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研究的新作
——评王明德《南京与北京：近代中国政治中心的互动空间》

陈爱平

(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文化纵横·文化书评】

城市史研究的新作
——评王明德《南京与北京：近代中国政治中心的互动空间》

陈爱平

(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南京与北京：近代中国政治中心的互动空间》一书，从城市关系史的视角，深刻阐述了近代南京与北京之间的互动关系。著作立意新颖，背景宏阔，视角独特，见解独到，拓宽了城市史研究的视野,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创新尝试。

互动空间；研究视野；研究方法

近读王明德先生的新作《南京与北京：近代中国政治中心的互动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感觉颇多新意，无论是选题，还是视角和内容等，都新意迭出，堪称是一部创新之作。细读王著(为方便起见，简称王著)，可以发现与以往都城史研究著作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选题看，以近代史上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南京与北京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把政治中心的变动与近代社会变迁联系起来，拓展了城市史和政治史研究的领域；第二，从研究视角看，以南京与北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切入点，探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围绕定都问题所展开的斗争，提供了城市关系史研究的新思路；第三，从著作内容看，通过对近代政治中心变迁的过程和彼此嬗递的动因，以及两大政治中心之间多种复杂关系的探讨，丰富了近代政治史、都城史和城市史研究的内容。总体上看，著作立意新颖，背景宏阔，视角独特，见解独到，值得一读。以下就王著的突出特点作一个分析。

一、选题上，对近代政治中心城市南京、北京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拓宽了都城史研究的新领域。中国都城史研究，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术研究门类，著述较多，不乏力作，单独研究北京，或者单独研究南京的著作不在少数。北京与南京比较，由于北京的历史特殊地位，研究成果更多些，如曹子西的《北京通史》(中国书店，1994年)，李淑兰的《北京史稿》(学苑出版社，1994年)，侯仁之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等，曹子西、李淑兰的著作，是从史的角度谈北京，侯仁之的著作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如北京城的选址、分布、人规模、交通、人文景观等方面阐述北京历史。

研究南京的著作也较多，如秦风的《民国南京(1927-1949)》(文汇出版社，2005年)，薛冰的《南京城市史》(南京出版社，2008年)，罗玲的《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都是就一个都城作研究。秦风的著作，主要侧重于研究民国时南京的抗战和国民党的政务。薛冰的著作，则是全面系统地阐述南京城市发展的历程，自春秋战国一直到近现代。罗玲的著作，主要谈近代南京城市建筑风格、市政建设、文化建设等。就近代以来的南京都城研究，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是《首都计划》，这方面的研究，有付启元、卢立菊的《1929 年的〈首都计划〉与南京》(《档案与建设》2009年10期)，汪晓《中心与边缘——〈首都计划〉与“中华民国”南京建设法规的互动及启示》(《建筑师》2015年1期)，董佳的《缔造新都：民国首都南京的城市设计与规划政治——以1928-1929 年的首都规划为中心》(《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5期)，董佳的《首都营造与民国政治：南京〈首都计划〉研究》(《学术界》2015年5期)，范忆的《一本书·一座城——〈首都计划〉与民国南京城市建设》(《唯实》2016年6期)。

至于南京、北京之间关系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有山东师范大学朱晓燕的硕士论文《明代两京制研究》(2011年)，山西师范大学邢星的硕士论文《明清两京制的经济基础》(2013年)，这两篇论文虽然写的是明代的南京、北京关系，但就中国历史上两京制而言，只有明代的南京、北京关系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南京、北京关系最具可比性，这两个时代的定都，有着相似的背景。周英才的《南京北京：民国建都之争》(《文史精华》2004(11))，算是直接写南京、北京定都之争的，但时间断限上限于民国初年，由于篇幅的限制，有许多问题上不能涉及到。

现阶段，能够将南京、北京定都作为研究课题，全面梳理近代以来的南京、北京定都关系的，只有王明德的《南京与北京：近代中国政治中心的互动空间》。王著是首部全面分析近代以来南京、北京定都关系的著作。明朝初年，南京、北京定都之争，主要出自皇帝的考量，一是朱棣为巩固皇位的需要，二是防御北方蒙古残余势力的侵扰。当然，定都南京的理由也很充足，就是南京是财富之地，也是龙兴之地。不过，近现代以来的南京、北京定都之争要复杂得多，主要涉及到两个对立的政治团体之间的争执，完全不同于明朝时的背景。王著重点分析和梳理了近现代以来有关定都问题的重大史实，以及南京与北京定都之争的历史过程。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完全是与清政府对立的，显示出政治中心发展的两极化趋势。民国初年，孙中山定都南京，袁世凯欲定都北京，这一时期的定都之争异常复杂，这段时间的定都之争有其特殊性，王著称之为“革命语境下的南北二京与建都之争”，由于各方利益纷杂，争论不休，即使革命党内部，也是观点不一，不能有统一的目标，最终以定都北京而结束争论。相对而言，有关民国初年南京与北京定都之争的研究成果较多，王著在这一问题上，着墨较多，详述其过程，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关于蒋介石迁都重庆及后来还都南京问题的讨论，有不少著作问世，如有蒋顺兴、孙宅巍的《民国大迁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著作详细记录了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期间的几次迁都过程，更像是纪实文学，学理分析较少。钟少华的《中国首都研究的近代观》(《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4期)，算是较早就抗战胜利后期的有关首都论争问题的综合研究。

