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至隋朝地理书的演变及数量增多的原因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

顾一凡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魏晋至隋朝地理书的演变及数量增多的原因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

顾一凡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汉书·艺文志》中与地理有关的书目主要涉及兵书地形、五行形法，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书·经籍志》中的地理书逐渐演变独立，划分为史部中的地理类。伴随着地理学科的独立和发展，地理书的数量激增，其原因与演变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各朝代有着不同的主导因素：魏晋时期，“求异志怪”的地理观与宗教特色的生活方式引发了对地理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南北朝时期，“求真竞美”的创作观念促进了地理书的撰写；隋朝时期，“上计”资料搜集制度帮助了地理书的创作与编纂。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地理书

地理书，主要指记述某一地区的水文地貌、道路名胜和风俗物产等方面的著作。地理书常被称为“地记”或者“郡书”，这两者差异主要是记述的侧重点不同，一般来说，地记侧重于记述地理风俗物产，而郡书侧重于记述耆老先贤。具体到个别地理书时，二者在内容上几乎都会有所交叉，以《华阳国志》为例，前四卷记述地理物产状况，后七卷记述人物；再如《襄阳耆旧记》，记述襄阳先贤，但也兼记地理。但是《隋书·经籍志》常因为“郡书”杂记地理与人文而将其直接归于杂传类，致使后人常遗漏这类地理书。因此，本文在论述时不再区分地记与郡书，而使用“地理书”统称，虽侧重考察记述地貌、风俗、物产等内容，也考量先贤事迹，探寻著者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

最早以“地理”命名的文献是《汉书·地理志》，在《汉书·地理志》中，班固记山川水文，兼记物产、风俗及人物等。据记载，刘向、朱赣曾奉命撰写有关地理疆域及物产风俗的书籍，班固正是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地理志》。因此，《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序提到：“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 ”[1]981

私家著述地理书最早始于东汉，数量极少，仅有《三秦记》《交州异物志》等数部可知。但是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私家撰写的地记数量激增，今可考的地理书约有二百余种。学术上的改变迅速反映在目录书的分类上，《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分为十三类，其中第十一类为地理类。因隋朝建国时间较短，私家著述的地理书未留下太多痕迹，而受“上计”制度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现大量官方编修的郡县地志。

对比《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涉及地理的书目，并参考历代正史的补艺文志，可以发现在魏晋至隋朝的数百年间，伴随着地理学科的独立、发展，地理书的数量显著增加，而且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影响因素。

一、《汉书·艺文志》隐含的地理书

先秦的典籍常有单篇的地理论文，但多亡佚不存，因此讨论《汉书·艺文志》中隐含的地理书，主要关注以专书的形式被著录的地理书，与地理相关的专书主要有：兵书略兵阴阳中的《地典》；同为术数略形法所录的《山海经》《国朝》与《宫宅地形》；术数略五行所录的《堪舆金匮》。下面详细叙述这几本与地理相关的专书。

（1）《地典》。该书久佚，后世不知其内容，也少有学者进行研究，但随着银雀山汉简的出土，开始有现代研究者对其书进行考察，认为其属于战国和汉代流行的黄帝书，内容可能为军事战争时对地形的选择[2]368。（2）《山海经》。《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3]2014皆将其放在地理类首位。但是到了宋朝时，学者对其地理书的性质开始怀疑，例如《直斋书录解题》将其列入地理类只是因为“古今相传既久”[4]237-238。（3）《国朝》与《宫宅地形》。两本书均无传本，但是从名称和类目推测其应当是相地之书，古人常用某种迷信的理论对地理知识加以限定，从而使其成为系统的学说,既有早期地理学家的实践性经验知识，又有唯心的预测与推断。不过，由于当时更尊崇迷信与神秘，经验性的实践知识逐渐被遗忘，最终使这类书籍演变为相地书。（4）《堪舆金匮》。多数学者认为其应属于早期风水书。

由此观之，《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地理书，应该不是单独为了记地理沿革、山川地貌、风土人情而创作，都有实用的价值，譬如军事战争、相地建宅或者风水预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隐含的地理书确实包含了先民对地理概念的认知和理解，也为后人进行地理书创作提供了范例。

