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底层研究的范式更迭与当代探索

沙垚

摘要：底层是20世纪以来无法绕开的主题，但是20世纪末以来，底层作为问题重新进入国人视野。如何解决底层的问题？传播学参与其中，先后经历了“关注底层”范式和“底层发声”范式，前者通过大众媒介号召社会各界关注底层，并致力于底层的发展与现代化；后者通过媒介赋权，让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主体性诉求。文章提出“我们范式”，即知识分子与底层群体，或者更为本质的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在新时期重新建立一种联结，联结即传播。

关键词：关注底层；媒介赋权；底层发声；我们范式

中图分类号：G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1-0146-005

底层是20世纪无法绕开的主题。20世纪初，醉心于西方自由、民主，奔走于京沪港沿海走廊上的知识分子突然意识到，一个庞大的内陆底层社会被遗忘了，于是开始了“底层转向”。从梁漱溟的“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1]，陈翰笙等共产党人早期的乡村调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可以发现，20世纪初期，无论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无论是否将底层视为文化的他者，中国学者都抱着“礼失求诸野”的朴素愿望投身底层研究，试图从底层社会探索出解决民族危机的办法。20世纪中期，中国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证明了底层实践的有益性与革命的可能性。

但是到20世纪末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学者们发现底层群体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当代中国，工人和农民重新沦为社会底层。比如在1988年热播的《河殇》中，农民跪在神佛面前磕头，解说员对“这样的人的素质”嗤之以鼻；90年代的小报则热衷于讲述和展现底层扭曲的人类关系：苦难、血腥、复仇、愚昧。[2]曾经作为革命主体，为中国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底层，如今开始走向衰败，甚至成为“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面对如此底层叙事及媒介文本，传播学当如何作为？

有必要对“底层”进行界定，关于底层的概念或分类方式有很多，“给底层一个精确的定义似乎比较困难”[3]，但综合来看，陆学艺的团队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认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阶层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4]这一论断，与温铁军、曹锦清、李昌平等人的“三农”研究，以及张承志、李陀、韩少功、蔡翔等人的文学创作遥相呼应。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底层人民的利益。少数人的财富如果建立在对底层的掠夺之上，那么，这就是犯罪，就是腐败，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5]作为遗产的革命话语与道德传统相结合，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无法背弃的理论资源，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正是通過底层革命的方式诞生的，如果底层沦为社会之创伤，那么如何兑现社会平等与公正的社会主义承诺？如何保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受到批判理论熏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努力探寻理论与实践之张力的消弭方式，以及底层重新崛起的可能性。

面对20世纪的底层革命与底层衰败，传播学更关注工农对媒介新技术的接触与使用，以及自上而下地对工农群体的启蒙与教化，或者以工农群体论证某种西方理论或方法的普世性。但是作为一个学科，不在时代重大主题的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关注人民的当代困境和未来方向，而是沉浸在狭小的媒介中心主义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理论中，就很难在这个时代塑造学科的主体性，并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本文试图回到为数不多的传播学底层研究的文本中，沿着学术范式更迭的脉络与走向，寻找新的可能与想象。

关注：作为“问题”的底层

1980年前后传播学进入中国，恰逢中国社会发生剧烈、持续和深刻的变迁与转型，具体表现为：农村衰败、老工人的主体性地位动摇、大规模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社会不平等程度和贫富分化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底层问题的严重性，因此80年代以来，底层作为“问题”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引发持续的关注。但是，作为问题的底层与20世纪初期作为“方法”的底层截然相反。前者，底层是绝望的，需要被解决或消灭；后者，底层是有希望的，可以解救民族危机。究竟是底层出了问题，还是“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追求制造了底层” [6]而知识分子将其表述为“底层问题”？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成为20世纪末知识分子探索的关键。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其中包含着彼时知识分子的共同焦虑。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脉络中，这种焦虑被表述为发展，而发展又被等同于现代化和西方化。[7]唯有发展，才能让底层从落后走向先进，从贫困走向富裕，从愚昧走向启蒙。

