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原生态舞蹈《棒棒灯》与《南诏奉圣乐》的关系探究
——兼论《棒棒灯》舞是祭拜唐王的传说

恩荣泽，龙 符

（1.文山学院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创新中心，云南 文山 663099；2.文山学院 图书馆，云南 文山 663099）

壮族原生态舞蹈《棒棒灯》与《南诏奉圣乐》的关系探究
——兼论《棒棒灯》舞是祭拜唐王的传说

恩荣泽1，龙 符2

（1.文山学院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创新中心，云南 文山 663099；2.文山学院 图书馆，云南 文山 663099）

从田野考察和有关史料记载及舞蹈表演形式来看，壮族原生态舞蹈《棒棒灯》与唐代《南诏奉圣乐》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壮族民间舞蹈《棒棒灯》中的“棍舞”受到宫廷艺术《南诏奉圣乐》中“兵舞”的影响，《南诏奉圣乐》之“羽舞”应源自于壮乡民间，或者说就是对《棒棒灯》中“羽舞”的借鉴吸纳。而《南诏奉圣乐》进献唐王演出成功则演化出《棒棒灯》舞是祭拜唐王的传说。

棒棒灯；南诏奉圣乐；羽舞；棍舞；辟四门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棒棒灯》舞是流行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壮族地区的原生态民族民间舞蹈，以砚山县者腊乡批洒村的表演及传承最为全面①。该舞蹈是壮族先民驱魔镇妖、祈福平安、祭祀祖先、保佑自身的一种融宗教、文艺、体育、娱乐于一体的民间艺术活动，极具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其内容传说优美，故事动人，历史悠久；其表演舞步雄健，感情细腻，风格古朴，场面热烈，生动活泼，变化和谐，栩栩如生。具体形式体现为：以敲打棒棒为主，左右打棒，高举打棒、转棒。男演员动作大方开放，具有夸张性，全身上下每个关节都有大幅度扭动和摆动踝、膝、臀、腰等部位动作，随着棒棒对打撞击而带有弹性的跳动，具有“棍舞”的特征；而女演员的动作优雅、细腻、含蓄、内敛，显然是古代中国百越地区广为流布的“羽舞”。现存文献已无从准确考证《棒棒灯》舞的源流，但根据田野调查，批洒村的传承人代代传说该舞蹈是祭拜唐王的，说明其形成的时间最晚应该在唐朝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时属南诏国偏远地区（砚山县）的壮族怎么会创作出专门祭拜中央王朝皇帝的舞蹈并流传到现在呢？这明显不符合艺术创造和流布规律，应该有更复杂的历史因素造成这一传说。课题组通过查阅文献，的确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唐朝德宗年间的《南诏奉圣乐》晋京。据《旧唐书·卷二十八·志第八·音乐一》记载：“贞元十六年正月，南诏异牟寻作奉圣乐舞，因韦皋以进。”[1]710《南诏奉圣乐》是南诏王异牟寻“供奉唐朝”“誓为汉臣”“永不离贰”的心愿表达。公元800年，南诏国的庞大使团到达长安，向唐德宗晋献《南诏奉圣乐》，节目因民族特色浓郁，表演气势磅礴，一时轰动朝野。之后《南诏奉圣乐》的曲目被留在宫中，成为了唐朝14部国乐之一。唐德宗让宫里的“太常工人”传习演奏，并经常在宫廷里表演，“殿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这是一件象征民族团结的艺术史实，也是探究《棒棒灯》与《南诏奉圣乐》关系，揭开《棒棒灯》祭拜唐王之谜的切入点。课题组认为，壮族民间舞蹈《棒棒灯》与宫廷艺术精品《南诏奉圣乐》有相互影响的关系，《棒棒灯》中的“棍舞”受到《南诏奉圣乐》中“兵舞”的影响，而《南诏奉圣乐》之“羽舞”应源自于壮乡民间，或者说就是对《棒棒灯》中“羽舞”的借鉴吸纳。而正是这一层关系，使《棒棒灯》舞的源流附上了祭拜唐王的传说。

一、《南诏奉圣乐》的民间歌舞元素与《棒棒灯》的关系

《南诏奉圣乐》是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节目，属于宫廷艺术，加上进献唐王的政治目的，其阵容之豪华，艺术之精美肯定是南诏政权编排该节目时竭力追求的。但凡宫廷艺术，并非凭空创造，都会借鉴吸收大量的民间艺术，就如《诗经》《楚辞》多来自民间采风一样。《南诏奉圣乐》也不例外，其音乐舞蹈就有当时南诏大地的许多民间（包括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成分，如越人舞蹈鸟羽舞，歌曲《天南滇越俗》等。

