如韩魏赵，只有两国联合，才能抵拒俄国的南侵之路。故此，中日两国应该“左提右契”，共同抵御“碧眼人”。山本认为甲午之战正是警醒“清人”的最佳契机，中国对日本开始生畏敬之心，改变了之前“无东向亲善之意”，唯此方可使中日两国以兄弟相待，以忠信相孚，则“唇齿辅车之势，可期而待矣”。*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28—29頁。这种日中提携、共御西方的思想也反映在山本途经朝鲜时的观感上。山本初入朝鲜，便看到韩人在“难辨民舍豚棚”的脏乱条件下“怡然起卧”，但他并未觉不妥，反而谓此行仪为“殆不免羲皇之风”，且引以为手足，直呼“何得笑韩人陋丑，韩人我兄弟也”！相反，山本遥望巍然耸立在悬崖上的西洋人大厦时，却将其视为“我与韩人之同仇”。*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3頁。对于西洋人在中国和朝鲜的势力扩张，山本更是极为愤慨。在仁川，山本对于日本当局者选择规模至小之居留地，而被洋人占据后山大面积土地致使日本人“不复可扩张”而感到惋惜。在朝鲜各埠，山本听闻韩人与日本人交流时皆操日本语，设想若能“东至亚米利加，西至欧罗巴，使邦语无不通之地，不亦快乎！”*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3—5頁。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山本同样表示忧虑，例如“租界”，山本慨叹道：甲午战后，“租界虽成，犹不成也，且如苏州，战役后以邦人之手开埠，而邦人住者不过十人，而一半苏纶纱厂所雇佣，领事馆殆苦无事”，而日本国内却专注于政权斗争，“无复着目外事者，常为欧人着先鞭，岂不可发慨耶”！*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34頁。可见，山本正是在所谓“东亚提携，同仇西方”的“大义名分”下定位甲午战争与日中韩三国关系的。

甲午战后，中日不少知识人都将这次战败的深层原因归结为清朝的体制衰弱，因此主张变革的思潮恰如潜流涌动。山本宪也积极与具有变法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频繁接触，认为清朝的科举制、官制、学制等应仿效日本实行维新。山本对于代表旧制的清朝科举制度抱持负面的态度，在其游记中多次提及科举制度的弊端，例如他分析道：“(科举)议论空灵，而考据该博，竟无补世用，虽多亦何为，且科举之制，远在汉魏以上，似出于周公遗法，其意未必恶，后世失圣人之旨，有司误其用，遂至不堪其弊”，“况清之科举，出于愚天下耶”，“欲得俊杰其人，猶北辕求适楚耳”。*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11頁。除了科举制改革，山本在与蒋式惺笔谈时还提出了他对于“议院之制”与“处士横议”的奇特主张：

议院之制，虽非不可，行之者在人，苟不得其人，亦不免为徒法。弟窃谓，士君子苟欲有为，不必待议院之制，宜各抒所见，以议当局者得失，昧者或目以处士横议，然此非横议，苟食其国之粟者，当以其国之安危休戚为心，处士是非当局者得失，固欲忠乎其国而已，且国家非有司所得而专，使所谓处士横议者盛行，有司亦必有所愿虑矣，敝国三十年前，处士横议，以能除德川幕府，而立维新伟业，近年议院之制，亦出于处士横议之馀也。*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24—25頁。

也就是说，山本认为清朝知识分子与其纠结于如何设立“议院之制”，不如立刻行动起来，通过“处士横议”促成政治变革。山本极度关注中日的政治形势，因此当蒋式惺提及北京道路不如日本道路清洁并向山本咨询对策时，山本并未像同时期其他游华日本知识人一样对中国的卫生问题过分苛责，他首先略带不屑地反问道：“道路洁不洁，奚足以问？”继而指出，若能够刷新朝廷制度法令则“胜道路洁清万万矣”，且中日两国同处亚洲，“久焉同文之邦，且同奉孔教，宜永存唇齿辅车之势，以谋世运泰明”，这才是当下最为重要的“急务”。*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23頁。在山本不乏情绪化的回答中或许正隐含了其对中日提携的急迫期待远远超过中国本身的社会改革问题，即山本将中日“提携同仇”置于对中国来讲至为重要的“近代化”问题之前。不过，针对应该如何“诊治”中国的“病症”，山本也提出了自己的“处方”。他说：“天下之至奇，求之至险之地；天下之至功，求之至难之馀也。”*山本憲：《煙霞漫錄》，大阪：久保財三郎，1893年，第8頁。求至奇亦为至险之事，须有极大之决心，因此在人们所论改革诸法(改官制、改科举制、改学制)中，山本将社会问题重重之中国比喻为身患重疾之人，“譬诸疾笃，非寻常汤药所以能救，独有手术一法耳”。*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29頁。在山本看来，对中国各项制度之“痼疾”必须施以外科手术式之大胆疗法方可痊愈。