二、《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地理类

纵观《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所计书目，水文地貌、物产户籍、州郡风俗、都城寺庙，甚至包括边疆域外都有专书记载。首先对《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地理类记载的书目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基本可以划分为：水文地貌类，最典型的当属《山海经》与《水经》；物产户籍类，有《隋区宇图志》与《隋诸郡土俗物产》；州郡风俗类,如《吴郡记》与《南徐州记》；都城庙宇类,如《邺中记》和《洛阳伽蓝记》；边疆域外类，如《诸蕃风俗记》和《突厥所出风俗事》。从地理类小序中也可以考察魏晋至隋朝地理学的源流与发展。小序以“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为发端。到了汉代，有萧何得“秦图书”、刘向“略言地域”、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作《地理志》。魏晋南北朝有挚虞、陆澄、任昉、顾野王，或私家编写地记，或编纂地理丛书。隋朝更是“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1]981。这些无不反映了地理学为王朝统治和长治久安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与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比较来看，《隋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文献数量骤增，于是在目录中独立开来。《隋志》地理类收书一百三十九部，亡书仅一部两卷，在各部类中比例最低，说明实用性强，使用也较为频繁。与《汉书·艺文志》仅收五部相比远远超出，其收录规模甚至超出后出的《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直观反映了隋代以及唐初所存地理类文献的盛况。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地理书”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是五行和形法与地理分野，二是地理与史部、集部结合。所谓分野，即早期地理书以不成熟的自然观与宇宙观以及运用迷信理论来解释地理知识，在实践过程中，预测作用逐渐取代其经验性的实践知识，由此，五行和形法与地理在《隋书·经籍志》里分在不同的目录之下。所谓结合，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统治者像尊崇礼教孝道一样，鼓励地理学成为显学，特别是以“正统”的史观来指导地理学研究，这是与史学的结合；东晋以来，特别是南朝，地理著作都推崇“求真竞美”的创作原则，甚至首先考虑“竞美”，这与当时的文坛风气密不可分，应当互相观照理解。

从《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比较来看，地理学科不但独立，而且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相关书目数量的激增也就不足为奇，但在不同时期地理书数量增加有不同的主导影响因素。

三、魏晋至隋朝地理书数量显著增多的原因探寻

（一）魏晋时期：“求异志怪”的地理观与宗教特色的生活方式

汉族士人开始南移最早始于三国时期，西晋末年又发生“五胡乱华”，致使东晋王朝迁居江南,开始对江南广大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与经营。这个发展的过程不同于秦汉时期简单地开拓荒地并且驱逐南方土著，而是把南方作为政治军事的大后方，所以之后历代都非常重视对南方地区的认识和开发。

伴随着东晋的南迁，北方大族也来到南方，不过，南方原有豪族已占有大量土地,北方士族要想发展就只能转向探索山泽。南迁带去的北方先进农业技术为开拓和经营土地提供了物质保障，但对于南方的认识是非常匮乏的，于是，在这段时间出现许多江南异物志，如《交州异物志》《扶南异物志》《临海水土异物志》和《南州异物志》。不过，编写者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志异的阶段，没有进一步探究和审美。除此之外，北方人对南方新的居住地的风俗民情更不了解，对文化交流的渴望与好奇促使这一时期地理著作中,大量出现非地理因素的人物、风俗、典故内容,使地理书趋向史传或地方志，由此看来，地理书被《隋书·经籍志》归于史部文献也就易于理解了。

另外，在这一时期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理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宗教吸纳信徒，形成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客观上促进了对地理认识的发展。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书被过度解读或者理解粗疏而发生歧义，佛教徒为探求佛教原义，访求佛教发源地，由此留下了大量记载西北边疆和印度半岛的域外风景类地理书，如法显的《佛国记》。道教对魏晋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更大，道教鼓励修道之人隐居山林，许多文人雅士走向崇尚自然的道路，为名山大川作志，从而加深人们对这一地理的了解与认识。此外，道教的炼丹术客观上促进了喀斯特地貌的发现和研究。

