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与会通
——罗炳良教授的宋代史学史研究

尤学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断代与会通
——罗炳良教授的宋代史学史研究

尤学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宋代历史和史学是罗炳良教授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涉足宋代历史尤其是军事史研究较早，稍后转向宋代史学史研究，《南宋史学史》是其宋代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述。这部断代史学史的力作将南宋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研究单元，深入系统地呈现了南宋史学的风貌和学术地位，对南宋史学研究有纠偏补白之功，推进了宋代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他的宋代史学史研究注重以通识贯注断代，以断代深化通识，断代与会通兼顾是其重要的研究特色。

罗炳良；《南宋史学史》；宋代史学；断代；会通

断代与会通是看待历史和史学的两种视野，断代趋于精细深刻，会通则以洞察机变见长。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之中，会通式研究较多，主要表现在各种中国史学通史之中。从早期的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到新近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六卷本，可谓各具特色，异彩纷呈。近年来，断代史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断代几乎都有断代史学史著述出现，这是前所未见的一个潮流和动向。在这些断代史学史研究之中，罗炳良教授关于宋代史学史的研究注重以通识贯注断代，以断代深化通识，可谓别树一帜。

一、由宋代历史走向宋代史学

学界对罗炳良教授的认识是从他的宋史研究开始的。宋代历史是罗炳良教授较早接触和关注的一个领域，也是他此后研究宋代史学的根基。

罗炳良教授的宋史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是和他攻读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经历分不开的。1984年，他从河北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师从兰州大学李蔚先生学习宋史，这段求学经历决定了他早期的治学领域，他对宋史研究的兴趣比较集中在宋代军事问题。1989年，他发表《宋代兵变性质之我见》一文，将宋代兵变分为六种类型，指出宋代兵变具有次数多、分布广、规模小等特征。他不认同史学界将宋代兵变性质视为阶级斗争的观点，并对阶级斗争说的论据逐条驳析，提出宋代兵变的性质是军事叛乱，变乱起因实缘于兵骄，而根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权益之争。①罗炳良：《宋代兵变性质之我见》，《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1991年，他撰成《宋代军事训练及其效果》一文，分析了宋代军事训练制度的演变，指出宋朝存在有养兵之费而无训兵之法、有蓄兵之名而无用兵之实的严重弊端。他总结了造成这种弊端的五个原因，认为这些原因直接影响了宋朝军事训练的效果，使得宋朝军队素质低下，兵骄将惰，直接造成了宋代的军事积弱②罗炳良：《宋代军事训练及其效果》，《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针对北宋中期以来的“强兵”政策，他在《北宋“强兵”政策简论》一文中指出，冗兵主要是厢军的问题，骄兵主要是禁军的问题，而冗兵缘于骄兵，故解决冗兵问题必须首先解决骄兵问题。因此北宋的“强兵”政策主要是针对禁军的骄兵问题，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未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兵将骄冗成为北宋的痼疾。①罗炳良：《北宋“强兵”政策简论》，《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那么，骄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他在《宋代治军政策矛盾探析》一文中，从宋代募兵政策、养兵政策和用兵政策入手，指出宋代治军政策存在着募兵与强兵之间的矛盾、严治与姑息之间的矛盾、皇权与将权之间的矛盾，认为骄兵的形成主要在于治军的政策，而不在于兵权归属。②罗炳良：《宋代治军政策矛盾探析》，《河北学刊》1993年第2期。这些认识应该说皆能成一家之言。除了对宋代军事问题的宏观认识，他的研究视野也落在了一些具体人物身上，比如岳飞。他写了《岳飞冤狱新论》③罗炳良：《岳飞冤狱新论》，《河北学刊》1994年第2期。和《“莫须有”传统诠释质疑》④罗炳良：《“莫须有”传统诠释质疑》，《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两篇文章，对岳飞冤狱问题进行探讨。他认为，把秦桧所说的话作为疑问词句进行理解，把“莫须有”训释为“岂不当有”，不但符合训诂学的要求，而且更切合岳飞冤狱的实际情况。后来，他又专门撰文对岳家军群体人物及其与南宋朝廷文人集团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个矛盾是南宋初期文人集团与武将专权的矛盾，它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岳飞之死和岳家军群体的命运是南宋抑武政策的牺牲品，是南宋文人集团要恢复宋朝传统的以文制武立国体制、打击岳家军的必然结果。⑤罗炳良：《岳家军群体人物研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另外，他还对宋代的宗法制度⑥罗炳良：《宗法制度与宋代社会》，《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通判制度⑦罗炳良：《宋代通判制度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成为他踏入宋史学界的敲门砖，也使他为宋史学界所认识。多年以后，他还感慨地说：“这些年来尽管我对宋史研究没有贡献多少力量，然而宋史学界的先生和同辈们一直以宽容和友善的胸怀接纳、提携和关照我，这让我无比感动。我在许多场合经常说，过来这么多年，在学术圈子里还是宋史学界朋友多！”⑧罗炳良：《南宋史学史·后记》，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0页。这些话，确乎是他的肺腑之言。

