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父亲”:另一种妇女形象
——评苏童的《另一种妇女生活》

牛晓丽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原 030031)

苏童的小说《另一种妇女生活》[1]讲述的依然是一个“同为女人身,相煎何太急”的故事,然而,小说的命名又预先点明小说中“女性相残”的故事情节将会与以往有所不同。

潮湿晦暗的江南小镇上有一处日渐残败的酱园。园中的阁楼上住着原先酱园主人的两个一直未曾出嫁的女儿——年逾半百的姐姐简少贞和比她小八岁的妹妹简少芬。姐妹二人多年离群索居、相依为命:姐姐希望妹妹能够就此和她相伴到死,妹妹却厌烦了这种清净枯寂的生活,怨恨怪僻暴戾的姐姐对她的监管和束缚。最终,在楼下店堂里卖酱油的女店员顾雅仙的劝说和有意安排之下,妹妹简少芬与一个孩子已上中学的鳏夫结婚,继而导致姐姐简少贞自杀身亡。

一、母亲的性与父亲的财产

父母早年亡故,面对年幼的妹妹,年轻的简少贞被迫(抑或主动)挑起“为父为母”的双重重担、兼任“母亲”与“父亲”的双重角色,一场多年以后上演的悲剧自此开始在她身上酝酿潜伏。

“母亲”与“父亲”是两种本质上相互冲突的对立性精神人格。“母亲”指涉性、欲望和想象界;“父亲”则指涉权力、法则、语言、理性和象征界。在幼儿由镜像期进入象征秩序、从而完成人的主体性生成的整个过程中,“父亲”的现身先在地、专横地要求幼儿与母亲相分离,转而认同和接受“父亲之名”以抑制本我的欲望冲动。而“‘杀母’是父权制社会女儿成长的一个必要过程。只有去除母性的情欲,她们才能得到父亲的认同,得到父亲社会的肯定和赞美,也才能被提升到象征秩序中完美的女性形象。”[2]76

为此,女孩们必须以“父亲”的规约为自我规约,因“父亲”的憎恶而自我憎恶,主动抑制和化解自己身上承继于“母亲”的力比多能量,从而由污秽粘稠、狂乱淫荡、阴森可怖的“地母”的泥潭中脱身而出,成为天真圣洁的“天使”。更有甚者,某些“女儿们”还会像简少贞一样将“父亲”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完全内化于她们的“自我”之中,充当起“女父亲”(fatheress)*fatheress是笔者根据英文构词法在此自造的一个单词,不妥之处,敬请指正。的角色。

然而,作为“女父亲”的简少贞阴郁而暴烈、幽怨而专横,是一个同时具有“母亲”和“父亲”两面性的怪异复合体。正是这种两面性，屡屡促使简少贞阻挠妹妹简少芬出嫁。

一方面,简少贞是“父亲权力”的继承人和“父亲财产”的看管者,她以“父亲的家”囚禁妹妹的“处女”之身,以“父亲”的身份“几十年如一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严加管束妹妹的言行举止,并主宰和左右着后者的婚姻选择——“主要是没有合适的,没有合适的还不如不嫁”——不是“不如不嫁”,而是“不可以嫁”。因为,在简少贞这位口口声声代表“简家”利益发言的“父亲”眼中,“女儿”是待价而沽的。“你别以为这些人是好心,他们都盯着爹娘留下的财产呢。”[1]328“婚姻”是男人与男人之间以女人为媒介进行的一场交易,只有符合父亲家族及未来丈夫家族双方的财产利益,女人作为“婚姻”中的交换商品才有可能易手。为了保住“父亲的财产”,简少贞必须以牺牲妹妹的婚姻为代价。这也正是,为何只有当简家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散尽除酱园后院阁楼之外的所有家产之后,简少芬才有可能毫无牵累地嫁给一个完全不合乎简家要求且最终也没能得到简家承认的男人——一个无钱无势、已有孩子,但却老实本分、善良体贴的鳏夫——的重要原因所在。对于憧憬婚姻的“女儿们”而言,“父亲的财产”常常是一种限制和负累,无论以何种形式放下这层累赘,都未尝不是一件“因祸得福”的幸事。

然而,我们不相信,几十年来就真的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满足“简家”的条件,娶得起简家姐妹;更何况“父亲们”的真实意图也绝不是永远禁止“女儿们”出嫁,所以,简少芬的阻挠必定有另一层更深、更为重要的心理缘由。

身为“母亲”的女儿,加之身为妹妹的“替角母亲”,“母亲的性”在一心想做“父亲”的简少贞的潜意识深处其实是永远难以荡涤干净的。而当她越是以“父亲”自居,以“父亲”的强大在场恐吓和驱赶随时可能现身的被禁止、被压抑的“母亲”时,事实上她身上所蕴藏的“母亲”的力比多情欲就越是躁动难捺。因为,“所谓压抑,是指一种封堵机制。它能将冲突中败落的一方封堵在意识之外,打入无意识的冷宫。但是,打入冷宫只是一种阵地的转移,而不是被最终的剿灭。即使在这一偏安状态下,落败者也不忘积蓄力量,以便东山再起。压抑越甚,反抗也就越强…”[3]64终于,这股性本能的洪流漫溢出理性和意识的堤坝,导致了简少贞令人悚然的性变态的发生——她对妹妹初隆的胸部的梦中触摸以及对妹妹满含宠爱或怨恨的眼神,无不显现出一个女人正常的情感投向和欲望投向在遭遇了强大的“性压抑”的阻力之后被迫(或主动)选择的一种“改道”和“移情别恋”。