首先考察相关文献对《南诏奉圣乐》中“羽舞”的记载。马曜《云南民族舞蹈的传统及其发展》一文载：《南诏奉圣乐》舞蹈有“群舞、独舞，或徒手，或执羽毛”[2]。李昆声教授在《云南艺术史》一书里有对《南诏奉圣乐》中“舞者16人，手执鸟羽，以4人为一列”的描述[3]，与《旧唐书》“舞人十六，执羽翟”的记载一致[1]708。《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则认为《南诏奉圣乐》不仅有“揖羽稽首”，而且有“汉乐舞文化成分”。当然最权威的记载当属唐代史书，据《新唐书·南蛮列传》载，南诏派大型歌舞去长安宫廷演出《南诏奉圣乐》舞，演员穿“南方朝天子服，绛色七节襦袖，有青缥排衿，以象鸟翼”，“裙褥画鸟兽草木花纹，手拿羽翟跳舞”[4]。这些记载都突出了《南诏奉圣乐》中舞蹈的两个特点：著鸟衣，跳羽舞。从歌舞本身和舞蹈服饰来讲，“羽舞”就是典型的越歌僚舞，是古代壮族人创造的民间舞蹈。这从考古学上是得到有力印证的：出土的开化铜鼓、广南铜鼓、西林铜鼓的纹饰都刻着相似的越人羽人舞、手巾舞。史书记载也证明古代的“羽舞”是当时称“尾濮人”的壮族创造的。因为“羽舞”和“鸟舞”源于“羽国”。“《山海经·大荒南经》云：‘羽民国……其人长头，身生羽。’《淮南子·坠形训》云：‘自西南至东南结胸民，羽民……’许慎注：‘羽民，南方羽国之民’ 。《太平寰宇记·四裔徼内南蛮》：‘尾濮国，—名木濮，汉魏以后在兴古郡，今云南郡西南千五里徼外……’据《说文解字》‘尾’字注：‘古人或饰系尾，西南夷亦然。’”③所以“鸟衣”就是壮族最传统的民族服装。所谓“尾濮”，是古代濮越人衣着上有“尾”的装饰。所以“其人有尾”，原是古代壮族先民的羽衣形制和美饰。壮族是一个崇拜鸟的民族，早期的鸟崇拜文化遗迹，至今还保留为穿鸟衣着鸟尾的传统。著鸟尾服饰的壮族女性，在云南侬支系的壮族村寨，还随处可见。另外，舞乐不分，跳“羽舞”不仅著“鸟衣”，还必然配以“羽乐”，“羽舞”乐器显然也有越人铜鼓，因为从西汉以来，“滇人乐舞中最重要的两大类——‘铜鼓乐舞’和‘葫芦笙踏歌’流传两千多年，直到今天还有较强的生命力”，作为艺术精品的《南诏奉圣乐》中有铜鼓乐器及铜鼓舞就是自然而然了。由此可知，《南诏奉圣乐》借鉴吸收了不少百越音乐舞蹈，有“夷中歌曲”，有“越人铜鼓”，有“羽舞”，还有歌曲《天南滇越俗》四章，就舞蹈形式而言，尤以“羽舞”最为突出。

其次再考察《南诏奉圣乐》民间歌舞与壮族舞蹈《棒棒灯》的关系。上述这些民间艺术元素在《棒棒灯》舞中都存在，只是文献缺失而不清楚《南诏奉圣乐》是直接吸纳还是间接借鉴了《棒棒灯》舞的这些元素，也许两者皆有。本课题组的判断是直接吸纳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棒棒灯》舞是祭拜唐王的传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棒棒灯》舞与《南诏奉圣乐》有莫大的关系，要么是《棒棒灯》舞艺人直接参与了《南诏奉圣乐》的创作、排练和演出，要么是《棒棒灯》舞的元素甚至某一舞段或乐章被《南诏奉圣乐》直接吸纳采用。这个问题虽有待于挖掘材料进一步考证，但不论是哪种情形，都说明《南诏奉圣乐》吸收了《棒棒灯》舞的艺术精华。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棒棒灯》舞是祭拜唐王的传说——《棒棒灯》舞艺人参与《南诏奉圣乐》的创作，还是《棒棒灯》舞的精华被《南诏奉圣乐》吸收，都会使《棒棒灯》舞艺人产生自豪感，最终演化出祭拜唐王的传说。其逻辑路径是这样的：《南诏奉圣乐》吸收了《棒棒灯》的某些元素，《南诏奉圣乐》长安演出成功，轰动一时，《棒棒灯》及其艺人皆以为自豪和荣耀。这是极其正常的心理反应。就当时的社会条件看，作为偏远地区壮族原生态舞蹈的《棒棒灯》不可能被直接送往长安皇宫演出而成为祭拜唐王节目。从史地时空条件来讲，上述推论也是可能的。《句町国史》记载，宛温是“南诏国通海都督府辖地”。当时南诏国与大唐帝国关系比较友好，这必然促进文化上的交流。《南诏奉圣乐》到长安演出引起轰动应该是两个王朝之间文化交流的典型事例（当然“奉圣”二字也微妙地显现出“蛮夷”之邦与中央帝国之间的心理定位差异）。但不管怎样，《南诏奉圣乐》晋京这样的文化盛事，南诏国子民肯定多有参与，能歌善舞的壮族也概莫能外，贡献自己传统的“羽舞”就是理所当然了。