作为一名汉学家，山本在游华期间与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笔谈或交往之际，围绕儒学观的问答成为最经常性的话题之一，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汉唐儒学与宋代儒学的定位、日本汉学的思想脉络、“正统”华夷观等方面。山本延续其家学传统，所崇奉的儒学为孔圣之道，而对于宋代儒学者，如朱熹、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儒学思想并不推崇。在这一点上，山本与蒋式惺互有共识。在蒋问山本平日授徒何书时，山本答曰“专读论语，又以专取汉唐诸家”，而蒋也表示自己也“少读朱注”。*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25頁。山本在与罗振玉笔谈时，同样提及了这一问题，罗问山本所治经学为汉学抑或为宋儒时，山本回答“专从汉唐说”，并特意点出荻生徂徕与太宰春台二人，“排宋推汉，又别开生面，是弟平日所宗也”。*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3頁。这一点，在山本所编撰的《四书讲义》及《孟子讲义》的序言中，也曾有所提及：

四书之称，始自程朱，非汉唐之旧。大学中庸为礼记一篇，程氏抄出，各为一书。竟变易其章句之次第，无复旧来之面目。……朱熹注论语，独见邦本，不见皇本，故往往章句难通者。乃据太宰纯之定所，专发明古义，经义奥妙，愈说愈深。今以国字解之，文字冗长，固不足发明经义之千一，是特为童蒙设之。*山本憲：《孟子講義》例言，大阪：藤谷虎三，1893年，第1—2頁。

在山本看来，日本与中国同时尊奉孔教，因此山本希望罗振玉能够振兴孔教，将其“行之宇内”。对于“明清鼎革”，山本也从正统华夷观的角度发表了具有普遍性的日本式评论。在结束北京旅行之时，山本将其对北京城的印象总括为“所观城郭邑里，园池寺观，莫物不壮大，而莫物不坏败”，而“其壮大可以征明以前之盛，其坏败可以验清以后之衰也。”在山本看来，不仅是作为三朝首都的北京在景观上的凋敝，更可悲的是人心、风俗、制度的颓废，而“举国坏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康熙、乾隆所代表的爱新觉罗氏推行的政策，即“以胡族入代朱明，禹域民庶，势索力诎，难不得已而服，常以恢复为念，动易背畔”，正因如此，山本所观察到的明清鼎革后之中国“风俗果败坏，人唯知爱身，而不知爱国；唯知重利，而不知重义；元气沮丧，节义拂地，无复抛身命，以恢复前朝者；上下皆以辫发胡服为当然，不知风俗当变通，不知制度当更张，偷安苟且，以涉岁月而已。康熙乾隆之意，于是乎始达矣”。*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27頁。此种略显悲哀与愤懑的评述正是山本日本式儒学观与“正统”华夷观的鲜明表达。

由上可见，山本在游记中对现实中国印象的描绘如果还只是作为一名异文化体验者的直观感受的话，那么他对中国制度与文化层面的有意识观察、比较及提出“诊断”处方的行为，则凸显了作为一名日本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断裂式、停滞化认知。在山本这种程式化的表述中，日本“儒学正宗”和“明治近代”相互交织的优越意识已初现端倪，而这一优越意识背后起到支撑性原理作用的，显然是不便明说的“日本中心主义”。

三、“日本中心主义”的中国观

若单从山本的游记文本来看，其内容主要展示了他眼中的现实中国印象以及他对文化中国的观察，这种对现实中国与文化中国进行“双重凝视”的行为，集中体现了山本在文本层面上的“中国观”。不过，对山本中国观的探讨似乎不应止步于此，还应对山本的政治经历与政治意识作一番考察，进而在“提携同仇”的现实论和“排宋推汉”的儒学观之交汇处考察山本在游记中那条若隐若现、超越文本的“中国认知”线索，即文本之外的中国观。

