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袁传璋“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

陈 曦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北京100081）

评袁传璋“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

陈 曦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北京100081）

支撑袁传璋先生的“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说”有两大核心论点：一是“《报任安书》必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无疑”，并以此作为推算司马迁生年的基准点；二是司马迁“壮游用了一二年时间，他担任郎官时不过二十一二岁”，“司马迁的入仕为郎与壮游在时间上前后相承，南游归来后即因父仕为郎中”，“于是迁仕为郎中”的“于是”二字，表示两者在时间上“没有间隔”，无缝连接。袁先生的两大核心论点，纯为个人主观臆测，而绝非历史事实，是不能成立的。

袁传璋；《报任安书》作年；基准点；“于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记》研究领域力主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且影响最大者，是赵生群与袁传璋两位先生。其中袁先生用功尤勤，成果丰硕，发表的论文主要有：（1）《〈报任安书〉“会从东来”辨证》，载《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2）《从任安的行迹考定〈报任安书〉的作年》，载《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3）《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证》，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4）《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证（增订本）》，载《史记研究集成》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5）《〈史记·三王世家〉‘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为刘安国考》，载台湾《大陆杂志》第89卷第1期／1994年7月15日。（6）《从书体演变角度论〈索隐〉〈正义〉的十年之差——兼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说补证》，载台湾《大陆杂志》第90卷第4期／1995年4月30日。（7）《太史公“二十岁前在故乡耕读说”商酌》，载台湾《大陆杂志》第91卷第6期／1995年12月5日。这些论文最终积淀于《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一书。本文评述袁先生“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的核心论点，即以此书为准。

其实考证司马迁生年并没有那么复杂，综观袁先生的考论，最核心的有两个论点：一是断言“《报任安书》必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无疑”［1］46，并以此作为推算司马迁生年的基准点；二是“于是迁仕为郎中”的“于是”二字，“司马迁的入仕为郎与壮游在时间上前后相承”［1］46，中间“没有间隔”［1］50，也就是两者为无缝连接。这两个论点是司马迁生于前135年整个考证的奠基石。对于这样两块极为重要的奠基石，袁先生应仔细考证才是。恰恰在至关紧要的地方，袁先生无考无据，可以说这两块奠基石纯为个人主观臆测。本文以下将作出具体评析。

一、历史事实：《报任安书》不作于征和二年

《报任安书》（以下行文简称《报书》）的作年，学术界有三种说法：施丁考证在太始元年①施丁说：“我以为《报书》写于太始元年十一月间。”参读施氏《司马迁行年新考》第85页至10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国维考证在太始四年，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一文中说：“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笔者按：指太始四年）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庸，祠五畤’，《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者也。”本文认同这一观点。清人赵翼说在征和二年。赵翼据《报任安书》有“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等语，认为“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从而率先得出“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2］1的结论。袁传璋先生承袭赵翼的观点，强调《报书》必作于征和二年，因为他要用《报书》作年作为推算司马迁生年的基准点。

以《报书》作年为基准点，此乃大误。基准点具有唯一性、明确性，由它可以直接推导司马迁的生年。《索隐》说司马迁元封三年，年二十八；《正义》说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这是推导司马迁生年的两个基准点。按《索隐》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按《正义》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由于两说并存，所以两个生年均成为待证之假说。迄今，考索司马迁生年，仅有这两个基准点，舍此无他。《报书》的作年，不具有直接推导司马迁生年的功能，无论哪一种作年说法——“太始元年说”“太始四年说”“征和二年说”，均不是基准点。假如袁先生考证出司马迁某岁作《报书》，再考证出《报书》作年，则基准点之说是成立的，但袁先生的考证是离开这一路线的，所以是不成立的。

袁先生认为，征和二年夏天任安卷入巫蛊之祸被捕，到十一月仍囚禁狱中，于是司马迁在“迫季冬”而任安未被处死时，写下了《报任安书》。这纯系袁先生的主观臆测。任安死于征和二年七月，根本未系狱到“迫季冬”的十一月。所以司马迁的《报书》不作于征和二年，与任安卷入巫蛊案没有关系。《汉书》《汉纪》《资治通鉴》均有明确记载。任安卷入巫蛊案的详情如下。