二、《南诏奉圣乐》中“兵舞”对《棒棒灯》中“棍舞”的影响

“棒棒灯”的壮语意思就是“挥舞棍棒”，即“棍棒舞”，其舞蹈形态明显具有以武术为主，文武兼备的特点。从其舞阵和内容看，讲究攻防兼备，进退有序，具有战阵美和仪式美，并完整表现了战争的“整队、阅兵、点队、证实、匍匐、围攻、一战、二战、全胜、收场”的全过程，是记录中国古代排兵演练过程的武舞。从表演效果看，其气势恢弘不凡，有张驰力，让人震撼。这不是民间草根所能编创出来的，因为批洒村至今才有224户997人，这样的偏远村落，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战阵场面，更何况在一千多年前。不可能的事却成为事实，本课题组经过调研分析认为，《棒棒灯》虽然是壮族民间原生态舞蹈，但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吸收了其他舞蹈艺术，其“棍舞”受到《南诏奉圣乐》中“兵舞”的较大影响。

首先，《棒棒灯》作为壮族民间原生态舞蹈，应是古代壮族生产生活的产物。事实上，壮族《棒棒灯》的源头“棍棒舞”，早在句町国时代就在滇东南的壮族地区盛行。壮族铜鼓上的图案，包括“羽人舞”“干钺舞”“戈舞”“弓矢舞”“刀舞”等舞蹈，在著名壮学家何正廷所著《句町国史》[5]中已有详实生动、深入全面的记载和描述，从图像音乐学角度来讲，壮族“棍棒舞”在唐代以前就存在，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精神产品与人的物质生产生活等有关联，艺术的产生总是与功利有关。壮族“棍棒舞”以及后来的《棒棒灯》就源自古代壮族村民自卫武装的平时操练，与古代壮族“博版”军事武装有密切的关系。据王明富、江子扬著《文山州壮族文化遗产及壮语研究》一书载：“砚山县批洒村有祭祀唐王和跳唐王舞的习俗。”[6]84《棒棒灯》表演时，必有“弄娅歪”表演（即牛头舞），而“弄娅歪”必须伴有武术表演，表演道具就是棍棒和用牛皮制成的水牛头面具，矛与盾的攻防表演，显然既是军事武术操练，也是生活娱乐表演。所以早期壮族社会自卫的需要产生了武术队，而武术队平时操练逐渐演变为娱乐的“弄娅歪”表演，最终形成“棍棒舞”。另外，这些武术队刚出现时确实是自卫武装，但后来就逐渐变成亦兵亦民的“民兵”武装了。据宋蜀华先生在《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一书中所说：南诏地区的傣族，要为地方政权南诏服兵役，应召兵员都得自备武器。每年十一、十二月农事毕，例须操练，“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翻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7]。由此推知对壮族地区也应是同样的要求，更何况壮傣本来就是同一族群演变而成的两个分支，属同源民族。据王明富编著《文山州壮族文化遗产及壮语研究》一书载：“广南侬氏土司府，以36营48歪（牛）划分辖区，48牛也就是48支“弄娅歪”武装队伍，一旦发生战争，土司会调动‘弄娅歪’武术队出征。”[6]84清末，文山州大的壮族村落，都保留有“弄娅歪”武术队这类传统军事武装；如今，广南县城内，乃有“兵田”之地名，乃“弄娅歪”式亦兵亦民的兵役制痕迹。故《棒棒灯》正是此传统文化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前戈后舞”古代战争形制的最佳注释。