山本宪早年曾任职于工部省，西南战争之际虽作为政府军参战，但出于对西乡隆盛的同情，最后辞官并成为新闻记者。山本曾先后担任过《大阪新报》、《稚儿新闻》、《中国日日新闻》、《北陆自由新闻》等报刊的记者或主笔，*山本憲：《梅崖先生年譜》，大阪：松村末吉，1931年，第14—16頁。对素怀经世抱负的山本来说，这只是意味着将阵地由“官场”转移到“论坛”而已。山本还曾加入自由党，并与自由党左派核心人物大井宪太郎、小林樟雄等过从甚密。山本在1882年壬午兵变时期就对朝鲜“开化党”持同情态度。*山本憲編：《朝鮮亂民襲擊始末》初編，岡山：弘文南舍，1882年，第1—2頁。1884年12月，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的“甲申政变”失败后，金玉均等人流亡日本并图谋东山再起。于是，大井宪太郎等人积极策划协助开化党人渡海至朝鲜举行暴动，试图在朝鲜建立独立政权，后因计划败露，在大阪和长崎有139人被捕，其中山本被判入狱近四年，此即自由民权运动中有名的“大阪事件”。事后，菊池侃二在《大阪事件志士列传》的“序言”中对此种“处士横议”的行为大加赞赏：“士之所贵，气概也。国之所要，元气也。……支那世界之侮蔑，何故？皆是其国人士之懦弱而乏气概。”*菊池侃二：《大阪事件志士列傳》序，大阪：小塚義太郎、龍野周一郎，1887年。在大阪事件中，由山本起草的《告朝鲜自主檄》反映了此时以他为代表的日本左派知识人对朝鲜、清朝、日本三者的政治与文化定位。

檄文起首便明确宣示：“日本义徒，檄告宇内人士：朝鲜自主之邦也！”表明朝鲜“本自为邦”，但是“清人藉其兵力，夺为属邦。俾受封册，俾奉朝贡；杀其国权，攘其自由，待命于己。朝鲜单孤，不能相扞”，更何况“清人犬羊为性，蠢若豚彘，顽冥弗灵，倨傲诞慢。自称为华，孰知非夷？梗塞宇内文明”，因此日本“义士”可效仿法国助美国十三州脱离英国殖民之“义举”，“我徒今为天吏，代天将威，尚何问境土异同乎哉！”*山本憲：《梅崖先生年譜》，第20—21頁。该檄文特点有三：其一，肯定朝鲜是自主之邦，但实力不足；其二，讽刺清人的华夷观，并将其作逆转表述；其三，必须协助朝鲜，脱离清朝宗藩统治。此时，若与前文所述山本在游华之际极力主张的“东亚提携，同仇西方”相比较会发现，在甲申政变之后，面对强大的清朝势力，山本将朝鲜视为提携伙伴而将清朝作为抵抗的对象，极尽贬斥清朝之能事；在甲午战争之后，面对更为强大的西方势力，山本却一反常态，将先前称为“犬羊豚彘”的清朝视为提携伙伴而将西方作为东亚之灾害，将西方文化进行妖魔化。其不同阶段的“提携同仇”论，在现实思维方式上何其相似乃尔；而在“提携同仇”幌子下逐步吞噬东亚邻国的目的，又何其昭然若揭——山本看到日本人在朝鲜奴役韩人搬物，并对之挥拳殴打时，认为不如此韩人则不勤，甚至觉得此法切实可取，日本人亦完全可以效法俄国，对外施行殖民政策！*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4頁。可以说，山本针对甲申政变后的朝鲜和甲午战争后的清朝的一系列“同文同种”“提携同仇”的煽情式言论，都暗藏着山本“一切为了日本”的现实指向。

然而，如果说山本袒露于游记文本之外的中国认知为人们展示了一条政治层面的显性线索(“提携同仇”的现实论)，那么其在文本之外文化层面的中国认知(“排宋推汉”的儒学观)，则构成了一条他审读中国时用以借题发挥的隐性线索。

作为一名汉学家，山本在游华之际十分注意孔庙、汉唐儒学与宋代儒学在清朝社会中的样态，以此作为评判中国儒教文化状况的一个标尺。蒋式惺曾对山本慨叹：“敝国三百年来，讲经学者，汉宋纷争，莫肯相下，诸君只为名耳。其于自修教人之道，盖未曾一念及下，此真孔门之罪人也。”*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一，第25頁。而山本“专读论语，又以专取汉唐诸家”的儒学取向与其极力推崇的荻生徂徕之“排宋推汉”思想倾向紧密相关。在日本近世思想史中，日本的“古学派”发端于山鹿素行，中经伊藤仁斋继承发挥，最后由荻生徂徕集于大成，成为近世以来“日本中心主义”的代表性思潮，其在儒学观上的鲜明特征是“对宋学的反动与批判”*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以及“复古”，反对宋儒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而主张回到儒家的古典诠释，即“古学派所提倡的古学，则是借助先秦儒学经典，与朱子学相比对，进而摆脱掉朱子学对原始儒学的误读，而不是简单地回归到孔孟之学。”*董灏智：《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形成脉络探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而在近代化价值大行其道的明治初期，“朱子学”又被日本学者视为与近代化原理相悖的思想体系。*韩东育：《战后七十年日本历史认识问题解析》，《中国社会科学》 2015年第9期。从渊源上看，山本所推崇的“排宋推汉”的儒学观位于日本近世古学派的学术脉络之上，而古学派典型的以“批判朱子学”为手段进而建构“日本中心主义”的基本思维结构也被山本宪一并承绍下来。

