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

唐宝民

1930年，历史学家劳干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傅斯年一直是他的上司。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有过多年的交往，他经常向陈寅恪请教学术方面的问题，陈寅恪给了他很大帮助，他很感激，因此对陈寅恪格外尊重。1949年，劳干随迁台的史语所去了台湾，仍在史语所任职。1950年，傅斯年因病去世，有关部门决定对傅斯年的遗稿进行整理，劳干参加了傅斯年遗稿的整理工作。有一天，劳干在翻阅傅斯年留下的一本书时，发现书中夹着一张便条，他展开一看，原来是多年前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便条的内容，竟然是陈寅恪向傅斯年推荐劳干！劳干看了这张便条后感动万分，因为此前，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与陈寅恪交往那么多年，陈寅恪也从来没向他提起过这件事。如果不是这次偶然的发现，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陈寅恪曾经默默地帮助过自己！他因此对陈寅恪更加充满了敬意。

同样的事情，在历史学家王永兴身上也曾发生过：王永兴是陈寅恪的弟子，上个世纪40年代，曾在清华大学任讲师工作；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套“纪念文集”，有一天，王永兴查阅清华校史档案，无意中发现了一封信，写信的日期是1947年，是陈寅恪给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信的内容，是希望梅校长为王永兴解决住房问题：“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覺不安”……王永兴拜读罢这封信后，“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从来没有向王永兴提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