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前长孙无忌事功辨析

叶凡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春 130024）

贞观前长孙无忌事功辨析

叶凡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春 130024）

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把长孙无忌在唐太宗即位前的功劳描述得很大，说他是“功第一”。受史书的影响，今人同样给长孙无忌以极高的评价。其实，长孙无忌在太宗即位前的主要活动中表现并不突出。他没有显赫的战功，在玄武门政变中也只扮演了信使和“定心丸”的角色。史书将其地位描述得如此之高，应是受到太宗对他独特的情感依赖关系的“蒙蔽”，而实际事功非常有限。

长孙无忌；贞观前；事功

长孙无忌，唐初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不论是赞誉他为“元勋”“良佐”，还是诟病他“贪念权势”，自古以来人们对他在唐初政治舞台中发挥的作用给了极高的评价。诚然，他的影响不可抹杀，他的地位也不能低估。但揆诸史实，我们发现长孙无忌在唐初尤其是在唐太宗即位前的作为和功劳，似乎没有人们夸得那么大。

一、史书记载和今人眼中的长孙无忌

史书往往把长孙无忌在太宗即位前的地位描述得很高。太宗即位伊始，就对功臣论功行赏。《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贞观元年，（长孙无忌）转吏部尚书，以功第一，进封齐国公，实封千三百户。”①刘昫等：《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7页，第2447页，第2448页，第2454页。《新唐书》略同。除行文需要，凡所引两唐书内容略同者均只引《旧唐书》。这里虽然是唐太宗即位后的事情，但所论之“功”无疑指的是即位前的。不久，朝中有人言无忌“权太盛”，太宗对群臣做了一番解释。“朕今有子皆幼，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如子也。疏间亲，新间旧，谓之不顺，朕所不取也。”②刘昫等：《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7页，第2447页，第2448页，第2454页。《新唐书》略同。除行文需要，凡所引两唐书内容略同者均只引《旧唐书》。贞观七年十月，太宗进册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太宗又是一番劝解：“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以公功绩才望，允称具瞻，故授此官，无宜多让也。”③刘昫等：《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7页，第2447页，第2448页，第2454页。《新唐书》略同。除行文需要，凡所引两唐书内容略同者均只引《旧唐书》。太宗在临终前还不忘向旁人表长孙无忌的功劳，他谓褚遂良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尔辅政后，勿令馋毁之徒损害无忌。若如此者，尔则非复人臣。”④刘昫等：《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7页，第2447页，第2448页，第2454页。《新唐书》略同。除行文需要，凡所引两唐书内容略同者均只引《旧唐书》。另，《资治通鉴》中还提到：“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礼遇群臣莫及，欲用为宰相者数矣。”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36页。显然，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给贞观前长孙无忌的定位是“功第一”、“大功”、“佐命元勋”、“群臣莫及”等等。受史书的影响，今人在评价太宗即位前的长孙无忌时，把他的地位也拔得很高。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三章第一节“高祖太宗之治”述及玄武门之变时，在注中经过一番比较考察，得出结论：“要之此役，定谋者以长孙无忌之功为大，而房、杜次之；武将中当以尉迟敬德之功为大；故论功时，无忌、敬德各为第一也。”⑥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先生将玄武门政变中的第一功臣按照文、武各评一位，长孙无忌以“定谋”获文臣第一。黄永年则在肯定长孙无忌“策划”之功的同时强调其政变现场“指挥者”的角色。先生在《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一文中认为，长孙无忌“是玄武门军事政变主要的策划者和现场的指挥者，辅佐李世民夺取帝位的首功”。①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后还在《唐史十二讲》一书第一讲注释里说到“长孙无忌则为‘九人’之率领者”。②黄永年：《唐史十二讲》第一讲注释③，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页。除了事前策划、现场指挥外，更有学者突出长孙无忌在政变谋划阶段联络内外的作用。陶懋炳指出：“由于他们（房、杜）被朝命隔绝府外，府内唯长孙无忌可以联络内外。长孙无忌联络内外，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因而做了别人不能做的事。‘佐命之功’，即指此事。”③陶懋炳：《评长孙无忌》，《湖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后来人们对长孙无忌功劳的评价无外乎以上三个方面，徐泉、李波、喻雅君、王盛恩、彭沛等学者在相关文章中各作了不同程度的申说。④详见徐泉：《长孙无忌述评》，《张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李波、喻雅君：《长孙无忌——贪恋权势的悲剧人物》，《文史知识》1994年第8期；王盛恩、彭沛：《长孙无忌政治生涯评议》，《南都学坛》1996年第4期。所以刘敏总结长孙无忌的功绩说：“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⑤刘敏：《两朝良佐——长孙无忌》，《国学》2007年第4期。不难看出，今人认定长孙无忌有大功的主要依据是他在秦王李世民争夺帝位的玄武门政变中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和比拟的作用。史实真是像上面认为的那样吗？