武帝晚年惑于左道，常“疑左右皆为蛊祝诅”。在征和二年夏天行幸甘泉宫期间，因昼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之，惊寤后便精神恍惚，身体不适。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因与戾太子有隙，恐武帝死后被诛，遂趁机谓“上疾祟在巫蛊”，妄言“宫中有巫气”，汉武帝于是便以江充为使者穷治其事。江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汉书·江充传》）。对于江充所掘的“征验”是“将实有也”，还是“巫置之邪”，戾太子“无以自明”，遂与母后商议，采纳少傅石德的建言，于七月壬午矫节收杀了江充，并“部宾客为将率”，与率兵征讨的左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汉书·戾太子传》）。仓促起兵的戾太子求援于任安，希望担任北军使者护军一职的任安能够出兵支持。北军为中央直辖军，“负有保卫京师的重任”［3］143。而北军使者护军则是汉武帝为了掌控这支军队而特设的官职，担任这一职务的，“通常都是皇帝的亲信，直接由皇帝派遣监督部队的，只向皇帝一人负责，权力很大”［3］125。掌控北军兵权的任安，在这场狂飙骤起的变故面前，一时间陷入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既受太子节，又按兵不动。戾太子只好以乌合之众与刘屈氂的正规军作战，至庚寅日兵败，卫皇后自杀，戾太子逃亡。《汉书·刘屈氂传》明确记载道：

太子军败，南犇覆盎城门，得出，会夜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皇恐，自杀。及北军使者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司直田仁纵太子，皆要斩。……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后二十余日，太子得于湖。

“后二十余日，太子得于湖”云云，即指《武帝纪》所谓“八月辛亥，太子自杀于湖”。细绎上引《刘屈氂传》中的文字，可知任安与田仁、暴胜之等均死于征和二年的七月，当时戾太子正逃亡在外，故汉武帝有“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之举。《汉纪》《资治通鉴》亦沿用班固记述，将任安之死系于征和二年七月。

复据《报任安书》“今少卿抱不测之罪”云云，知该文当作于十一月。而任安既然死于征和二年七月，那么始于赵翼的将《报任安书》作年系于征和二年十一月的观点便属误判。《报任安书》的写作与任安的因卷入巫蛊一案而获罪问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赵翼可能失察于《汉书》对任安死亡时间的明确标示，才将《报任安书》的作年定于征和二年任安“坐罪将死之时”；而熟读《史》《汉》的袁传璋先生不仅了解《汉书》对任安死期的明确记述，还深切地意识到若认可这一记述，难以回避的质疑是——“既然任安已在征和二年七月武帝自甘泉返乡后与田仁被同时处死，那么，说《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岂非荒诞无稽？”［1］158《报书》既不作于征和二年，怎能揉搓历史硬要说它作于征和二年，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请看袁先生是怎样在考证形式下绕开这一难题的。他从《史记·田叔列传》所附褚少孙的补叙中，自以为找到了能够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并自圆其说的证据：

其后逢太子有兵事，丞相（刘屈氂）自将兵，使司直（田仁）主城门。司直以为太子骨肉之亲，父子之间不甚欲近，去之诸陵过。是时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责丞相“何为纵太子”，丞相对言“使司直部守城门而开太子”。上书以闻，请捕系司直。司直下吏，诛死。

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者”。书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

据此，袁先生认为：

任安与田仁虽然均坐戾太子兵事腰斩，但二人既非同案下吏，更非同时处决。……任安后来的下狱，是因为他笞辱了北军钱官小吏，钱官小吏挟嫌诬告他曾与太子勾结。这是需要下狱案验的。虽然任安的罪名已经钦定为“怀诈有不忠之心”，属于大逆不道之科，非死不可；但是此时太子兵事早经镇压，风暴也基本过去，死刑则需恢复常规延至季冬执行了。［1］158