王著在这一问题上，作了新的尝试，对民国建立以来，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时期的定都问题作了重点探讨，对每次定都、迁都的幕后背景之争作了细致梳理，并着重分析了蒋介石政权的正统性、外交政策、与中共的关系及苏联的影响因素等，算是对近现代以来定都之争的一种细致诠释。

二、研究方法上，以南、北两京的相互关系作为切入点，探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围绕政治中心所展开的斗争，把政治中心的变动与近代社会变迁联系起来，提供了城市关系史研究的新思路。王著的重点放在了民国时期定都之争上，因为这段时间的定都背景异常复杂，政治集团、社会群众、学界、新闻界等，都参与了讨论。

民国初年定都情况最为复杂，不独涉及到袁世凯、孙中山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袁世凯、孙中山内部的争议。有关民初定都研究成果相对多些，关注的人也较多。早期观点相对保守，一般以革命史来定位。章开沅的《民元“争都”浅释》(《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则是从军阀、资产阶级上层人、立宪派等角度分析民初定都之争的。比较权威的研究是胡绳武的《民元定都之争》(《民国档案》1987年2期)，对民初定都之争作了细节上的梳理。王著无疑更进了一步，则从更加宏阔的视角，对民初定都之争作了诠释，从革命成果的争夺、共和与专制的较量等多方面进行解读，在研究视野上作了进一步拓展。

北伐之后的定都之争，更是异常复杂。首先是国民革命军内部掀起定都问题的争论，进而是南京、北京之间的定都之争。革命势力内部、外部之间都存在争议。此次定都之争的复杂程度，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学术界也有一些关注，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关于这一问题，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经成为定论，在李新等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对蒋介石迁都之争，是他为了把持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一个步骤。这一观点，长期左右着学术界。此后的学术界，虽然不断有文章探讨这一问题，但基本上在这一框架下进行阐述。关于北伐中的定都问题的研究，较有新意的是孙泽学的《北伐战争中迁都之议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8年8期)，文中对蒋介石定都过程作了比较客观的阐述，认为蒋介石定都武汉、南昌、南京等地的选择过程，是既有私心，也有巩固北伐胜利果实、实现孙中山遗愿等多方面的考虑。

王著从更为宏阔的视角对北伐之后的定都问题作了全面的梳理。蒋介石定都南京，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除了孙中山的遗愿外，蒋介石更加倾向于与英美之间的关系，这一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似乎有意识地回避与日本的冲突，这对后来的中国政治、军事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大，与蒋定都南京有某种联系。抗战胜利前后，首都问题的讨论再掀高潮。著名学者如傅斯年、沙学浚、张其昀、钱穆、洪绂、史念海、雷海宗、陈正祥、张君俊、李旭旦等都加入到首都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对首都问题都有深刻的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对首都与国防、首都与建设、首都与现代化、首都与环境关系，对南、北两京历史与现实条件及其未来发展的论述，直到现在仍不失其借鉴价值。有些论者甚至将首都发展与民族兴衰、国家存亡联系起来，很有启发意义。

按照一般的情况，抗战胜利之后，还都南京似是不争的事实。但实际情况远不是那样。由于抗战一开始南京就失守，反对还都南京的声音再起，学术界也参与讨论，一时非常热烈。钟少华的《中国首都研究的近代观》，统计了20世纪20至40年代间作者69人74篇有关定都的文章，关于首都问题综论的有8篇；倾向北京为首都的有18篇；倾向南京的10篇；倾向武汉的有12篇；倾向西安的有10篇；其他有16篇[1]。不难看出，定都北京占据了主流。王著整体分析了战时定都重庆的必要性，抗战后纷繁的定都之争，从具体资料中，细致地梳理抗战后定都问题的脉络，为我们展示了抗战后定都之争的清晰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定都之争再起，王著对这段历史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

