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在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

安若玲

（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010000）

国民政府在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

安若玲

（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010000）

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在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始于1932年，其目标是抵抗日本侵略、提高民智水平。国民政府从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着手开展电影教育活动，但最终由于开展时间过短、经费缺乏、人次及设备数量有限而结束，电影教育活动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国民政府；非常时期；电影教育；效果

一、电影教育的含义与目标

民国时期，国人自行设立公司摄制影片始于民国二年张石川氏等组织的新民公司。到民国十二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电影检查标准，虽不能算是完备，但电影与教育的关系，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注意，所以中国电影教育的萌芽就开始于这个时期。国民政府电影教育的正式开展是从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开始。由于本文论述的时间范围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非常时期，所以着重探讨这段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活动。

徐公美先生在其著作《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中认为：电影不同于传统教育工具，是“科学界非常的产物”，其涵盖了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因此，电影教育是以教育影片作为方法和手段来实施的一种教育，其目标是关乎国家民族建设和个人建设。至于教育影片本质，可以说凡是能够发挥教育功能的电影都可以称为教育影片。

二、电影教育运动的兴起原因

（一）外部因素

1.民族危机的爆发，唤醒国防意识的需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大批的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民族危机，希望唤醒民众关于国防的意识更加明显。

国难期间，“首都的电讯曾载有：‘教育部为适应国难时期之需要月前会征集各方意见并召集会议商定后，已经拟定特种教育方案，呈经蒋行政院长核准，不就当可实行’等一段消息，接着并有该方案的主要项目，足见此事已进入实行阶段。”所以，电影教育活动作为一种思想战的兴起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防意识的增加有着深刻关系。

2.国外电影教育活动的影响

此外，电影教育运动兴起的外部原因除了国防意识的产生还包括电影教育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当时，美国、德国、苏联、法国、日本、意大利等17个国家颁布了相关的电影教育政策，可见电影教育活动波及范围之广。

民国二十一（1932）年夏，某海关意大利籍职员博斯（BoS）约集在上海的几位教会人士，代表中国组织召开了教育电影会议。此会的召开使中国电影人觉得颜面扫地，自己国家的电影会竟由一个外国人来操办，于是众人决定组织中国电影教育协会来弥补中国电影在国际地位上的空缺。因此，国际因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电影教育运动的兴起。

（二）内部因素

1.对外国传入恶劣影片的抵制

当时传入中国的外国电影“几乎都是香艳的肉感影片，极尽其富丽堂皇的能事，立刻可以使观众感觉中国的穷陋破败，灰心丧志在杀灭向上的勇气，同时，也极容易使一般人竟慕他们的骄奢淫逸，把生活日趋于荒靡颓唐，不克振拔。”同时在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央电影检查政策中明确声明：“凡外国出品之肉感浪漫影片禁止放映，凡在国内流行之外国不良影片，再施行一度严格检查。”外国影片充斥中国的难以控制局面可见一斑，因此，电影教育活动的兴起无疑是为了反抗这种局面的存在。

2.20 年代“教育救国”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以蔡元培为首的教育界人士对教育救国有着强烈拥护，当时的中国文盲遍地，于是电影成为了一种易于宣传理解的扫盲方式。同时在1934-1949年期间，国民政府推出了新生活运动。想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通过改善其习惯和素质来达到“救国”和“复兴民族”的目标。所以，新生活运动以及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更催生了电影教育的下乡宣传方式。

如著名电影作品《科学养鸡法》《农人之春》《纺织》《家庭副业》《插秧》等介绍了农业生产活动的具体流程，为农民提供了直接可观的技术指导。同时《夏季卫生》《罐头食物》《健康教育》《天花与种痘》等作品也是卫生电影教育的重头戏。

