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夫妻称谓及其文化意义

石莹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学院分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汉语夫妻称谓及其文化意义

石莹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学院分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本文以汉语称谓语中的夫妻称谓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从纵向的角度分析和描写夫妻称谓语的演变历程和特点，并且由表及里，探究其中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我们试图以动态的眼光，得出称谓语的演变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以时间为线索，从夫妻称谓语的搜集归纳入手，从其色彩意义、词汇意义、使用范围及时代的变化等方面分析具有代表性的称谓语。并且着重突出了18～19世纪的社会变革带来的夫妻称谓语上的剧烈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其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将夫妻称谓语背后的文化信息归纳为：伦理观念、婚姻制度、社会变革三个大的方面。同时，我们也发现夫妻称谓语的变化并非单一的，而是呈现出多层次、复杂性的特点，基于此，本文专门着重论述了通俗化、口语化的夫妻称谓语，以及其中所呈现出的市民文化背景。

夫妻称谓；文化信息；词义；变化；历史背景

1 引言

1.1 国内相关问题研究动态

称谓是人们因为婚姻和社会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等而建立起来的名称。汉语中，亲属称谓是十分常用的基本词汇，也是维系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纽带，它具有特殊的使用规律和发展轨迹，是一个敏感、开放的语汇系统。而在中国历史中，“宗法”和“家庭”观念浓重，因此亲属称谓在汉语称谓语系统中显得十分重要，具有其独特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近年来，学界对于亲属称谓语的研究也逐渐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甚多，同时，对于亲属关系中最为基础的——夫妻称谓有了比较集中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1]。概括起来，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语义研究：将亲属语义场作为“人”这一语义场下的子场，再用义素分析法对亲属词的义位进行分析和归纳。将同义亲属词归纳为一个义位，形成完整和系统的亲属谱系图。再将同义的亲属称谓进行分析，得出其在感情意义、色彩意义、使用语境方面的差异。罗常培先生就曾以父系、母系为界，整理出比较完整的亲属谱系图，并且以此来考证婚姻制度。常敬宇先生则以血亲、姻亲为界，得出系统的亲属称谓谱系，并且分析了同义的亲属称谓的不同使用语境和色彩意义。对于亲属称谓的语义研究近年来对于两种语言的比较和准确翻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文化研究：对于亲属称谓的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夫妻称谓中研究某一时代的社会制度、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戴昭铭先生曾指出：“称谓是人际关系的文化符号”。他曾研究亲属称谓，尤其是侧重于夫妻称谓，并由此得出其婚姻制度、礼仪习俗、文化观念等背景信息，并且深入分析了称谓语的变化和新式称谓的产生问题。常敬宇先生则将夫妻称谓中所体现的文化信息归纳为：官本位观念、亲属观念、方位观念、正统排异观念、男尊女卑观念几方面。

语法研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主张“礼”，主要表现在自谦和敬人，因此对于夫妻称谓的语法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针对于谦称、敬称；面称、背称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从夫妻称谓的词性、词义、构成来分析其中的特点。在夫妻关系中，往往有着明显的男尊女卑现象，在许多专著和论文中都提及了夫妻称谓中的不平衡性。

1.2 本文研究对象及选题意义

在查阅和借鉴学界研究成果的过程中，诸多学者对于亲属称谓的语义、文化以及语法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中涉及到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诸多方面。但是，从纵向角度而言，对于称谓语的历时变化以及与文化的嬗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不充分，往往一笔带过或是角度单一。

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更新都会引起称谓语语义及其功能的变化。称谓语不仅仅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指称工具，同时也是反映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资料。本文试图以夫妻称谓作为切入点，在借鉴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的基础上，选取一些比较重要并且有代表性的语料，以纵向的视野，分析汉语夫妻称谓语的嬗变及其文化背景。希望对于夫妻称谓及其背后的文化信息有一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1.3 本文语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的夫妻称谓语来源主要以王火、王学元主编的《汉语称谓词典》中所收录的夫妻称谓语为主，从中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夫妻称谓作为分析描写的素材。撰文过程中所选取的相关语料主要来源于一些古代文学作品。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资料法、典型筛选法、比较法、归纳法、调查法核实法等。