笔者分析了1993年至2010年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类别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共457项，其中涉及底层的有33项，占比约为7.2%。对这些项目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大主题：第一，涉及西部或农村主题占到研究总数的半壁江山，在“传统-现代”二元框架中，作为空间概念的西部或者农村，与作为阶层分类的底层有着很大程度的重合，大众传播是通向现代化的技术工具。第二，涉及城市底层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包括聚焦底层的“民生新闻”研究、聚焦“低俗化受众”的城市小报研究，以及农民工的认同研究等。

综上所述，关注底层在90年代成为时代大潮与传播学知识分子的共识。比如方晓红认为：“农村在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常被忽视的地域。”[8]传播学底层研究的先行者努力地“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寻找联合点”[9]，探索新时期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勾连方式。在该范式中，底层是被关注的对象，其行为主体是知识分子，既包括作家、记者、影视工作者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生产者，也包括新闻传播学底层研究的学者。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底层，发掘底层的故事，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传播，“期望以文字为底层呐喊，召唤更多的目光关注底层”[10]。

但为什么关注？有人认为底层是现代化的他者，是急需发展和改造的对象，如早期的创新扩散理论和发展传播学等。也有人认为由于底层文化的差异性、神秘性、荒谬性，恰恰为城市精英提供了消费的可能性，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同情与优越感。但两者带来的后果是同一的，即加深了城乡断裂、加快了社会分层、沟通与流动机制日益关闭。而蔡翔认为关注底层的目的应在于追问“革命的承诺”与“时代的承诺”，尽管“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但是“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着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11]。

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底层是否蕴含着另一种想象，凭借这一想象，是否存在超越全球化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应对当下中国种种社会危机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关注”范式还存在两个无法排解的悖论式的困境。第一，它没有考虑全社会关注了底层，以“同情之理解”的方式了解了底层的现状，之后怎么办，因為并不是只要“关注”了，社会就自然而然的回归公正与平等。第二，底层叙事是“底层人的书写”还是“书写底层人”？知识分子为底层书写或代言，其可行性与合法性在哪里？这个问题从80年代以来就在讨论，至今30年过去了，仍未终结。

发声：底层的媒介赋权

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每一个裹挟其中的人——尤其是与此直接相关的底层群体——怎么看待这些变迁，又如何表达？

这时候，“底层发声”范式逐渐取代“关注底层”范式，成为底层传播的主流范式。其区别之关键在于：底层叙事的主体是谁？在“底层发声”范式中，发声的主体从知识分子转到底层人民，把表达还给底层，让他们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书写历史。但是，发声需要一定的社会资源、知识技能的积累，工人和农民等底层群体根本无法在大众媒体上与政治精英、市场精英和文化精英分享平等的话语权。那么，底层如何发声？在这一点上，底层与知识分子达成一个新的共识：媒介赋权（empowerment）。

什么是赋权？卜卫在综述其他学者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赋权概念，她认为赋权是“边缘群体重新获得（收回）自己应有的权力和主体性，并发展有效地行使权力的能力和过程”[12]13。媒介赋权则是指通过媒介的参与，为底层群体赋权。这里的媒介总体来讲包括两种，一种是新媒体，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提供便捷的信息、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方式，扩大社交网络和集体动员，“使弱势群体在话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领域有可能得到权力和能力的提升”[13]79。另一种是传统媒体，如乡村舞蹈、民歌、民谣、绘画、传说、木偶戏、地方戏曲、板报或墙报等，它们“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形态之中，成为那些无法接触到大众媒介、不愿意使用大众媒介或无法在大众媒介上发声的群体可利用的一种信息传递和娱乐的工具”[14]。正如丁未所指出的“赋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赋权的过程与最基本的传播行为相联系。[13]76-81该过程是通过底层群体“内外部信息的传播和沟通协作”，激发和挖掘其潜能，而不是知识分子或其他精英由上而下的“赋予”。[15]底层作为行为主体，充分动员其在地化的语言、传统、历史、文化、政治等各种资源，并与特有的传播工具和方式相结合，通过媒介发声，实现预设的目标或利益诉求。