宋代史学是宋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深受时代风貌的影响。这个特点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使他将自己的视角逐渐转向宋代史学。当然，这个转向也与他的生活转折直接有关。1987年，他毕业后来到北京一所工科大学工作，主要讲授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等课程，虽然他自嘲宋史专业“反倒成了副业”⑨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后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但他并未荒废专业研究。瞿林东先生说，他在“八年当中，讲授了中国革命史等公共课程，而以钻研宋史为业余爱好，且时有所得，予以发表，可以说是逐步上路了。其间艰难，可想而知”⑩瞿林东：《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95年，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大转折，开始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瞿林东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这意味着他从研究历史要转向研究史学，从研究宋代要转向研究清代，此可谓多重艰难的重叠。”⑪瞿林东：《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确乎是他的学术之路的重大转折。不过，他虽然将研究重心转向清代史学，但对宋史的眷恋使他并未远离宋代研究，只是关注的重点从宋代历史转向了宋代史学。

他对宋代史学的研究，既有宏观的趋势观察，也有深刻的特点剖析，还有具体的史料和学术史梳理。他指出，宋代史学具有两个发展趋势，即义理化史学和考据性史学。义理化史学的形成基于宋代理学的兴起，具有荣经陋史、笔削褒贬、驰骋议论、感悟认知等特点。考据性史学领域广泛，至南宋时正式形成，具有考异纠谬、刊误辨伪、辑佚补缺、金石证史等特点。两大趋势各有利弊，相互影响。义理化史学需要借助考据性史学征实的基础，否则历史评论就成为离事而言理的驰骋议论；而考据性史学则需借助义理化史学疑古辨伪的精神，否则就无法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两者互为依存，共同发展。从汉唐时期以注疏训诂为特征的史学发展到宋代以阐明义理为特征的史学，表明历史研究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层次，标志着史学的进步。⑫刘瑛、罗炳良：《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其相互关系》，《光明日报》2003年7月15日。对于这两种趋势，学界常常重其一而轻其二，突出宋元史学的义理化趋势，并且指责其空疏不实，重“致用”轻“求真”，甚至认为其本质就是一种致用史学或政治化史学，具有落后性与腐朽性。罗炳良并不否认义理史学的发展给此后中国史学带来的空疏流弊，甚至认为清代实证性是对宋元明史学空疏的治史学风的一次彻底清算，树立起客观研究历史的实证学风，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①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但他对学界的上述认识并不认同。他认为，宋元义理史学不但有突出“致用”的一面，也有讲究“求真”的一面。典型的义理史学在整个宋元史学中所占比重远远小于实证史学，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义理史学本身也存在着一个“致用”与“求真”的相互制衡维度，并未完全失去史学固有的属性。②罗炳良：《宋元义理史学的“致用”与“求真”》，《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2期；《宋代义理史学再评价》，《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对崔与之创立的菊坡学派进行了专门研究，指出了这一学派与义理史学完全不同的求实致用特征，探讨了其对岭南史学与文化的影响。③罗炳良：《菊坡学派与岭南史学》，《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这些研究显然旨在廓清宋代史学的基本格局、特点、潮流与趋势，并努力做出客观公允的认识。除此之外，他还对宋代史学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他对纪事本末体裁的形成时间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学术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纪事本末作为一种记事方法，《诗经》和《尚书》就有了，后经历代尝试和发展，至袁枢而成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在史书体裁上的创造性贡献值得充分肯定。④罗炳良、马强：《关于〈通鉴纪事本末〉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在宋学源头问题上，他认为范仲淹是宋代复兴儒学的开山，引领宋学研究风气之先声。范仲淹对《春秋》的研究不但是其复兴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对北宋《春秋》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⑤罗炳良：《范仲淹与北宋〈春秋〉学》，《东岳论丛》2009年第8期。他对南宋学者杜大珪编撰的《明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体例和特点进行了专门研究，一方面肯定其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则对前人指摘其编纂体例的看法表示异议，充分肯定了杜大珪在编纂体例上的贡献与其史学思想的价值。⑥罗炳良：《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他还对南宋史家李攸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考证，对李攸所撰《宋朝事实》的书名、编纂过程、卷数、版本等进行了细密推证，指出了《宋朝事实》的史料价值。⑦罗炳良：《李攸〈宋朝事实〉的编撰及其史料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他还关注到了吴玠、吴璘研究的资料整理情况。⑧罗炳良：《〈吴玠吴璘研究资料选编〉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这些带有资料发掘整理性质的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带有学术史梳理性质的研究，如作为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之一的《〈宋史〉研究》⑨瞿林东、罗炳良主编：《〈宋史〉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邵晋涵与宋史研究》⑩张秀平、罗炳良：《邵晋涵与宋史研究》，《文史哲》1999年第2期。等，也为他的宋代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断代史学史的力作：《南宋史学史》