2 夫妻称谓语的分类和描述

语言在形成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在逐渐地变化。从纵向的视野来看，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夫妻称谓的变化往往也能反映出当时所处的社会形态和民族文化。中国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新时期的转变，而各个时期的夫妻称谓也是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夫妻称谓的历时演变过程中，主要有两个时间段值得注意，并且具有参考价值：封建社会、新时期。因此，本文以时间为主要线索，选取比较普遍并具有代表性的夫妻称谓语，分析并描写其词义特征和演变历程。

2.1 丈夫称谓

汉语中，对于丈夫的称谓主要特点是带有尊敬意味的尊称和敬称。而由于女性在社会交往中并不是主要角色，所以丈夫称谓大多都是面称，而背称比较少。大体上，汉语中的称谓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2.1.1 尊称和敬称

丈夫的称谓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就是“夫”。《说文解字》中解释：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凡夫之屬皆从夫。夫字本身没有色彩，一般在“夫”字前后加修饰词，表示不同的色彩意义。但在与语料搜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般“夫”或“丈夫”单用，表示比较正式的称呼，也可以在前后加上表现男性尊贵地位的修饰词。

夫、丈夫：女子对配偶比较正式的称谓。“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乐府诗集》）；“古者丈夫不耕。”（《韩非子》）

夫主：旧时以丈夫为一家之主，因称夫为主。“妾身是这潞州长子县人士，自身姓李，嫁的夫主姓王。”（关汉卿《古今杂剧》）

夫君：妻称夫。“夫君性极刚烈，待妾先回告之，大人随后而来。”（《杨家将演义》）

夫子：妻称夫。“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孟子·滕文公下》）

夫婿：“夫”“婿”本为同义，女子对丈夫的称谓。“座中千余人，皆言夫婿殊。”（《玉台新咏·日出东南隅行》）

婚姻生活和家庭关系并不是孤立的，它往往与人们的社会交往密切相关，随着封建社会的鼎盛和社会交往的频繁，社会称谓和其他亲属称谓也渗透到夫妻称谓之中[2]。如“君”：尊也。从尹口。尹，治也。口，发号。多用于称呼君王和官吏；“伯”：长也。凡为长者皆曰伯；“郎”：本义为鲁国地名，后多为男子之称及官名。本义皆与丈夫称谓无关，但往往也会发生词义的转移，专门指代丈夫，从而体现夫妻关系中丈夫的特殊地位。

伯：古代妻称丈夫。“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诗经·卫风·伯兮》）

君：妻子对丈夫的尊称。“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杜甫《新婚别》）；“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李商隐《夜雨寄北》）

君子：妻称夫。“君子如役，不知其期。”（《诗经·君子于役》）

郎：本义是青年男子。后演变成对丈夫或情人的称谓。“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李白《长干行》）

郎君：妻子对丈夫的称谓。感情色彩较为亲昵，一般不用于正式场合。“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仪。”（《乐府诗集》）

郎伯：古代妇人对丈夫的称呼。“郎伯殊方镇，京华旧国移”（杜甫《元日寄韦氏妹》）

之后出现了一些直接以官吏称谓指代丈夫的现象，更体现了官本位思想的盛行[3]。

官人：唐朝指当官的人。宋以后，对有一定地位的男子的敬称。民间用于妻子称呼丈夫。在早期白话作品中频繁使用。“孩儿，沿路里耐辛苦，若见薄情郎传示与，但道自从别来，官人万福，一件件对他分付，教他受领，看是阻那不阻，临了教读这一封儿堕泪书。”（《西厢记诸宫调》）

相公：这是在“官人”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已经不仅是“官”，而且是最高的官——“宰相”了。2.1.2谦称和贱称