二、贞观前长孙无忌事功考索

唐太宗即位前，长孙无忌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是追随秦王征讨，二是参与玄武门政变。

关于第一方面，两唐书本传中都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带过。《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始，高祖兵渡河，进谒长春宫，授渭北道行军典签。从秦王征讨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党县公。”⑥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17页，第4017-4018页。《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少与太宗友善，义军渡河，无忌至长春宫谒见，授渭北道行军典签。常从太宗征讨，累除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⑦刘昫等：《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第2446页，第2453页，第2446页。就连叙事颇为详尽的《资治通鉴》在记载这一时期长达六卷的内容里，对长孙无忌的战绩也是鲜有提及。然而同样是跟随太宗征讨，尉迟敬德、李勣等人的传中多少都有战绩可言。唯一的解释就是，在这过程中长孙无忌确实没有比较拿得出手的功绩。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长孙无忌的确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就连太宗也曾推心置腹地说：“（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占，非所长也。”⑧刘昫等：《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第2446页，第2453页，第2446页。这一点，今人也是有认识的。⑨如王盛恩、彭沛即说他“赢得如此声誉，并不是他对唐朝的建立和统一有什么卓越的贡献”（《长孙无忌政治生涯评议》，《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再如刘敏也说：“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两朝良佐——长孙无忌》，《国学》2007年第4期）

重点在第二方面，玄武门政变。玄武门政变对于太宗的意义不言而喻，谁在玄武门政变中出力最多，谁就是太宗的大功臣。鉴于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对这一事件的记载详略各有不同，现将两唐书叙述始末摘录于下，由于《资治通鉴》叙事内容较多，兹不引录，详见卷191。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武德九年，隐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将害太宗，无忌请太宗先发诛之。于是奉旨密诏房玄龄、杜如晦等共为筹略。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⑩刘昫等：《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第2446页，第2453页，第2446页。

《新唐书·长孙无忌传》：“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举府危骇。房玄龄谓无忌曰：‘祸隙已牙，败不旋踵矣。夫就大计者遗细行，周公所以绌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请先事诛之，王未许。无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为子孝，为君仁，又何议哉？’对曰：‘向使浚井弗出，得为孝乎？涂廪弗下，得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决。事益急，乃遣无忌阴召房玄龄、杜如晦定计。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恭、李孟尝讨难，平之。”⑪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17页，第4017-4018页。

综合三书我们来考察一下长孙无忌在玄武门政变中的作用。第一，长孙无忌在决策过程中只充当信使，并不是决策者。首先想到并提出发动政变的是房玄龄。三书中《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和《资治通鉴》都明确提到，虽然《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没有提房玄龄和长孙无忌商量一事，但查《旧唐书·房玄龄传》是有提的。①详见刘昫等：《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第2460页。长孙无忌只不过是对房玄龄向他提出的“行周公之事”表示赞同，并且“入白王”。而且每当情急之时，秦王总是让长孙无忌召房玄龄、杜如晦入府商议。长孙无忌不过是沟通秦王府和暂离王府的秦王“腹心”的信差。即便人们认识到了长孙无忌“信差”的角色，可人们又都认定长孙无忌这个“信差”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是他“做了别人不能做的事”，②陶懋炳：《评长孙无忌》，《湖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功莫大焉。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与其说秦王选定长孙无忌作为联络王府内外的“信差”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毋宁说是由当时“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房玄龄与杜如晦已被太子李建成等离间出秦王府）的特殊处境和长孙无忌妻舅这层足以信赖的身份决定的。而且，信差固然重要，但托信差联络的对象难道不是更重要吗？信差可以是任何人（当然，前提是可信任的），但能商定事情，可资谋划的却并非什么人都能胜任。我们可以假设当时被隔绝在王府外的不是房、杜，而是长孙，恐怕李世民就不需要联络内外了，直接就在府中和房、杜二人商定，还需要信差吗？