袁先生的说法能否成立？答案是否定的。依据褚少孙的补叙，我们固然可以说任安与田仁“既非同案下吏”，“更非同时处决”，却既得不出任安下吏时“太子兵事早经镇压，风暴也基本过去”，也得不出任安的死刑“需恢复常规延至季冬执行”的结论，袁先生的这些论点于史无据，全为主观臆测。

综合褚少孙与班固的记述，可知汉武帝在得知任安受太子节又闭门不出，“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何也”①《史记索隐》曰：“不傅事，可也。”认为“何”字应作“可”字。（《史记·田叔列传》），即认为任安假装从逆，实则没有附和、帮助太子，他的表现值得肯定。汉武帝深知，任安的按兵不动是导致戾太子兵败的重要原因。若戾太子得以调遣北军，则他非但不会如此迅速兵败，反而极有可能凭借北军的强大兵力而获胜。汉武帝深知其中利害，故而一开始对任安的表现是颇为赞许的。当时戾太子正逃亡在外，卫皇后已被迫自尽。汉武帝对太子的行为痛恨不已，于是对追随太子者一律杀无赦，“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汉书·刘屈氂传》）。助太子逃亡者，如田仁；受太子节者，如卢贺②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征和二年七月辛巳，侯贺坐太子事，国除。”又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卢贺）坐受卫太子节，掠死。”可知卢贺在太子兵败没几天便因受太子节而被处死。，均难逃诛杀的厄运。就在汉武帝对太子的追随者实施斩尽杀绝的政策时，他收到钱官小吏的告状信。钱官小吏正是瞅准了汉武帝憎恨太子的心理，才趁机向朝廷上书，声称任安曾与太子有勾结。他料定汉武帝是不可能宽恕这种行为的，因此选定这个时候告状，以达到致任安以死地的目的。他诉称任安在受太子节时，对太子说：“幸与我其鲜好者。”意即希望太子日后得势后多给他一些官场美差。汉武帝接到诉状果然怒不可遏，认为任安老奸巨猾，与太子有私下交易，在战事胜负未定时两头观望，到时谁胜了就投靠谁。对于这种怀有二心的人，汉武帝是深恶痛绝、定斩不饶的。此时正值巫蛊之祸的高潮，在此非常时期，汉律所定季冬处死囚犯的常规，早被汉武帝抛到九霄云外了。汉武帝既然能在得到田仁助太子逃亡的报告后，迅即将其下吏诛杀，难道在接到钱官小吏的举报，并认定任安“欲坐观成败”，应判腰斩时，反而会遵循汉律所定季冬处死囚犯的常规？再说汉武帝对他所认定的该杀之臣，从来都是立即诛杀，绝不拖延的。如在巫蛊之祸的前奏——公孙贺父子一案中，汉武帝将其父子二人处死于征和二年正月；闰四月，卫皇后所生的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受牵连亦坐巫蛊死。又如在巫蛊之祸的余波——刘屈氂一案中，汉武帝于征和三年六月，将“丞相屈氂下狱要斩，妻子枭首”（《汉书·武帝纪》）。均为一朝定罪，迅速问斩。任安之死与此相似，当时汉武帝正紧锣密鼓追捕太子并在长安城大规模屠杀其追随者，一旦得知任安曾与太子有私下交易，迅即将其下狱问斩才合乎情理。

这样说来，任安因卷入巫蛊之祸而被杀于征和二年七月，《汉书》的这一记述是可信的，理应成为后人考索任安卒年岁月的最主要依据。当然，班固也会有出错的可能，但在没有确凿文献证伪之前，便应充分尊重他的记述。毕竟，班固曾任兰台令史，负责校雠整理皇家图书，有机会阅览如《汉著记》一类重要的西汉史料。而《汉著记》，据《汉书·艺文志》，多达一百九十卷，颜师古谓其“若今之起居注”。此书很可能是班固撰写《汉书》的史料来源之一，其中或许就有任安被杀时间的明确记载。可以说，班固对历史事件的记述是有充分根据的，正因如此，范晔才称道《汉书》“赡而不秽，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刘知几也赞赏它“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史通·六家》）。袁传璋先生没有确凿文献依据，仅凭着他对《史记·田叔列传》所附褚少孙补叙文字的解读，便推翻《汉书》有关任安死亡时间的明确记述，主观断定任安活到了征和二年十一月，进而以此推定《报书》的作年与司马迁的生年，其结论岂能坚实可靠？