在语料搜集中，我们发现带有谦称或贱称色彩的称谓数量几乎为零，只发现了“拙夫”一词。

拙夫：旧时对人称自己丈夫的谦辞。“夫人教丫鬟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汤点心之类。又嘱咐道：‘拙夫不久便回，贤婿早作准备。’”（《古今小说》）

这类词一般是妻子在外人面前对丈夫的贱称和背称，但是这种现象属于极少数，一般只出现在通俗小说中，并且对人物身份和语境都有特殊要求。由于这类词数量少、适用范围窄，因此不做具体描写论述。

2.2 妻子称谓

相比于丈夫称谓而言，我们发现，妻子称谓的演变历程更加有趣和独特，也和历史上女性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我们将妻子称谓归纳为三类：尊称和敬称、谦称和贱称、口语化和通俗化的称谓。我们发现，在带有尊重意味的称谓和带有贬低意味的称谓两类中，妻子称谓显示出数量上极大的不平衡性和时间上的继承性。

2.2.1 尊称和敬称

在语料搜集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类称谓的数量比较小，而使用范围也比较窄。一般而言，这类称呼多用于一些正式场合，对妻子的背称，或对对方妻子的尊称。但大多数场合，男子对于妻子的背称还是以谦称和贱称为主，对妻子的尊称极少使用。

夫人：意为“夫之人”，即外子的人，也就是内子。汉代以后王公大臣之妻称夫人。后多于正式场合用来尊称已婚或年长的女性。

贤妻、贤内助：对妻子的尊称和爱称。贤阁：对对方妻子的尊称。

2.2.2 贱称和谦称

相反，带有贬低性的妻子称谓，在我们搜集的语料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词义上来说，这类称谓大多都表现出对妻子地位的贬低和轻视。从类型上来说，这类词语里，不仅有丈夫对妻子的贱称，如“房下、贱内”；也有妻子自己称呼自己的谦称，如“奴家、贱妾”。这说明，男尊女卑已经成为了社会观念中的共识。从结构上而言，这类称谓的构造方法十分的丰富：（表示贬义的）形容词性语素+中心词，如“贱妾、奴家、敝妾、内人、拙荆”；名词性语素+名词性语素，如“妾身、荆妇”；以名词指代妻子身份，如“糟糠、房下”。

贱妾敝妾妾身：本指地位低下的姬妾，不包括嫡妻在内。之后逐渐演变为妻子的谦称。“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左传·宣公三年》）“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和垓下歌》）

奴家：这一称谓在未婚女子和已婚女子中均有使用，是女子的谦称，表现了女子的地位低下，甚至带有了奴隶的色彩。“奴家是东京人士。”（《水浒传》）

贱内、内人：古代泛指妻妾，即屋内人。反映出妇女在社会生活参与度低。“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声。”（《礼记·檀弓下》）

糟糠:专指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后汉书·宋弘传》曰：“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后因以“糟糠”指代曾共患难的妻子。

房下：妻子。“这是房下送与小弟的。”（李渔《蜃中楼·述异》）

山荆、拙荆、荆妇：古人指自己的妻子，有自谦的意思。“荆”本为名词，没有感情色彩。但前面加上“山”、“拙”等语素，逐渐被固定为带有谦虚意义的谦称。也显现出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依附性和劣势[4]。

2.3 新式称谓的建设

如果说，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夫妻称谓的演变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态势。那么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随着中国迎来了最为剧烈的社会变革，夫妻称谓也迎来了最为明显和巨大的转变。旧式称谓的大量消失和新式称谓的建设，都表示着，这是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新式称谓在词义上消除了男尊女卑的意味，更显示出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和对女性的尊重[5]。

在新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夫妻称谓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称谓，这些称谓往往在一些特殊群体中使用，鲜明地表现出了当时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内涵。

先生太太：在社会转型初期，用于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的家庭。之后运用范围比较广泛。