此类实践在当代中国并不罕见。比如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通过建立“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每年举办“打工春晚”并由优酷等网站同步在线播放，组建文艺演出队、孙恒个人唱谈会，定期播放农民工主题的电影，拍摄自己的纪录片，成立文学学习小组等方式，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网络传播和人际传播、社群传播等方式相结合，讲述自己的故事，维护自己的权益，表达对社会不公的反抗，发出工农的声音。

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主要通过深入到农民工聚居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参与到被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了解社区居民的真正利益诉求，寻找适合的传播赋权方式。[16]比如郭春镇在苏州工业区租了一间小屋，与工友们一起劳动、一起喝酒；比如张慧瑜、孟登迎等在皮村组织文学小组，与工友们一起学习文学经典，手把手地教工友们文学创作，用文学记录自己的生活；比如卜卫常年与被拐妇女、农村儿童、青年爱滋病感染者、残障群体等在一起，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和交流，“以唤起边缘群体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意识觉醒和批评”，使自己的研究“成为让沉默者发声的工具” [12]8，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改变的目的。

从被代言到自己发声，从被关注对象到表达的主体，“底层发声”范式对“关注”范式是一种突破。但是，该范式依然存在有待进一步批判与反思之处。首先，底层的声音是否存在“被过滤”现象？即说出来的都是精英联盟想让他们说的，或者说，他们的表达更多是一种在主体性名义下的“转述”？其次，底层的声音，是作为一种“补充”来论证当代社会的多元性与合理性，还是作为一种主体性的表达？再次，“底层发声”范式，承认学习掌握更多现代化的媒介技术，有利于维护底层群体的利益，该逻辑是否默认了现存丛林秩序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我们：在一起的可能性

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50年代就意识到权力精英管理之下的社会中，底层问题已经浮现，而更加重要的是，底层与社会中间阶层的“力量”没有联结，而中层的“力量陷入进退失据、坚持不下的流动状态”。[17]汪晖将这种“进退两难”的“中间阶层”称为“新穷人”，他认为：“恰恰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阶级分隔现象日趋严重，在新工人群体与‘新穷人群体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从通过团结或互动产生新的政治。”[18]

在传播学界，这一问题同样引起具有前瞻性研究者的关注。赵月枝和吴畅畅指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两两之间出现‘短路势态”。对左翼知识分子的时代考验是能否在网络时代，“延续或者重建工人阶级、共产党与自身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可能，从而保证国家文化领导权的人民性与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换言之，是否存在一种“我们”的可能性以及“我们”的“持久而动态的传播行动和文化运动”，事关能否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政治意志。[19]

汪晖指出：“这是一个关于行动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当然要让底层来说话”，但是“更要超越这个底层能不能说话的框架，去探讨新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产生。”……“精英”（elite）与“庶民”（subaltern）之间有机且良性的互动，既区别于旧的工与农的简单联结，又区别于知识分子对“三农”和工人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介入”，在共同的运动过程中，生产出全新的“我们”。[20]某种程度上说，时代在呼唤知识分子与底层的一种新的有机“联结”。因此，底层传播的“发声”范式将转向“我们”范式。客观上讲，也正是由于发展主义、媒介赋权解决不了底层的问题。因此，迫使知识分子开始进行颠覆性的反思。

虽然，在今天的时代语境中，重提“我们”的联结具有不小的难度。“生产者联盟”遭到破坏，技术生产、知识生产、信息生产、文化生产等不同生产方式的主体——体力工人、技术工人、白领雇员、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盟关系日益分离，一种彼此拒绝的社会阶层关系逐渐形成。比如小资白领、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咖啡馆、茶舍、音乐厅等，农民工群体是很少进入的。同时，知识分子开始用想象的农村替代真實的农村，2016年春节期间对农村污名化的假新闻充斥着网络，如“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东北村庄农妇组团约炮”……这一个又一个的假新闻标志着19世纪晚期以来知识分子试图基于“生产性劳动”建立的“生产者”共和国的构思与想象的破产。