其次，《棒棒灯》的“棍舞”与《南诏奉圣乐》中“兵舞”的关系。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前面已述，《棒棒灯》以“棍舞”为主并记录了古代排兵演练的全过程，舞阵构图宏大，表演舞姿刚健，不是当时社会条件下民间草根可以创造的。从《棒棒灯》的“棍舞”与《南诏奉圣乐》中“兵舞”的比较中，我们认为是《棒棒灯》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吸收了其它舞蹈艺术，其“棍舞”受到《南诏奉圣乐》中“兵舞”的较大影响。因为官方排练的舞蹈容易做到“兵舞”对战争的完整再现，并显现宏伟博大的气势，民间村寨，人单势弱，难以做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试从三个角度加以阐述和推测。一是《南诏奉圣乐》中有群舞谓之《辟四门》，而砚山批洒村《棒棒灯》舞中也有《辟四门》，并且其表现形式与《南诏奉圣乐》的《辟四门》基本相同。这说明《南诏奉圣乐》对《棒棒灯》舞产生过较大影响。所以《棒棒灯》“棍舞”的完整性应该源自于对《南诏奉圣乐》“兵舞”的学习借鉴。二是《南诏奉圣乐》对《棒棒灯》产生过较大影响，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呢？我们只能进行理论推测：文化艺术的相互影响是常态，但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影响要大于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影响，艺术亦然，这也是常识。那么《南诏奉圣乐》和《棒棒灯》两相比较，前者是南诏政权精心打造的“献礼”作品，后者只是民间自娱自乐的原生草根舞蹈，其艺术含量就不能相提并论。二者在交流碰撞中，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会占绝对优势。三是《南诏奉圣乐》长安“献礼”轰动朝野，并成为唐朝皇宫保留节目，南诏政权自然会大力宣传这个成功节目，而轰动效应也会大大增加该节目在民间的影响力。两者叠加，《南诏奉圣乐》在南诏大地所产生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从《棒棒灯》祭拜唐王的千年传说就略见一斑。“（献）《南诏奉圣乐》而得唐德宗厚赐”，“南诏治国，礼乐兴，大雅丝竹教斯民。……百首遗曲传世声”，“南诏遗音，独创一代风韵”就是当时情景的生动写照。在争相传颂、学习、模仿的氛围下，《棒棒灯》主动借鉴吸收《南诏奉圣乐》的长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本文只是对壮族原生态舞蹈《棒棒灯》的研究开了一个很小的口子，而且因缺少文献资料可查，导致所论多为推测，证据不足，仅作为一家之言，供相关学者参考。至于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审美价值，与其他古代艺术的源流关系等问题，有待课题组和同行的深入研究。我们将在田野调查、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努力出更好的成果。

注释：

① 根据中共文山学院党委、文院党发2015〔34〕号“精准扶贫”通知精神，由文山学院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创新中心牵头成立“棒棒灯”项目研究团队，团队由恩荣泽、张建林、何正廷、雷丽、龙符、王焱、李锦发、林远高、周光常组成。

② 田野调查过程中，虽然对舞蹈描述版本不同，但反馈给我们最多的还是：“我们祖祖辈辈都跳这个舞，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是祭唐王的。”我们的采访对象——84岁高龄的非遗传人沈国凡说：“他从小就跳‘棒棒灯’了”。先是看他爷爷跳，爷爷走后他成人了，他接着跳。由此看来，该支舞蹈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可信的。

③ 转引自杨德鋆《云南民族舞蹈论集》中《南方羽舞》一文，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

[2]马曜.云南民族舞蹈的传统及其发展[C]//云南民族舞蹈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6.

[3]李昆声.云南艺术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254.

[4]（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南蛮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4783.

[5] 何正廷.句町国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334.

[6]王明富，[美]江子扬.文山州壮族文化遗产及壮语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7]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02.

（责任编辑 娄自昌）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uang People’s Original Ecology DanceBangbang LanternandNanzhao Music to the Emperorand the Legend thatBangbang LanternPays Respect to the Emperor of Tang Dynasty

EN Rongze1, LONG Fu2
(1.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Center for Minority Cultures,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Yunnan 663099, China;2.Library,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Yunnan 663099, China)

Seeing from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dancing forms, Zhuang people’s original ecology danceBangbang LanternandNanzhao Music to the Emperorin Tang Dynasty influence each other. Stick Dance in Zhuang folk danceBangbang Lanternis influenced by Soldier Dance in Nanzhao Music to the Emperor. Feather Dance inNanzhao Music to the Emperororiginates from Zhuang folk dance or uses Feather Dance inBangbang Lanternfor reference and the legend thatBangbang Lanternpays respect to the emperor of Tang dynasty evolves from the successful performance of Nanzhao Music to the Emperor.

Bangbang Lantern;Nanzhao Music to the Emperor; Feather Dance; Stick Dance; Pi Si Men

J722.2

A

1674 - 9200（2017）05 - 0045 - 04

2016 - 12 - 05

恩荣泽，男，壮族，云南马关人，文山学院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创新中心讲师，主要从事民族音乐研究；龙符，男，壮族，云南砚山人，文山学院图书馆助教，主要从事当代文学艺术、壮学及云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