伴随着定都之争的，就是社会、学术的变迁。通常中国历史上两京制的情况下，陪都常会扮演思想文化学术中心的角色，在一统的情况下，通常不会与政治中心唱反调。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南、北两京，则出现了一种以往历史上没有的乱象，陪都南京(上海)，不仅在军事上扮演着反对北京的角色，在思想文化上同样反对北京。而北京虽然在北洋控制下，是落后的堡垒，但北京也是中国大学和学术中心，也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各种思潮糅合在一起。近现代都城与社会文化思想之间的关联，以往学术界没有人关注，王著可以说是首次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王著在第六章《南京政治中心的形成与南北二京的互动空间》中，着重阐述了南京(上海)、北京(天津)作为都城上的对立，同时，两地在社会、文化、思想上的对立与融合，各种新旧势力交织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初年，由于出现南北方建都之争，出于争都的需要，争都各方纷纷撰文，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国防等方面讨论首都问题，各陈利害，其中不免有主观臆断、强为我用的论点，但也不乏颇有见地的论述。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黄兴、章太炎、庄蕴宽等。

三、写作上，资料翔实，立意新颖，背景宏阔，视角独特，见解独到，文笔流畅。王著资料翔实，学术严谨，不人云亦云，既借鉴以往的学术观点，也有自己的突破。与以往都城史研究视角的不同点就在于，王著将南京、北京的定都史放在战争、政治集团对抗、经济背景、报刊舆论、外部势力等多方面的影响中进行综合的分析，这是王著的重要特点。如著作第四章讨论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问题，汲取了以往学术研究的成果，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在分析太平天国都南京的弊端上，作如下分析：“都城的位置不能最终决定一个政权的政治命运，但它却以独特方式影响一个政权的战略决策和政治作为，从太平天国的兴衰历史中，可以深切感受到都城对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力。”[2]显然，只有在占有大量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民国时期影响定都的最大因素，是各个政治集团的并立和集团内部的矛盾。外部因素影响方面，则表现为南京由传统上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变为首次来自海上的威胁，定都变数无疑增加了。北京定都的威胁，以往是来自于北方少数民族，但这时则是来自于日本。这一背景，明显地与历史上的不同。也就是说，近现代定都的复杂程度，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代，以往的历史经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这种千古未有的变局，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主要是资料收集、整理上的难度。

由于近现代史资料颇多，且非常分散，除了个人文集外，报纸、期刊杂志等，也有许多有关定都的讨论，要将这些资料整合在一起，需要一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视野。王著在写作过程中，无疑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收集整理资料，细细地爬梳都城史的相关文献。譬如第五章《革命语境下的南北二京与建都之争》中，所引用的书名、文章有《辛亥革命先著记》《孙中山全集》《东方杂志》《民立报》《神州日报》、《黎副总统政文》《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辛亥革命》《申报》《孙中山外集》《康有为政论集》《民国档案》《鄂州血史》、《孙中山藏档选编》《张季子九录》《时报》《民主报》《大公报》、《民国档案》《章太炎政论选集》《辛亥革命资料》等，足见引证之丰富。

北伐之后的定都，更加复杂，由于蒋介石地位不够巩固，加之他的权威远不及孙中山，他与国民党左派之间的争议，别说定都问题，就是蒋介石的地位否能保持也成问题。蒋介石还与阎锡山之间就定都南京还是北京的问题也存在争议，冯玉祥则是摇摆不定，这些都使得定都成了未知数。此外，中共是一只独立的力量，在定都上有自己的诉求，完全不听命于蒋介石。王著对这一时段的资料收集，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也细致爬梳了各政治集团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分析时局变化对于定都的影响。

总之，历史上的定都讨论，通常限于皇帝、大臣之间，一般读书人，最多是事后总结，或者对定都问题作学术上的分析，希冀作为定都问题上的历史教训。但民国之后就不一样了，由于有了报纸、广播的出现，学术界的参与定都讨论也是常事。这些资料通常较为零散，需要用心收集，在这方面，王著作了较多的工作。而当时学术界和报章杂志界等，也参与讨论，给定都问题的变数增加了难度。王著在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上都下足了功夫，梳理各集团的关系，及集团内部的观点，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由于近现代定都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对这些成果进行消化，并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亦需要一定的学术功底。王著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资料收集、处理、分析上，付出了自己汗水，得出了可靠的结论。

[1]钟少华.中国首都研究的近代观[J].史学理论研究,1996,(04):20-23.

[2]王明德.南京与北京：近代中国政治中心的互动空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04.

【责任编辑：董丽娟】

2017-02-19

陈爱平(1965-)，男，湖北洪湖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地方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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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3-023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