爱人：丈夫或妻子在第三者说话时，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称呼。这一称呼可谓是夫妻称谓从封建社会走向新时期的分水岭。“爱人”这一称呼的使用，首先是成人了男女婚姻关系中，情爱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这一称呼也显示出男女之间已经趋于地位平等。

同志：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夫妻之间往往以“同志”互称。这种称谓淡化了夫妻之间的情爱成分，而凸显了红色的革命情怀。

老伴：用于老年夫妻之间。可用于面称或背称。

老头子老太婆：老年夫妻之间的爱称。一般用于面称。

在新式称谓的建设中，有一大部分的称谓语都是对旧称谓的传承。这类称谓产生于封建社会，往往来源于方言和口语，但在旧时期，这类称谓的使用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特定地域。新时期，这些称谓的传播和渗透更为广泛，演变成了人们常用的夫妻称谓，体现了新时期的特征。这些称谓带有通俗化和口语化的特征，一方面表现出了夫妻在家庭中的分工和身份，另一方面也能体现出婚姻生活中的感情因素。

当家的：来源于东北方言，后广泛使用，北方多见。

屋里的、内当家：妻子。含有戏谑意味。

孩子他爹孩子他娘：多用于方言口语，北方多见。

婆娘、婆姨：西北方言。

老公老婆：“老公”“老婆”作为夫妻称谓，最早出现在唐代。但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很少使用。在新时期，则演变成最为常用的夫妻称谓之一。含有“相濡以沫、恩爱长久”的愿望，情感气息更加浓厚。

在这一时期，夫妻称谓中出现了一个现象——互相称名，即男女双方都以对方的姓名来称呼彼此。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此之前，女性一方在一般场合中很少称呼自己丈夫的名字。而这一改变，恰恰说明了男女地位的平等性正在逐渐增强。

新时期，夫妻之间的交往，对于称谓往往没有严格的要求。夫妻之间的对话往往是零称谓，直接表达对话内容。或者用语气词来引起对方注意，如“哎，我说……”。也常用昵称称呼对方。

3 夫妻称谓语背后的文化信息

3.1 伦理观念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这个基础上必然产生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6]。

在这个文化价值系统之中，最为典型的两个特点就是重“礼”和重“纲常”。“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自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来，重“礼”的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更是将“礼”放在了一个重要地位。之后建立的封建王朝不仅将“礼”作为君主统治的重要准则，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新时期，虽然社会生活产生巨大转变，民族文化也趋向融合，但中国文化中仍然重视“礼”，它仍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占有着重要并且核心的地位。而“礼”之中就包含了“自谦”和“敬人”之德。传统文化中所谓“三纲五常”则体现了，伦理纲常是神圣的，社会的等级也是永恒不可变的。在封建伦理观念之中，强调尊卑有别、贵贱有差、长幼有序。这种观念不仅仅存在于封建社会统治者的观念中，更加渐渐地植根于文化精神之中。

称谓语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该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民族精神，并在特定的文化群体中生根发芽。称谓语除了具有交际称呼的基本作用之外，还能够体现出交际的背景和人物的关系，以及被称呼人所具有的义务和地位。而重“礼”和重“纲常”的传统在汉语称谓语中具有集中和明显的体现，人们对自己的谦称和对他人的敬称，往往体现了中华民族重“礼”的文化精神。同时，在内容丰富和体系严谨的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系统中也体现着人际关系中的阶级性，比如尊卑有序、男尊女卑、重等级、重亲疏等封建伦理观念。

封建伦理关系中，夫妻之间的传宗接代角色远远高于伴侣角色。费孝通曾将夫、妻、子看做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亲子关系是夫妻关系中重要部分。因此，夫妻间也常常以“孩子他爹”、“孩子他娘”互称。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夫妻关系是不仅是家庭关系中最为主要的部分，也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作为家庭的主导关系，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基本类型，更是男女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夫妻关系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合作关系的性质，而且具有更为深刻和持久的性爱关系和亲情关系的内容[2]。从社会角度来看，夫妻称谓是一个社会用来定位、规约夫妻间的身份、地位和角色，并进行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社会结构的不同，夫妻双方在其中所具的地位、所处的身份不同，称谓上也相应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女子在婚姻关系中，不仅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而且在伦理上也依附于男性。