第二，他是秦王下定决心的促成者之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了并已向秦王提出，但秦王仍然犹豫不决，能否劝服秦王就变得很关键了。两唐书对这一过程叙述得很简单，但《资治通鉴》记载颇详细。当长孙无忌将房玄龄的提议转告秦王后，秦王召房玄龄“谋之”，房玄龄劝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第6005页，第6005页，第6006页，第6006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6009页。并与府属杜如晦共劝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第6005页，第6005页，第6006页，第6006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6009页。眼见秦王府骁将被太子和齐王逐一离间，程知节对秦王说：“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第6005页，第6005页，第6006页，第6006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6009页。房、杜被调离秦王府后，长孙无忌与高士廉、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⑥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第6005页，第6005页，第6006页，第6006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6009页。率更丞王晊传来太子和齐王要构害秦王的消息，“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接着又是尉迟敬德的一番劝说：“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第6005页，第6005页，第6006页，第6006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6009页。这话有点威胁的意思。说完，长孙无忌也跟着说：“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⑧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第6005页，第6005页，第6006页，第6006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6009页。听完，秦王有些动心，尉迟敬德趁热打铁：“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馀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第6005页，第6005页，第6006页，第6006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6009页。秦王还是不太放心，问了其他府僚的意思，皆曰：“……以大王之贤，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⑩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第6005页，第6005页，第6006页，第6006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6009页。“世民犹未决”，于是有了下面这个比喻，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第6005页，第6005页，第6006页，第6006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页，第6008-6009页。听完这个比喻，秦王应该是下定决心了，但为求心理安慰，最后还想卜一卦，不过被张公谨理直气壮地扔掉龟甲，这才定计。从《资治通鉴》的记述来看，除了长孙无忌，还有好几拨劝秦王的人，像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张公谨，还包括不知名的“府属”、“府僚”、“众”等。而且从劝说的程度与效果来看，尉迟敬德并不比长孙无忌差多少，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一个细节，最终劝服秦王的以舜作喻的那番话，《新唐书》里说是长孙无忌说的，但到了《资治通鉴》里却变成了“众曰”，这是否也能视作减弱长孙无忌在促使秦王下定决心中的作用的证据呢？如果将最终促使秦王下定决心发动政变的力量看做一种合力的话，长孙无忌不过是合力中的一股。

第三，长孙无忌亲临玄武门政变的现场，但并无突出表现。长孙无忌参加了政变，这是没有争议的。⑫两唐书长孙无忌本传以及《旧唐书·太宗本纪》和《资治通鉴》有明确记载。另，两唐书中相关传、纪还提到太宗率“九人”埋伏在玄武门，关于“九人”具体指的谁，虽然有争议，但学者们基本都同意长孙无忌一定参与其中。见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第三章第一节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黄永年：《唐史十二讲》第一讲注③（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页）。但我们仔细阅读对这一过程记述最为详尽的《资治通鉴》的相关描写，发现除了提到一句“世民帅长孙无忌等人，伏兵于玄武门”外，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第6010页，第6006页。接下来就没长孙无忌什么事儿了。相比之下，尉迟敬德、张公谨等人却有斩将退敌甚至射杀齐王李元吉的作为。显然，长孙无忌还是“总兵攻战，非所长也”。

从以上分析看来，不论是事前的决策、定计，还是政变过程中，长孙无忌的表现并非出众，很难说是他“筹略策划”了这场政变。长孙无忌在太宗即位前的平庸表现，从一些侧面也能得到印证。

为了削弱秦王府的实力，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先是“欲诱”秦王府的骁将未果，转而离间谋士。至于离间谁，建成对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第6010页，第6006页。于是在高祖面前进谗言，将房、杜调离秦王府。很清楚，在敌人（别人）看来可“惮者”唯有房、杜，根本没把长孙无忌放在眼里。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在一次五品以上官员的宴会上说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征之功也。”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5，第6137页。在太宗眼里，贞观前功劳最大的还是房玄龄。其实，回过头看玄武门政变的决策、定计过程，秦王屡次召房玄龄商议，可见他在秦王心中的地位，简直就是主心骨。这些都能透露出长孙无忌的作用或功劳是非常有限的。

但有一个问题：史书中为什么总能见到长孙无忌“功第一”或类似表示他功劳很大的形容呢？

三、“功第一”：情感依赖的幻象

我们能看到太宗在述及长孙无忌的功劳时，常用“功第一”、“有大功”等量化的说法或是“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朕得公，遂定天下”等因果的说法，都意在表明贞观前长孙无忌功劳最大或非常大。并且在晋封功臣或是有事提及众人时（如果长孙无忌在列），史书往往将长孙无忌名列第一，也能看出这种意思。如果上面的分析符合历史的实际——贞观前长孙无忌的事功有限，太宗何以会对一位实际功劳不是最大或非常大的人物如此看重呢？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太宗对长孙无忌独特的情感依赖。