因此,简氏姐妹幽居的阁楼,事实上,是一个女性反抗意识与专制的男权父权盘根错节、相生相灭的复杂情境,一个徘徊于本能欲望的诱惑和以财产为象征的理性秩序的召唤之间的灰色地带。对于简少贞而言,坠落于“母亲的性”将遭遇彻底的黑暗——杭素玉被捉奸的仓库恰是酱园最底部最黑暗的所在——实为不可,飞升向“父亲之名”却又有着女儿之身、母亲之性的拖累——实为不能,处于两难境地的她只能诉诸于“姐妹恋情”,而这样的不伦关系不仅为世人所不齿、更遭到了妹妹的躲闪与排斥。

二、怀春女儿与长舌妇母亲

“后花园”是一个与客厅、书房等封闭性的家居环境相对立的原型场景,一个少女们借以暂时摆脱“父亲”严厉的监控目光的“世外桃源”。空间的开阔,空气的清新,大自然的姹紫嫣红、莺歌燕舞,还有与陌生之人、特别是与陌生男子的邂逅相遇都有可能成为唤醒少女内心爱情与情欲的种种诱因。“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后花园”的花丛中时时掩映着一颗萌动的春心,由这颗春心中生长出的是一份绵绵如织的情思。

作为“后花园”的一个变体,酱园的天井中不仅洒满了初夏的明媚阳光,更流溢着简少芬心中不曾被时光磨灭和被姐姐扼杀的“春光无限”:“户外的劳作还是带来了某种新鲜而舒畅的感觉。她甚至想以后如果天气适宜,她就可以经常在天井里绣,绣所有的花鸟和流水,绣所有的荷叶和鸳鸯。简少芬把彩色的丝线挂在绳子上,那些丝线就随风轻轻拂动了,她发现丝线的颜色在户外的太阳下也显得分外美丽动人。”[1]339

“父亲”-简少贞或许可以剥夺她嫁人的权利和自主权,但无法真正灭杀她内心对异性的渴盼与诉求:她喜欢绣戏水的鸳鸯,喜欢远远地眺望别人家披红挂绿的婚车经过,喜欢《碧玉簪》中哀怨的吟唱,喜欢窗外从来只开花不结果的一棵桃树上意外结出的“两只淡黄色的镶有红彩的桃子”,甚至喜欢等待被人问及婚事时“那种语言的钝器带来的痛楚”。

同时,阳光明媚的“天井”更是“长舌妇母亲”-顾雅仙和“怀春女儿”-简少芬躲开“父亲”-简少贞的监视视线初次相会的场所。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相会,“女儿”才有了从“母亲”那里获得关于婚姻、爱情和性的有益引导。“长舌妇母亲”-顾雅仙以她的经验和精明成功地解除了“怀春女儿”-简少芬“恐男心理”,诱导其走出了“父亲的家”,瓦解了“女父亲”-简少贞对简少芬“处女”形象多年以来的偏执与固守。

“长舌妇”是中西方文学中与悍妇、妒妇并列的另一著名恶妇形象。“老妇之谈”(old wives’ tales,喻指无知无聊、错误愚蠢的废话)和女人间的“闲谈”(gossip)被认为是女人在言语方面的首要罪恶。因为“闲谈(gossip)传载一种有关秘密、隐私的知识——包括违法的性知识、避孕、流产,这威胁着教堂、法律、科学的官方机构。闲谈还包含有母亲的智慧,母亲对某些事情特有的智慧”[4]205和经验,而这些或者是男人们自己无从知晓的,或者是男人们害怕让更多女人、特别是年轻少女们知晓的,因为女人之间的闲谈常常与女人自身的肉体愉悦有关,与女人对男人的洞悉和掌控有关。

于是,在顾雅仙这位“母亲”的话语间,男人不再凶残可怖，“‘少芬你错了’。顾雅仙又暧昧地笑起来,她说,‘我还就觉得男人最好弄,男人一点不用怕,男人都觉得女人可怕呢。’”[1]357甚至现实中她为简少芬选中的男人也不再既脏且丑、无礼粗俗，“她悄悄地把用过的酒精棉花扔到地上时,听见章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讲卫生是很有好处的。这句话给简少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简少芬回忆她与章老师接触交往的过程,她对他产生的好感也就是从那句话开始的。”[1]347

