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与不说，走进路翎晚期创作的困境深处

姚康康+蒲慧宁

“文革”结束以后，社会各个领域的变迁也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在这个阶段，文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先后成为文坛主流。

在80年代的作家队伍里，年轻的一代纷纷登上文学舞台，老一代的作家虽然还有人在从事创作，但作家队伍的分化很大。并且在80年代文学界通过非政治的因素对作家队伍进行重组。许多作家的创作已经很难再引起文坛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中老年作家来说，就面临着一个转型问题，转型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文坛对其的认可和评价，广而言之，还关系着一个能否被写进文学史的问题。而被写进新时期的文学史著作，无疑是对其创作的一种权威“认可”。在当时的文坛，转型成功的中老年作家，比如汪曾祺，就迎来了一个创作的高峰，获得了文坛的一致好评，像《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成了新时期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当然，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中老年作家仍然在从事创作，他们也对自己的创作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引起文坛的关注，但是，这时候的文坛已经对他们那种显得“陈旧”、“过时”的作品很难产生兴趣，所以就有了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晚年现象”。这里的“晚年现象”并不单纯针对生命的晚年，更主要的是指一种在作家晚年创作的，但是显得比较“陈旧”，已经失去轰动效应的作品。比如路翎，在进入80年代以后，他虽然仍在从事创作，但已经难以进入文学史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