如果说在阿兰·巴迪欧那里，20世纪是一场“远征”[21]，那么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或者说中国实践为寻找人类未来可能的更为美好的社会形态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成为这场“远征”中悲壮的史诗。但该“史诗”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底层人民可供调动的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资源，为21世纪中国的“我们”的联结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历史地看，中国革命曾创造了一个知识分子集体性地背叛自己阶级的神话，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不是出身底层，但为了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投身革命，为人民谋幸福，创造了“我们”在一起的佳话，并藉此建立社会主义中国。

从延安时期开始，大批的知识分子深入基层，与工农兵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由知识分子与底层人民一起完成未来的现代国家的叙事，知识分子向工农群众学习生产生活的技能、学习群众讲述的历史，建立人民史观。同时工农群众向知识分子学习书写、阅读、文化、哲学等，彼此建构起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打通“人民性”与“民间性”，以“我们在一起”的姿态共同探寻国家未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是，40年代延安以来的以工农群体为主体的传播实践与80年代诞生的中国传播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在理论层面形成自洽的历史解释逻辑？如何在实践层面接续这种传统？

现实来看，当代社会的压迫性结构逐渐形成。虽然“生产者联盟”已经遭到破坏，但是在联合起来的全球资本面前，每一个生产者都受到资本与权力日益加剧的剥削和压迫。这一压迫结构，为“所有生产者”提供了一种休戚与共、彼此分享的社会意识或共同经验，双方面临着参与抗争与挑战不平等的整体结构的共同的实践目标。在外力的作用下，当代“所有生产者”开始反思，并呈现出一种“内转”的趋势，大批都市白领“逃离北上广”，在互联网上分享被老板压迫的经历，反思人生的意义，激起白领阶层的共鸣；大批知识精英深入基层，或者担任村官或者返乡创业。

如果说压迫性结构是一种“外力”，那么回归劳动则是“内力”，以劳动为纽带，为建构作为“我们”的共同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念提供了可能性。追溯到马克思，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劳工结合，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22]35-36米尔斯进一步指出“白领并不是介于资本与劳动之间，他们与薪资工人的财产和阶级位置完全相同。”[22]100因此，需要将“劳心、知识的劳动或脑力劳动”与“技术工、工厂苦役、农事或家务劳动放在相同的平台上”[22]16进行沟通与理解，因为每一种劳动“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它的意涵是创造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23]

回到传播学，吴飞认为“传播研究应该直面的是人类因沟通不善而导致的苦难”[24]，同理“沟通不善”将阻碍“我们”的联结。传播学应当参与其中，致力于不同社会阶层力量的联结，这应是“传播”的关怀。事实上，在词义学层面，“联结”本身包含着传播（或沟通）的内在本质。当代传播学研究与新媒体实践，可以赋予劳动更多的“可沟通性”，这正是“我们”联结的传播学基础。

20世纪的传播学何尝不是一场远征，而今正该归来。

结 语

从“关注”到“发声”，再到“我们”，相对应的主体也从知识分子转到底层群体，再到两者联结，在一起。事实上，回顾中国历史，从“耕读传家”“告老还乡”到“群众路线”“有机知识分子”，正如阿兰·巴迪欧所说，我们从来“不曾放弃过对‘我们的追求”[21]，只是在不同时期，“我们”或者是友爱互补和谐的“我们”，或者是“充满异见”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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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Laurence Gronlund，Cooperative Commonwealth，ed.by Stow Persons，Cambridge，p101.

[24]吴飞.何处是家园——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J].新闻记者，2014，（9）：47.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