既然《报书》不作于征和二年，那么袁先生推导司马迁生年的这块基石，所谓“基准点”不成立。

二、“于是迁仕为郎中”句之“于是”二字非无缝连接词，而是相当长时间段的连接词

“于是迁仕为郎中”一句的“于是”二字，在司马迁生年考证中大出风头，李长之提出了“空白”说，赵光贤说时间指同一年，袁先生说时间“没有间隔”［1］50，公元前135年说的大多论者说时间很短，目的只有一个，试图通过“于是”二字证明出司马迁晚生十年的结论。袁先生作出了如下文章：

司马迁“壮游用了一二年时间，他担任郎官时不过二十一二岁”［1］50，“司马迁的入仕为郎与壮游在时间上前后相承，南游归来后即因父仕为郎中”［1］46，两者在时间上“没有间隔”［1］50。换句话说，司马迁“二十壮游”与“入仕郎中”前后承接，“于是”二字作了无缝连接。

历史事实与袁先生的主观臆测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于是”二字在这里恰恰是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的连接，也就是司马迁“二十壮游”与“入仕郎中”两者之间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

“于是迁仕为郎中”语出《太史公自序》，我们看原典是怎么说的：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元、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于是）①这是一个被省略的“于是”，故用圆括号括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始建汉家之封。

这段话是司马迁追述他青少年时代成长的足迹，也可以看作是司马谈培养司马迁作为接班人的良苦用心，所以透露出许多关于司马迁行年的信息点，提供了考证和推导司马迁生年的线索，极为重要。众所周知，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要具有才、学、识、德四长，司马迁兼备一身，这与他多彩的人生有直接关系。司马迁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司马迁师从当时国家级大师，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学，向董仲舒学今文学，向唐都学天官学；以及司马迁向时贤交游论学等等，这些司马迁只字未提，而“迁生龙门”这一节，主要讲一件事，那就是司马迁向全社会学习，行万里路，走遍全国，深入社会，在这一主题下，“迁生龙门”一节文字可分为两段：少年时代和青年时期。“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三句话讲司马迁十九岁以前在家乡耕读②三句话后紧接“二十而南游江淮”，所以由此推断司马迁十九岁以前在家乡耕读。，此为少年时代。“二十而南游江淮”到“还报命”讲司马迁青年时期的三大游历：第一，从“二十而南游”，到“过梁、楚以归”，讲二十壮游；第二，“于是迁仕为郎中”，讲数十年扈从之游，青年时期只是开始；第三，“（于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讲司马迁为钦差大臣，监军征讨西南夷，设郡至吏。三大游历讲的是司马迁的青年时期。叙述司马迁三大游历的文字，中间应有两个“于是”加以连接，即“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于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司马迁为了文字紧凑，省略了一个“于是”。

两个“于是”连接三大游历，所承接的前后事情之间均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这是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司马迁二十南游，少则二三年，长则三五年，因为他走遍了大江南北，讲业齐鲁，考察中原。然后回到京师，不可能直接出仕，国家没有这样的缺位等着他，作为二十出头的司马迁还要有历练，这正是他向孔安国、董仲舒求教从学的时间。得当机会司马迁“仕为郎中”，因此，“二十南游”与“仕为郎中”之间必然有着数年时间跨度，这不是空白，而是必然的历练。同理，司马迁“仕为郎中”与“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之间，尽管司马迁省了一个“于是”，并成了“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两者也不是同一时间的事，而要有数年时间的历练。证明的关键就是考证出司马迁何时为郎中。据施丁考证，司马迁出仕最迟在元狩五年，即公元前118年。因为二十南游是在元朔三年（前126年），奉使西征在元鼎六年（前111年）①司马迁二十南游，十九岁以前在家乡耕读。司马迁“家徙茂陵”，据学术界考证是在元朔二年（前127年），可知司马迁二十南游是在元朔三年（前126年）。据《汉书·武帝纪》，司马迁“奉使西征”是在元鼎六年（前111年）春。又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还报命”是在元封元年（前110年）。，故可排列“迁生龙门”一节的行年如下：