那么，被朱子学误读甚至歪曲了的真正儒学，还在中国吗？山本在游记中曾屡屡提及清朝的孔庙荒废、儒学衰颓、佛道活动频繁、神仙思维兴盛等状况。他在与汪康年笔谈时，当看到汪氏率尔称“本朝政法，号为崇奉孔教，故不知孔教之日衰”后，山本则根据自己的游华体验回答道：“贵国到处有圣庙，春秋行释奠，此似崇奉孔教。然庙宇颓圮，荆棘没偕，无乃释奠皆属虚饰耶！且贵国学者，虽称崇孔教，观其诗文，屡见神仙等字，懦者甘心神仙等字，太为无谓！”*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31頁。在游至苏州时，面对颓废狼藉的孔庙与香火不断的佛道淫祠，山本感慨道：“清人不敬孔教，一至于此矣，奚翅清人，孔子之教，不行于汉土也久矣。”*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8頁。如果作为孔教的起源之地未能有效保持儒学传统的话，那么真正的儒教又在哪里呢？山本认为孔教在中国虽随处可见，但却呈“日衰”与表里不一的状况，相对而言，日本虽然“奉佛教者，十之七八，神道教次之，儒教次之，耶教次之”，然而“至论伦常，虽佛徒亦不能出儒家樊篱也”。*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5頁。

在中国儒教的衰落与日本早已通过遣唐使传承了儒教真精神的逻辑勾连下，山本得出了如下结论：“世人往往目汉土以儒教国，汉土非儒教国也！虽谓夫子生地，夫子之教未行，何得称儒教国耶？夫子之教善行者，宇内独有我邦而已！彝伦明于上，纲常行于下，本邦之所以冠于万国也。其如此，可以称儒教国矣！”*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8頁。在推崇汉唐的主张与日本遣唐使历史作用的合流中，山本版“日本正宗”的儒学观亦终于浮出水面。正如子安宣邦所言：“只有把与自己的异质性强加给中国及其文化，也就是强有力地将中国他者化，才可能来主张日本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8页。不仅如此，日本精神高于儒教思想的价值判断也时而体现在山本的评论之中。例如，山本对“邦人之作诗文，务拟汉土人口吻”的习惯，驳斥道：“日本诗人，宜作日本之诗；日本文人，宜作日本之文。欲每事拟汉土人口吻，则其诗文皆伪也。所谓和臭者，素为无妨焉。以日本人，欲去和臭，虽毕生从事，岂可得耶？且日本人之有和臭，固其所也。特其有和臭，可以谓日本人诗文而已矣。”*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48頁。这种“日本正宗”的意识与本居宣长“祛除汉意”的国学思想若合符节。

在旅行中，山本面对中国广大的版图，常常“动不免外寇觊觎”之慨。他还用唐宋变革的史实作为例证，指出其游华之际的形势与唐宋明之时不同，尤其是“欧米诸国，欲拓地东亚，风云之变，朝不测夕，忧世之士，岂遑自顾地位权势哉”！而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沿江各埠，素不待言也。至大都小邑，到处必见邦人，岂非当今之急务耶！人种既不殊，文字亦同，朝发夕至，与国中不殊，此既胜欧米人万万矣。若一致意于此，其为泰西人所不能为，亦容易耳。”*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巻二，第34—35頁。山本这种难以自抑的急迫期待恰恰表明，觊觎与垂涎中国广大版图的最大野心国正是日本！其所谓“排宋推汉”，不过是为论证日本乃儒学正宗所建构的话语前提；而所谓“提携同仇”，亦不过是日本殖民目标的行动掩体。正是这两者的交汇，才逐渐钩织出山本宪在游记文本之外的中国认知，即“日本中心主义”的中国观。而这一点，亦大体折射出明治时代日本来华者的主流心态。

(责任编辑：冯 雅)

2017-06-01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调查与对华傲慢端倪研究”(编号：14CSS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近代日本的东亚秩序构想与对外行动研究”(编号：16QT003)；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项目“‘诗意中国’与‘实像中国’的纠葛：20世纪初日本知识人的中国体验”(编号：13QN014)。

胡天舒(1982-)，女，吉林舒兰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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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6201(2017)02-0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