三、电影教育运动的兴起

为了发展电影教育，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努力。1929年在上海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该会委员徐公美先生首先举起了“电影教育”运动的大旗，并在中央日报上多次撰文以引起国人重视。民国二十一年五月至民国二十五年七月间，中央分别成立电影股、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而且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了奖励电影事业的办法，鼓励国片发展。中央摄影场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进行影片摄制，教育部依据中央特种教育方案，组织电影教育委员会，担任起外国影片的选购与交换以及教育电影影片的摄制和推广工作。可以说20世界30年代是我国电影教育的兴盛时期，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优秀电影作品。

在地方，国民政府在将近30个省市地区成立了电影教育巡回施教区，其中不仅包括上海、北平、江苏、浙江、福建等相对发达地区，也包括云南、贵州、察哈尔、绥远、西康等边疆地区。

除了政府对电影教育活动的大力支持，民间的金陵大学、大夏大学等具有代表性的大学也积极开展电影教育活动。1935年冬，金陵大学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合作，聘请孙明经担任导演拍摄教育电影影片，影片于1936年4月底完成，历时七个月，分别有“蚕丝两卷、陶瓷一卷、西湖一卷、酱油之速酿一卷、皮革一卷以及防毒三卷”。而大夏大学于1931年开设了与电影教育运动相关的课程，为此还专门创立了学生拍摄电影的实习基地——中国教育电影社，并完成了《纺织》《火柴》《动物园》《科学养鸡法》等教育影片的拍摄。民间除学校以外，各省市也为电影教育付出了努力。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省也展开了相关活动，活动范围甚至波及到了农村各地。

四、电影教育活动的实施效果

1.电影教育活动的有效发展时间过短

国民政府的电影教育运动正式开始于1932年，也就是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为标记，中央摄影场于1935年7月才开始影片摄制。对于地方来讲，多集中在1936年，这一年，首次培训了电影放映人才，配备了放映电影的设备，可以说，地方电影教育活动也是这时才开始逐渐步入轨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和地方限于战争、资金等电影实施条件的局限，无力继续开展电影教育。虽然个别高校西迁以后仍然开设电影教育的相关专业课，但其条件局限性十分明显。

2.巡回施教区数量较少，设备及培训相关技术人才的条件有限

国民政府设置的电影教育巡回施教区非常有限，大多数省份只集中设置3-4个施教区，也只配给3-4个放映设备，边疆地区更少，新疆、青海等省仅设置一个。同时，为电影教育运动所培训的人才数量也十分有限，在边远省份只培训了1-2人，这对于电影教育推广所贡献的力量也十分有限。人才培养的困难使电影教育运动无法全面地在基层落实，可想而知，电影教育的实施效果也大打折扣。

3.经费紧张，收费形式限制了观影人数

电影教育运动在推广初期是不收费的，最初是以提高民族意识和增强知识能力为目标实行机会均等和免费推广政策，但后期由于电影设备需要管理和养护，就有了可以适度收取机器保养费的规定。但作为原本是公益性推广的电影，一旦采取收费原则，就极大地限制了乡众来观影的机会。电影教育主要针对社会民众、妇女和儿童，尤其对于农民，不仅农忙时没有多余的闲暇，而且也很少有多余的钱来进行这种“精神享受”，这也使电影教育运动的普及性受到了束缚。

五、结束语

由上述三点原因看来，将电影作为教育的方式来实施传播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电影教育的实施效果不具有长远性。但电影教育的直观性和强烈的普及性，以及后期教育影片的拍摄，都极大地丰富了民众生活，电影也以比较快的速度传播了教育内容，其作用值得肯定。

［1］松丹铃.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研究（1932-1937）—兼论1930年代国民党电影文化政策［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2］徐公美.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谷剑尘.教育电影［M］.上海：中华书局，1938.

［4］陈友兰.电影教育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责任编辑：钱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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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8-6714（2017）07-0063-02

10.3969/j.issn.1008-6714.2017.07.028

2017-03-26

安若玲（1992-），女，山西介休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