（二）南北朝：“求真竞美”的地理书创作观念

南北朝时期，地理书的创作，从追求描写新奇怪异的事物，转向以审美的眼光看待自然山川。尽管在描写上有一些言过其实，更像是文学创作。唐人刘知幾不满于如此记述地理，他认为“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5]276。 不过，正是“竞美所居”造成了对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高涨、描写景物内容的增多和描写景物水平的提高。

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增强了实地考察的客观性，走向求真，尽管实地考察并非主动，而是被动地深入了解居住地。如《史记》所记载的夏禹治水，至徐州有“三江既入，雷泽既定”的说法[6]58。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就引用东晋文人顾夷的地理书 《吴地记》，指出“三江”具体所指，还有三江并非入雷泽而是直接入海：“松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6]59由此看来，一部分学者开始通过考察地理地貌，从而证实历史记载是否属实正确。然而，冷静客观地考证地理与审美地看待自然并不矛盾，东晋南朝的地理书将畅游山水的怡然自得与追求冷艳秀美的文学风气相结合，逐渐以审美的眼光介绍地理，处处流露出对自然山水之美的喜爱。譬如“悬泉滴沥岩间，声泠泠如弦音，有鹤回翔其上，如舞”[7]97-98，真实反映了作者对地理景观的喜爱与褒扬，这一地理书创作倾向也对后世的山水小品文影响深远。

除了受 “求真竞美”的地理书创作观念影响外，《隋书·经籍志》中的南北朝时期地理类文献的剧增，还有赖于丛书的保存。丛书最早出现在宋朝，但在南朝就出现了节录原书的地理类丛书，譬如“陆澄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丛书，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名为地记”[1]982。另外，考察当时社会环境，还有一个对地理学发展以及地理书创作编纂的有利条件，即南北政治军事格局常常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存在着几段相对安静的创作积淀的时间。

（三）隋朝：上计制度的延续与发展

两汉至隋朝，政府都曾通过上计制度搜集王朝疆域地理资料。所谓“上计”是指中央政府搜集地方政治、经济、军事等相关地理资料的方式。中央政府得到各地呈报的地理文书，就可以及时掌握各地山川、建置、民俗、物产、军政得失等方面的地理情况。早在《史记·萧相国世家》就有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6]2014由此可以推断：自秦朝始，已经着手了解各郡县的地理信息。另外，京都赋中也常出现皇帝接受四方图籍的描写，如《东都赋》有：“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8]1364也说明各地方需要上呈地区的山川水文地形的图书给天子。《隋书·经籍志》说得更加明确直接：“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1]981由此观之，自两汉以来，特别是隋朝，之所以能够编订全域范围的地理书，应当是得益于“上计”资料搜集制度，并且上计制度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对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起到一定作用。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地理书从术数略中独立出来，成为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各个时期，不同的主导因素促成地理书的演变及其数量的增加。总之，因为地理书所具有的实用性以及维护王朝统治的作用，辅之历代地理学家的不懈著述，最终使地理书蔚为可观，地理学成为显学。

[1]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4.

[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徐小蛮，顾美华，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刘知幾.史通通释[M].浦起龙 ，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编辑：张雪梅)

Reasons for Evolution and Increase of Geography Books from Wei and Jin Dynasties to Sui Dynasty: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Hanshu Yiwenzhi andSuishu Jingjizhi

GU Yi-fan
(School of literatur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Hanshu Yiwenzhi(Treatise on Literature),the bibliographical section of the Hanshu (Book of Han), contains geography book catalogues mainly related to topographies of the book Militarists and feng shui in Astrologers and Diviners.After the evolution throughout the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geography books are independently listed in the section of history in Suishu Jingjizhi(Treatise on Classics and Writings), the fiction catalogue of the Suishu(Book of Sui).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independence of geography discipline,the number of geography books had been on the rise,and the reasons for the increase are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ary course and different in different dynasties.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rethinking of and reflection on geography were inspired by the view of geography characterized by recording or writing mystical and supernatural things and people’s life style with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writing geography books was encouraged by people’s book writing idea of seeking truth and perfection.In the Sui Dynasty,geography book writing and editing were greatly helped by the system that any written record including statistics,annals and book writing should be report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Hanshu Yiwenzhi;Suishu Jingjizhi;geography books

K 204

A

1671-4806（2017）02-0104-04

2016-12-30

顾一凡（1994—），男，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目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