2008年，罗炳良教授撰写的《南宋史学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中国断代史学史的力作，集中展示了罗炳良教授对南宋史学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之地位的观察与认识。陈祖武先生称赞杭州社科院发起的南宋史研究丛书是“可贵的学术创新”⑪陈祖武：《可贵的学术创新——读〈南宋史研究丛书〉有感》，《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作为这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史学史》完全当得起这个难得的评价。

第一，将南宋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研究单元，显示了他在学术上的卓识和勇气。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学界对宋史的研究存在着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即便是对南宋的认识，也存在着偏见：“相当一部分人仍认为南宋军事上妥协投降、苟且偷安，政治上腐败成风、奸相专权，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生活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总之，南宋王朝是一个只图享受、不思进取的偏安小朝廷”。所以，有人指出必须“对南宋作出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⑫王国平：《以杭州（临安）为例，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从“南海一号”沉船发现引发的思考》（《南宋史研究丛书代序》），《南宋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相对而言，这种轻重之别在两宋史学研究中虽不那么明显，但学界对北宋史学的研究更系统、更全面，也更深入，而对于南宋史学的研究则以重点人物和重要问题为主，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显然是不足的，南宋史学常常作为北宋史学的延续和附庸而存在。有鉴于此，罗炳良教授选择将南宋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学术单元进行系统研究，以补南宋史学研究之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视野上的卓识，也显示了他在学术探索与创新上的勇气。

第二，系统而深入地呈现了南宋史学的风貌。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发达则远不逮宋人”。①陈寅恪：《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两宋史学虽然盛况空前，但也有各自的特点。北宋史学在思想上主要强调“君尊臣卑”的名教思想，这是从伦理关系和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南宋史家尽管也考虑伦理关系和政治问题，但却把这些问题上升为天理和人欲的问题，把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理解。②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罗炳良将南宋史学的特点概括为“史家忧患意识的深化”“史学经世思想的发展”和“历史评论与史学批评的繁荣”。③罗炳良：《南宋史学史》，第47-71、280页。这些特点是通过南宋史学的整体风貌表现出来的。他从南宋的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出发，探讨了以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为代表的南宋前代史修撰的成就，并高度评价了南宋史家在典制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等史书体裁体例上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两宋士大夫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反映在史学上，就是南宋史家对于当代史的重视。罗炳良注意到了南宋史学的这一特点，并对南宋史家修撰当代史的情况进行了细密的梳理。南宋史家的当代史修撰不仅类型多样、内容丰富，而且体裁丰富。诸如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等，皆有应用。而其中渗透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思想，则突出地反映了南宋的时代特色，难怪罗炳良要用“繁荣”二字来形容南宋修撰当代史的盛况了。除了当代史，南宋史学在专门史撰述上也多有创获，并深刻地影响到此后中国史学的发展。罗炳良敏锐地抓住了南宋史学的这一动向，并将之视为中国古代“各类专门史学分支科目逐步定型”的阶段。他集中探讨了南宋史学在学术史、佛教史、民族史撰述方面的发展和成就，指出它们在中国专门史的发展中“有的已经奠基开端，有的出现新的转折，有的发展趋于成熟”④罗炳良：《南宋史学史》，第47-71、280页。，为我们呈现了南宋史学的一个新面相。南宋史学的另一个新动向，是地方志的兴起。中国古代方志之学肇端于两汉，形成于唐宋，发达于明清，南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南宋时期的地方志撰述呈现出繁荣局面，从全国性的总志到府、州、县、乡、镇志书均有编纂，对方志的性质、体裁、功能以及编纂方法都作了总结，标志着方志学的形成”，“成为南宋史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⑤罗炳良：《南宋史学史》，第313页。另可参考黄苇：《论宋元地方志书》，《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洪焕椿：《南宋方志学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他对南宋全国性总志和州县志编撰的基本情况做了梳理，还对当时边疆域外史的编撰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指出了它的时代性特点。