元朔二年（前127年），司马迁家徙茂陵，年十九岁；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二十而南游”；元狩五年（前118年），司马迁年二十八“仕为郎中”；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马迁年三十五“奉使西征”。

由上可知，司马迁“二十南游”与“仕为郎中”之间为八年。二十南游三年则“过梁、楚以归”，与“仕为郎中”之间为五年；二十南游五年则“过梁、楚以归”，与“仕为郎中”之间为三年。“仕为郎中”与“奉使西征”，其间距离为五年。历史事实推翻了袁先生的“无缝连接”。把这个行年表换算为司马迁晚生十年，恰好是挤掉了两个“于是”连接的司马迁十年历练的跨度时间，变成了二十南游，二十二三仕为郎中，二十四五岁为钦差大臣，岂不荒诞？

那么，袁先生是怎么说的呢？

首先，袁先生认定司马迁“壮游用了一二年时间，他担任郎官时不过二十一二岁”［1］50，这一结论并无直接的文献依据，也是出于主观推测。他是以秦始皇、汉武帝出巡所花时间为参照，去推算司马迁“壮游”时间的，这一思路本身存有明显偏差。因为秦皇、汉武的巡行天下，与司马迁的壮游天下，两者的性质、目的、内容迥异，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司马迁的“壮游”含有学术考察的用意，他要搜集华夏大地的古史传说，他要记录流传民间的谣谚俗语，他要实地考察山川大河、名城古迹，他要一一走访各地人士以寻得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他的“壮游”不仅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更具有极其鲜明的私人化、个性化色彩，整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在文献记载阙如的情况下，无法确切地说是用了一两年还是三五年。以秦皇、汉武的“出巡”时间推算司马迁的“壮游”时间，就好比用当代国家领导人到某地的公务巡察时间，推算某位学者到该地的私人游览与学术考察的时间，得出的结论岂能靠谱？至于袁先生所说的司马迁的家庭缺乏“为期三五年的旅行考察的财力”［1］48，也是毫无依据的推测，这是一个无稽的问题②司马谈堂堂国家太史令，自身祖上富实，父亲司马喜买得起五大夫爵，祖父、高祖两代即司马无泽为秦始皇铁官，司马昌为汉初长安大市市长，说司马迁没有三五年的出行考察费，岂非笑话？司马迁晚年没有五十万的赎罪保释费，属时过境迁，或许家徙茂陵时断了祖产，不能据此晚景说他二十南游时无三五年的出行考察费。，也并非袁先生首次提出。如果袁先生认为是个问题，即司马迁何以只拥有壮游一两年的财力而缺乏壮游三五年的财力，是要作扎扎实实的考证的，然而袁先生在这方面却没有作任何论证，也就毫无讨论价值了。

其次，袁先生所谓“司马迁的入仕为郎与壮游在时间上前后相承，南游归来后即因父仕为郎中”，这一观点看似有文献依据，实则仍属主观臆测。袁先生抓住“于是迁仕为郎中”一句的“于是”一词极力铺陈道：

王国维及其支持者的失误，在于无视司马迁本人显白的自叙，而将这段话中至关紧要的“于是”二字，当作关联词或语气词忽略了过去……须知在上古书面语言里，“于是”是由介词“于”和指代时间或地点的“是”构成的介词结构，以表示时间和地点的状态。意为“就在这个时候……”或“就在这个地方……”，《史记》中的于是大抵是这两种用法。……司马迁自述“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是”指代“过梁楚以归”这个时间。意思是说：经过梁、楚故地返回京师。就在这时进入仕途，作了郎中。司马迁亲自告诉人们，他南游归来后即进入仕途，中间并没有间隔。［1］48-50