3.2 婚姻制度

亲属称谓是一定的婚姻制度中所产生的文化符号，也往往是婚姻制度最直接的反映。在原始社会中，婚姻制度并不完善，文化也不发达，而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只是源于男耕女织分工不同，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多地是为了物质生活的满足。此时的夫妻称谓并不完善和丰富，由于血缘婚，夫妻称谓往往和其他亲属称谓有重合。因此，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范围的限制，夫妻称谓并不多，也不具有代表性。

之后，人们认识到血缘婚的弊端，并且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扩大了交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文明进步和交往扩大，人们的生存诉求就不再满足于物质，而是有了更高的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的追求，同时婚姻制度就更加完备和严谨。封建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漫长而具有代表性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内涵也不断凝聚和形成。整体而言，封建社会时期的夫妻称谓比较丰富，并且其中显现出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

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并不能概括为“一夫多妻制”，而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子可以有多个婚姻伴侣，但是这些伴侣中，只有一个能被社会制度赋予“妻子”的身份，而其他伴侣则归于“妾”的范围。即“夫为日，妻为月，妾为小星，妾见星而往，见星而返。”（郑玄《诗经·召南·小星》注）这种婚姻制度中显示出的不平等性，主要是由于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男性在生产中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就不得不使女性在生产和经济方面依附于男性。正所谓“男正乎位外，女正乎位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易经》）。起初，这只是一种分工模式，但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一旦这种男外女内的模式固定化，而不能更改移位时。即成为一种性别歧视的象征[7]。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思想的萌芽，将婚姻关系中“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观念定型定性。

3.3 市民文化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在发展的进程中呈现出了多面性：在封建论理思想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日趋严格的时候，南北文化交流增多，市民文化兴起，文学作品的流行，都使得夫妻称谓中也产生出了情趣别致，直白热烈的称谓语，尤其是在民间。而事实证明，这些称谓语的地位十分重要，它们的生命力更强，传播力更大，被后世不断沿用，甚至在今天，我们仍然在经常使用。

社会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即使是在同一时期，社会文化也会产生出多种形态。虽然宋代理学盛行，在主流的伦理思想中尊夫贱妻。但是，在这一时期，社会显现出了多样的发展态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商品经济在此时萌芽，市民阶层力量兴起，带动了民间文化的繁荣。带有亲昵意味的“老公”“老婆”“娘子”之类的称呼的出现，显现出了人们的主体意识，这类称谓就是民间文化和男女情感的合力打造。

由于民间文化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这些称呼变成了夫妻之间表现亲昵，表达情感的称谓，并且逐渐传播，沿用至今。“老公”“老婆”至今仍是使用广泛的夫妻称谓。对新婚夫妻的称谓：“新郎官”、“新娘子”也起源于这一时期。

在封建的夫妻关系中，当情感与伦理周旋时，人们往往采用语言的变异形式——反语昵称。封建的伦理观念往往限制了人们的情感表达，但是在夫妻关系这一特殊的社会关系中，男女情爱因素占有很大比重，因此当男女之间想要表达炽热情感而又受到阻碍时，往往会采用其他的方式。比如，“冤家今夜独醉，醉则由他醉，还胜独睡时。”（《西厢记》）中的“冤家”就是反语昵称的典型例子，它颠覆了“冤家”本身具有贬义的意义，而是通过反语，表现了男女之间的微妙感情和别致的情趣。