如果说他对南宋史官制度、修史机构、前代史、当代史、专门史、地方志和边疆域外史修撰的梳理是在呈现事实的话，那么他对南宋史学义理化与考证学两大趋势的认识则是力图探究事实背后的学术发展动向，进行理论总结。就像我们在前文谈到的那样，他对宋代史学的两大趋势是早有认知的，并力图纠正学界对这两大趋势的偏见。他在《南宋史学史》一书中利用两章的篇幅，对这两大趋势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具体观点前已有述，不再重复），并以之作为全书的总结，可见他对这两个问题的重视。

通过事实呈现和理论总结，《南宋史学史》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南宋史学”，使读者真正领略到了南宋史学的整体风貌和时代精神。这是罗炳良教授的一大学术贡献。

第三，纠偏补白，推进了南宋史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南宋史学史》的成书，不但纠正了学界对南宋史学在整体认识上的偏见，也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做了纠偏补白的工作。比如，他在分析袁枢和《通鉴纪事本末》时，考证了纪事本末体的源流，对所谓纪事本末体源于北魏崔鸿《科录》、隋王劭《隋书》或继承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说法进行了辨析，充分肯定了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的贡献。又如他对《资治通鉴纲目》作者的辨析，否定了前人所谓“纲”出于朱熹之手而“目”出于赵师渊之手的说法，认为“纲目”皆出于朱熹，而赵师渊为之订补。这些辨析有助于廓清我们对史学史上有关重大问题的认识。对于有些问题和领域，他的认识则有推进之功。比如，对陆游著《南唐书》，历代学者大多赞誉其行文简洁，叙事有法，现代史家则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指出《南唐书》不但做了许多史料的增补，“而且在增补中有意表彰忠节，宣扬风教，发扬了旧史劝善惩恶的优良传统”①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页。。罗炳良则提出：“陆游《南唐书》中所蕴涵的历史借鉴意识，更具有历史理论的价值，尤其值得发掘和表彰。”②罗炳良：《南宋史学史》，第206、220、1、14、47、47页。这就把《南唐书》研究又从理论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东都事略》，四库馆臣从史法上肯定其“叙事约而赅”，认为其在列传之后附录相关文献的做法“虽非史法，亦足资考证”。他对此表示认同，同时强调指出《东都事略》改《儒林传》为《儒学传》是对宋代理学兴起、儒学发展进入新阶段在历史撰述上的反映，“这样标目既反映出时代特征，又概括了宋学的本质，内涵极其丰富。其后元代史家修《宋史》，在此基础上又区分出《儒林传》和《道学传》，则是对王称《东都事略》立传的继承和发展”，这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③罗炳良：《南宋史学史》，第206、220、1、14、47、47页。这样的认识是前人所未发的。他对南宋学术史、民族史尤其是《朱子语类》的研究亦多类此。对于以往学界不太关注的史家和史著，比如杜大珪与《名臣碑传琬琰集》、李攸与《宋朝事实》、留正与《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刘时举与《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等，他也着力进行挖掘和研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南宋史学的薄弱领域，具有补白之功。无论是辨析、纠偏还是补白，罗炳良教授的研究都推进了南宋史学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三、断代与会通兼顾的研究特色