在这里，袁先生对“于是”一词的用法理解有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纂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可知“于是”一词除了“在这时”“在这里”等词义外，还有一个词义，即“虚化为连词。先秦已有用例，后沿用至今。……连接句子与句子，表示前后两件事情的承接关系。两件事情之间，既有时间上前后相承的关系，也有事理上的相承关系。可译为‘于是’”［4］778-779。袁先生完全忽略了《史记》中所存在的大量连词“于是”，其所谓《史记》中的“于是”大抵只是他解读的这两种用法，实属臆断。袁先生为了证明己论，从《太史公自序》中连举四个例句。但是每一个例句中的“于是”，其实都作“连词”讲，均无“在这时”“在这里”的词义。试看袁先生所举的第四例：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在上引文字中，司马迁在“于是”前后所说的“焚书”与“汉兴”两件事，实乃相隔多年：秦始皇焚书，毁坏文化遗产，是在公元前213年；刘氏王朝“汉兴”，重建文化事业，是在公元前200年定都长安之后。两者之间有着长达14年的时间距离，如果将“于是”解读为“在这时”，岂不是平白抹去了14年的光阴？在《太史公自序》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于是”正确的解释是作连词，连接“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一前一后两件事情；若翻译成现代汉语，该词可直接译为“于是”，或译为“在这之后”。司马迁说，他南游归来之后，重大的事件就是“出仕郎中”，并“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前已述及，“二十南游”“出仕郎中”“奉使西征”是他青年时期的三大游历，其间均有数年距离，因此袁先生所谓司马迁“南游归来后即进入仕途，中间并没有间隔”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只是他失察于“于是”一词的词义而作出的主观认定，绝非什么“司马迁亲自告诉人们”的。

总之，袁先生关于司马迁生年的两大核心论点，均于史无据，完全是他主观推测，并强加于司马迁，说成是“司马迁亲自告诉人们的”，有诬罔之嫌。两大核心论点既已推翻，袁先生认为司马迁必定生于公元前135年的说法，已失去了立论的基石，是不能成立的。至于袁先生所花大力气考证的其他论题，诸如任安事迹考辨、《索隐》注“臣安”有误、年十岁读古文说、从书体演变角度论《索隐》《正义》的十年之差等，虽显示了袁先生勤勉的学术精神、深厚的学术功底，但因这些论题所证明的观点，与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还是前135年，均无直接关系，故而本文不再一一论析。

［1］袁传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2］赵翼．廿二史札记［M］．王树民，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古代汉语虚词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责任编辑 詹歆睿】

Review of the New Evidences Sima Qian’s Birth Year in 135 B．C．by Yuan Chuanzhang

CHEN X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cademy of Arts，Beijing 100081，China）

There aremainly two arguments to support Yuan Chuanzhang’s new evidence that Sima Qian was born in 135 B．C．One is that“Letter to Ren’an written in the November of the second year of Zhenghe period is thoughtas the basic inference for Sima Qian’s birth year”；another is that“Sima Qian took one or two years for travel and acted as Langzhong（a court position in attendant service of the Emperor）at the age of 21 or 22”．In Yuan’s opinion，the time for Sima Qian’s appointment as Langzhong was in succession with his travel，that is，after his travel to the South，he，then，was appointed as Langzhong due to his inheriting his father’s title．So theword“then”，for Mr Yuan，suggested a“continuous”temporal conceptbetween traveland appointment．As amatter of fact，Yuan’s two arguments stand groundlesswith his own subjective surmise instead of historical facts．

Yuan Chuanzhang；written year for Letter to Ren’an；basic inference；“then”

K207

A

1009-5128（2017）09-0014-06

2017-03-26

陈曦（1966—），女，广东潮州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文学博士，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史记》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