长孙无忌少年时就是太宗的玩伴。《旧唐书》说他与太宗“少相友”，《新唐书》也说他“少与太宗友善”。自从在长春宫谒见高祖后，被授以行军典签一职，就“常从秦王征讨”，几乎形影不离。就连房玄龄、杜如晦等被调离秦王府了，长孙无忌仍然留在府中陪伴秦王左右，朝夕相处。再加上妻舅这一层亲戚关系，太宗怎么可能不宠幸、看重长孙无忌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太宗在嘉赏长孙无忌时，往往就会捎带述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许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帝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卧内。进尚书右仆射。”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第4018页。《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太宗以无忌佐命元勋，地兼外戚，礼遇尤重，常令出入卧内。其年，拜尚书右仆射。”⑤刘昫等：《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第2447页。《资治通鉴》：“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礼遇群臣莫及，欲用为宰相者数矣。”⑥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第6036页。“常令出入卧内”、“眷倚”足以说明太宗对长孙无忌不一般的超越君臣的情感。太宗甚至把长孙无忌看做自己的儿子，他曾普示群臣说：“朕子幼，无忌于我有大功，视之犹子也。疏间亲、新间旧之谓不顺，朕无取焉。”⑦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第4018页，第4020页。《旧唐书》、《资治通鉴》略同。正因太宗对长孙无忌的封赏太滥，以至于史书中多次提到朝臣有言长孙无忌“权太盛”、“权宠过盛”、“私后家”等，⑧参见《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资治通鉴》卷192。以至于面对封赏时长孙无忌往往不得不“固辞”、“切让”，甚至就连自称“岂敢豫闻政事”的长孙皇后都三番两次劝太宗不要让长孙无忌为“宰执”处“权要”。⑨详见两唐书长孙皇后传。固然这种做法是为了谦逊自保，但恐怕也能反映长孙无忌的权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太宗与他之间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直至太宗临终前还表露无余。太宗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有天下，无忌力也，尔（褚遂良）辅政，勿令馋毁者害之。”⑩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第4018页，第4020页。《旧唐书》、《资治通鉴》略同。弥留之际，太宗交代完国事，最让他挂念的竟是长孙无忌的安危！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他们的关系太不一般了；第二，太宗心虚了。后者正是因为前者，太宗知道自己对长孙无忌是“过蒙拔擢，宠命优渥”，他走了，长孙无忌就失去了保护伞。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太宗赐给长孙无忌的《威凤赋》。那么多与太宗共事的功臣，他独独把这篇赋赐给长孙无忌，恐怕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赋中太宗以凤自况，就在自己因功而被猜忌、非议、嫉妒，“期毕命于一死，本无情于再飞”之时，“幸赖君子，以依以恃”，才得以“临九天而高峙”，“是以徘徊感德，顾慕怀贤”，太宗对“王业艰难”的追思和功臣佐命之力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①详见刘昫等：《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第2448-2449页。赋中“幸赖”“感德”的“君子”，固然包括追随秦王左右的死命之士，鉴于这篇赋是单独赐给长孙无忌的，何尝又不能把“君子”理解为长孙无忌呢？诗文是寄托情感的绝佳载体，太宗赐赋以言情明志，可见他对长孙无忌那份非比寻常的情感。

这一点，学界并非完全没有认识。刘敏教授在承认长孙无忌是玄武门政变的“首功之人”的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太宗倚重长孙无忌或许是出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不全是因为长孙无忌的才能与功绩。在前揭《两朝良佐——长孙无忌》一文中刘教授这样说：“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心腹。”进而提出：“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的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②刘敏：《两朝良佐——长孙无忌》，《国学》2007年第4期。可谓精到之论，只可惜作者囿于传统的看法，只是往前迈出了一只脚。

儿时的玩伴，创业的追随者，加之妻舅的身份，长孙无忌经年陪伴侍奉李世民左右，这样的关系衍生出的特殊情感是任何其他人无法替代的。感情渐深，依赖渐强，再者长孙无忌也的确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太宗也就自然对长孙无忌“礼遇尤重”，说他是“功第一”也在情理之中。就这样，长孙无忌这位在太宗眼里、心里因情感依赖而放大的第一功臣的形象，由太宗继而群臣最后影响及于后人乃至后世史家，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贞观前的功臣之首了。

四、余论

唐太宗在言语间经常表露他对某位功臣的功绩与地位的评判和认可。这样的推重，常见的表述方式有两种。一是将某人直呼为“腹心”或“心腹”，另一种是将自己的成就主要归功于一个或几个人。

关于第一种表述方式，粗略检视就可以发现，史书中明确被太宗视为“心腹”的就有长孙无忌、王珪、温彦博、李靖、薛收、房玄龄和杜如晦等。太宗“心腹”何其多也！

至于第二种表述方式，根据史书，在太宗眼里对他夺得天下贡献最多的，也能列出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裴寂等人。谁的功劳最大？

这些表明太宗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也是因时因人而异的，他所认定的“心腹”或功劳很大之人，有些甚至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也很好地证明仅从太宗评论性的语言是无法确定所评论对象的功劳的绝对大小的。

（责任编辑：李孝迁）

叶凡，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