从罗炳良教授的宋代史学研究看，注重以通识贯注断代，以断代深化通识，断代与会通兼顾是其重要的研究特色。

他很注意从史学与社会的互动中认识宋代史学尤其是南宋史学，并将其置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链条之中。这是一种断代与会通兼顾的视野。在他看来，“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研究和认识史学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学习和重视史学的最终归宿”④罗炳良：《南宋史学史》，第206、220、1、14、47、47页。。他用贯通的眼光，分析了社会演变对史学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史学通过经世致用对社会的反作用。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他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详细分析了南宋社会的主要特点，指出社会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学术文化繁荣是南宋社会“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南宋史学发展的面貌”⑤罗炳良：《南宋史学史》，第206、220、1、14、47、47页。。他认为：“南宋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南宋史家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更加深化和突出，其显著标志是忧患意识、经世意识、史评意识表现得非常明显，发展到中国传统史学的较高水平。”⑥罗炳良：《南宋史学史》，第206、220、1、14、47、47页。“南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格外凝重，在当代史撰述中有深刻的反映”，“经世意识主要表现在通史撰述方面”，“史评意识主要表现在历史评论与史学批评撰述之中”。⑦罗炳良：《南宋史学史》，第206、220、1、14、47、47页。这些对南宋社会与南宋史学特征的概括提炼，有意识地将南宋社会与史学发展联系起来，让人从它们的互动之中认识其时代特征的形成。而这种时代性特征又是和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相对比而言的。可以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性认知促使他更好地把握南宋社会和史学的时代性特征与历史定位，而对南宋社会与史学时代性特征的认识又丰富和深化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连续性和整体性的认知，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他对宋代史学发展趋势的判断，也体现了断代与会通兼顾的研究特色。他虽将宋代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单元，但一直保持着对中国史学史的整体观照。这就促使他从会通的视角去审视宋代史学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并将之与其后的史学发展动向结合起来。他将义理化史学和考据性史学作为宋代史学的两大趋势，并对这两个趋势的内涵、特征及其影响作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义理化史学“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思想的作用，突出史学的伦理褒贬性质，过分强调史学劝惩资治功能，而对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这使“史学面临沦为经学附庸的境况”。⑧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更有甚者，有些史家为了用义理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把史学纳入政治的范畴，严重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性质。他注意到宋元明史学的这种趋势，“不仅对史学发展无益，而且造成混乱和危害”①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而由此形成的空疏史风也直接导致了义理化史学丧失学术活力。“义理化史学思潮的积弊，为自身的衰落建造了坟墓，同时也为新史学思潮的诞生准备了条件，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②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于是，明末清初史家开始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开始扭转义理化史学思潮，并最终促成了乾嘉历史考据学思潮，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一次大转型。而这次转型是中国古代史家理性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它为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变提供了条件。③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显然，这种着力从史学自身的内在理路去理解史学思潮变迁、注重前后联系与转换的眼光是一种“通古今之变”的眼光。它要求史家既要能对“古”与“今”的各个历史阶段有透彻的了解，又要能以通识洞察“古今之变”的关节与玄机，不通则不足以明变。无论何时，这种“通变”的眼光都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一种境界。

通识可以为断代研究提供通变眼光和洞察力，而断代研究则是为了深化通识。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今天看来，罗炳良教授以《南宋史学史》一书为代表的宋代史学研究，是对当前方兴未艾的断代史学史研究潮流的呼应，也是对它的丰富和发展。相对于其他几部关于宋代史学的研究著作，比如吴怀祺的《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版）、汤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2000年版）、燕永成的《南宋史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王盛恩的《宋代官方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罗炳良教授的宋代史学研究自有其不同于诸家的特点。④申慧青：《特色鲜明，各有新意——评两本南宋史学研究新著》，《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9年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319页。这种会通与断代兼顾的学术眼光贯穿于罗炳良的宋代史学研究之中，使他得以洞察宋代史学的玄奥，也使他得以深化对包括宋代史学在内的中国史学发展模式和方向的认识。

会通与断代兼顾的学术视野彰显了罗炳良教授的学术情怀，他是有志于将中国史学史研究发扬光大的。对他来说，无论是宋代史学研究，还是清代史学研究，抑或是其他史学问题的研究，都是中国史学史这盘大棋局中的棋子，他要用这些棋子下出一盘不同以往的棋局，这种雄心和胆魄令人钦佩。虽然现在这盘棋成了一盘未能下完的棋，但丝毫不能磨灭他打磨出来的这些棋子的熠熠光辉。他的宋代史学研究，与他的其他研究成果一起，对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理当书之于中国当代史学史。同时，他面对学术时的执著和热情，面对病魔时的坚韧和豁达，面对师友时的宽厚与诚挚，展示了一位学者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与品格，也理当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受惠于他的学术思想和品格，应该铭记他在史学史研究之路上踯躅前行的身影，并追随他的脚步不断前进。

Dynastic Historiography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Luo Bingliang's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of Song Dynasty

YOU Xue-gong
(School of Histor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9，China)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were the important parts of Luo Bingliang's academic study.He started the exploration in Song dynasty early，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military history，and later in 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his study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Song.This monograph，a masterpiece of dynastic historiography，took the History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as a comparatively independent academic unit，and demonstrated deeply and systematically the styles and features，and the academic status of the History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It corrected the deviations and filled in a gap in Historiography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and therefore pushed forward the depth and breath of History of Song.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Luo's dynastic historiography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to a comprehensive perception and view when studying dynastic history，and then deepened the dynastic study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view in turn.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 of Luo's research was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both dynastic study and a comprehensive view.

Luo Bingliang；Historiography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History of Song Dynasty；Dynastic Historiography；Comprehensive Research

K092

A

1674-3210（2017）01-0055-06

2016-12-06

尤学工（1972—），男，河南周口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