男人们渴望能够永远“贮存”“处女”的圣洁与无害的美丽,而简少贞代表“父亲”对妹妹进行的长期隔离和幽禁事实上正是男性“处女”固恋心理的一种折射和实现。但是,代表“母亲”出场的顾雅仙诱使简少芬嫁给了一个没有丰厚家产的鳏夫。这不仅剥夺了男性对“处女”的心理寄托和审美想象,而且颠覆了父权制婚姻的财产交易关系,不啻是对男性权威和统治政权最为致命的打击，“楼上的足不出户的简少贞就是这时候走进酱园的,简少贞穿着黑衣黑裤,脑后的发髻上插着一朵白绒花,是一副守丧打扮。”[1]363

三、母亲的血与 “剪刀”的隐喻

“简少贞的最后一幅绣品没有完成,而且当时就已经被损坏。…被损坏的部位主要在女人的两片粉红色的嘴唇上。据简少芬回忆,她最初见到那幅人像绣品时,有一把剪刀插在女人的嘴上,丝绢上因此出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伤口。”[1]365“简少贞用无数绣花针扎破了她的动脉血管,她就这样坐在绣花棚架边,坐在一张已被磨出白光的红木椅上等待血液流光,直至安静地死去。”[1]365

显然,这里,“剪刀”是一个暗指男性性器官的隐喻,而“一把剪刀插在女人的嘴上,丝绢上因此出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伤口”，正是对那个原初性的男性暴力场景抑或是女性阉割场景的隐喻和再现。以男性性器官的存在去填补因缺失而产生的心理裂缝其实本是主体消除自身的焦虑感与不安定状况、成功进入象征秩序的一个表征。

“女性身体所提供的最基本的,也是最能引起共鸣的隐喻就是血”[5]166。女人的青春与活力都来自于这股血流的丰盈充沛与这片血海的潮起潮落,同男性的性器官一样,女人的“血液”不仅是她生命力的象征,她用“血液”维系着自己的生存和人类的繁衍,而且,她的“血液”更是女性身份的骄傲宣言,她用“血液”言说和书写着(女性)历史(her-story)的光荣与苦难。

因此,一个自我性别歧视、企图变作男性的女人除了注定一死之外,绝无任何逃离女性给定的历史情境的可能。在“母亲的性”与“父亲的财产”之争不断升级的过程中,简少贞遭遇了极端的异化与物化——她的身体最初只是男性“处女情结”一个木然无觉的欲望对象,随后却成了父权“借尸还魂”的一处场所;与此同时,她体内的“血流”也逐渐由迟缓而变得停滞而最终彻底变得枯竭干涸。

“(杭素玉说)谁再在背后嚼蛆,老娘就用这把剪刀剪了她的舌头”[1]348,“搅家精,烂舌头。简少贞扶着柜台慢慢挪过来,她朝顾雅仙挥舞着那把剪刀,我要剪了你的烂舌头。”[1]363不胜谣言之扰的杭素玉和遭到“女儿”背叛的简少贞都曾借助同一把“剪刀”的杀伤力在一定程度上恐吓和报复了对手;而隐藏在这把“剪刀”背后的也正是同一种来自男性对女人“长舌”的恼怒、惊惧与仇恨。

其实,小说最后一幕的描写亦可解读为简少芬潜意识中的一种“弑亲”冲动。“左拉在描写他的男主人公在被匕首刺死的塞维琳面前如梦方醒的心情时,也许感受到了《麦克白》的古老回音。他写道:‘朗铁尔从未想到她(他的母性偶像)会流出这么多血。’(注:朗铁尔和塞维琳是左拉的《人的兽行》中的男女主人公)无独有偶,麦克白夫人在被害的国王的遗骸面前沉思良久,这具尸体使他想起了沉睡中的父亲,她失声叫道:‘谁能想到这老家伙会流出这么多血?’两部悲剧,莎士比亚的和左拉的,在弗洛伊德描绘的乱伦和弑亲冲动这一顶点上合流了,弗洛伊德把这个叫作俄狄浦斯情结。”[6]195

为了彻底摆脱与“母亲+父亲”的姐姐危险而无益的情感依附和欲望纠缠,身陷“俄狄浦斯情结”的简少芬必须弑死姐姐这位合二为一的“双亲”，方能消除后者给她造成的全部心理压力和感情阴影。当然她是在想象中最终完成这次鲜血淋漓的“弑亲”行动的;她既是弑母的朗铁尔又是弑父的麦克白夫人,在擦拭姐姐血迹斑斑的尸身时,她发出的是和前两者同样不解的惊叹,甚至还有恼恨的咒骂;她的一语成谶——“我再也不回来了,除非哪天来给她收尸”——其实正是她潜意识中“弑亲”冲动的一种言语发泄和表露,而“弑亲”原型模式的现代陈述以简少贞的自我了结为简少芬洗脱了“弑杀双亲”的悚人罪名——悲剧沉郁顿挫的悲壮性和振聋发聩的震撼力旋即降身为现代人精神境界的狭促、卑陋和阴郁。

[1]苏童.苏童文集·末代爱情：另一种妇女生活[M].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2]罗婷.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3]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M].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1.

[4]罗婷.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5]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C]∥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菲尔德曼.左拉与性虐待狂之谜[C]∥叶舒宪.性别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