3.4 社会变革

封建社会在中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封建思想观念最为成熟和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应该是宋代前后。宋代理学兴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因此这一时期，夫妻关系最为明显的特点有两点：首先，妻子对丈夫的从属地位被强调，并且夫妻间的地位产生了强大的差异性，夫贵妻贱；其次，夫妻关系中的社会伦理性已经超过了婚姻中的感情和性爱因素。因此，这一时期，对于妻子的称呼往往带有贬低性，总是带有一些“贱、拙”等形容词，或是以“糟糠、拙荆”等指代。可见此时的社会，女性的地位低下。同时，丈夫的称谓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官人”“相公”这样的称呼，以官名作为对丈夫的称呼。其字面意思并不能体现出夫妻关系，而是带有尊卑含义。反映了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中，官本位思想严重的现象。

经过宋代前后的变革，封建社会的夫妻称谓基本定型。总体而言，在婚姻关系中，女性地位处于绝对劣势，而社会伦理角色远远高于情感角色。因此，常见的夫妻称谓往往显示出了不平衡性：在数量上，男性多于女性；在伦理上，女性依附男性；在用途上，男性称呼女性，主要是背称，而女性称呼男性则是面称。在色彩上，男性称谓多为敬称、尊称、美称，而女性多为谦称、侮称。语言本身没有歧视倾向，是文化因素导致了对女性称谓的歧视。性别差异中隐藏着男权意识形态的运作轨迹。一方面，社会分工使男性在社会经济中获得了支配权，凸显其优势地位——男性经济社会上的绝度优势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迎来了最为剧烈的社会变革，由于社会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思想解放，社会的观念发生了变革。在婚姻关系中，宣扬男女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可以说，这是一种男女关系的变革，这是中国女性的突围。在这一时期，新的夫妻称谓在语言上将男女地位逐渐平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称谓，如，先生、太太、爱人。

当然，社会的变革不是突变，而是渐变。相应地，称谓语的变化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实际上，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是一个新旧矛盾的时期。一方面，植根于农业宗法社会的旧的伦理体系不会随着一种社会制度的结束而全面撤退。在延续的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内化为我们民族心理的一部分，还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复制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的伦理体系，不可能是重新构造的，对旧体系的传承和沿革甚至会占相当的比例。另一方面，新的伦理体系由于产生的新的社会基础还远远不够强大，其更多内容还仅仅处于人们的思考和实践过程之中。处在这样一种旧的体系被打破，新的体系尚未完全成型的交错地带，情感与伦理的焦灼依然会在夫妻称谓的嬗变中得到进一步的诠释和表达[4]。因此，我们现在使用的夫妻称谓往往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状态。除了上述新出现的称谓之外，现在仍有人背称妻子为“屋里的”，老年妇女仍有背称丈夫为“掌柜的”、“当家的”，但这些称谓已经没有那么浓重的封建伦理色彩[8]。而“丈夫”和“妻子”这两个词更多是具有浓重的法律名词的味道，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也作为夫妻之间的背称。

4 结语

罗常培先生说：“一个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个时代的语言内容。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的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9]。”通过分析语言的演变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形成过程。

汉语的词汇系统是一个开放、敏感、动态的系统，而称谓语则与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息息相关。夫妻称谓这一独特的称谓系统，往往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并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变革。我们通过分析夫妻称谓语的结构、色彩、词义的特征，可以清晰地看出其背后所体现的文化信息。

可以说，封建社会是夫妻称谓形成的重要时期，而新的时期带来的则是夫妻称谓的巨变和新的建设方向。在称谓语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伦理观念、婚姻制度以及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从多样化的夫妻称谓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的变革中，社会所显现出的多层次和复杂性。在夫妻称谓的色彩以及数量的不平衡性中，我们可以看出夫妻关系的依附性和等级性[10]。这些称谓在语言历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文化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汉语夫妻称谓和社会文化是相互依附，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社会文化和观念产生了夫妻称谓；另一方面，夫妻称谓又将文化精神凝固和传承。从纵向的角度来看汉语称谓的嬗变，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都是随着时间进程不断更新的，但这种更新是一种交错的过程。因此，在当今社会，我们所接触和使用的夫妻称谓语，虽然能够体现出文化交流的影响和新思想的产生。但同时，它们也带有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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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10（2017）02（b）-0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