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受邀而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汪兆骞

一

狂飙社和《狂飙》杂志，以狂飙突进的精神，团结一大批进步知识青年。狂飙社成为五四以来，除文学研究会以外最大的文学社团。其创办人因谩骂鲁迅，甚至诅咒“《坟》的作者还没有死吗？”而震惊文坛的作家高长虹，自1930年2月赴日本后，便在文坛销声匿迹了。

1941年深秋季节，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出现在天高气爽的延安。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西装，身材显得更加矮小、枯干，一身黄皮肤，面孔扁圆，长着几根稀疏的胡髯。

高长虹来得巧，那时，延安各界刚刚隆重地纪念了鲁迅逝世五周年，街巷还悬挂着鲁迅的肖像和格言。但对这个“二十年代利用和侮辱过鲁迅”的狂人，延安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当时，延安聚集了一批文化人，他们对“狂飙运动”和现代文坛最具才华也最怪异的作家高长虹，“与现实的黑势力作战”的狂飙突进的精神记忆犹新，一些人对高长虹藐视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和唯我独醒、唯我独尊的尼采哲学观念，还心存推崇。

不久，延安各界为郭沫若五十寿辰举行了座谈会。高长虹应《解放日报》之邀，写了有关文章。周扬亲自带高长虹到延安鲁艺去作报告，这是鲁迅的弟子萧军都没享有的荣耀。文协的丁玲也请高长虹在“星期文艺学园”开办讲座。

自此，高长虹在延安炙手可热。大凡文艺界、文化界、教育界有重要活动，总要延请高长虹参加。在台上和媒体的报道中，高长虹的大名也总与丁玲、艾青、周扬等延安文化名人排在一起。

高长虹初到延安受到的礼遇暂且不表。让我们追溯一下，自1930年从文坛悄然失踪之后，他都经历了什么。

写高长虹时，史学家过多去表现他与鲁迅的矛盾，且把责任多推到他身上，说什么高长虹个人头脑膨胀。或过于强化他的乖张怪异的性格。殊不知，早在1926年10月，在经历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其世界观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认为像他这样的“工人”，要由工人来“带领”。到了日本后，高长虹花了很多时间学习、研究俄国的十月革命，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认识，就是在此时，他将自己的名字由高仰愈改成高长虹，以示自己对苏俄的向往。

高长虹于1930年2月从上海前往日本。已经三十多岁的高长虹，不是去日本留学的，如同他后来到欧洲，他是去学习和研究社会的。他到日本没有工作，自然就没有收入，又没有带多少钱去，他常常饥肠辘辘地在长野图书馆读书。住在浅草一家小旅馆里，老板知他是个读书人，不用他按月交房租，有钱则交，没钱也不来讨。

在日本除了为编《中文大辞典》而收集资料外，高长虹和日本左派文人有了交往。他还研究十月革命和苏俄社会。他在题为《普罗列托利亚诗歌之一》的诗歌里，唱道：“红君（红军）”，“请进！请进”，“早在候着你来”。

有趣的是，高长虹读苏俄文学，翻译过高尔基一首诗。还曾给高尔基写过一封信，附上了译稿。但泥牛入海，再无消息，这让高长虹黯然神伤。

是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爱国者高长虹愤然离开他视为敌国的日本，只身到欧洲漂泊闯荡。身无分文的高长虹赴欧洲，路费是在日本经商的山西沁县人、他的崇拜者、二十五岁的王大奇慷慨资助的。

史学家可能没想到，高长虹到马克思的家乡德国，刻苦学习德语，是为学习、研究原汁原味、没有被篡改的马克思主义的。只可惜，1933年，希特勒当了总理之后，法西斯执政，德国共产党遭到镇压，高长虹只能怅然离开马克思的故乡，到欧洲流浪。

高长虹之谋生，多是靠给当地富裕的华侨子弟补习中国文化，得些微薄的酬金，饥一顿饱一顿地生存下来。

高长虹在游走欧洲的同时，时刻不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祖国。1934年，在荷兰的高长虹得知日本阴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便积极行动起来，推掉手里的工作，在荷兰创办了救国会，编印《救国周报》，宣传抗日。高长虹在《政治的新生·自序》中说：

一九三五年负责旅法救国会工作，一二八纪念日在巴黎创刊《中国人民报》，对民族总动员，有较具体的意见发表。同年夏秋旅行瑞士、德国间，草《行动，科学与艺术》一书，分上下两部。上部论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态，下部为国防政策。

又据马蹄疾说，在1936年，写长篇小说《中国》时，高长虹得到“每年一千元的官费”，这让他可以安心创作。当《中国》第一章刚刚写完，就有人找到干枯清瘦、面色蜡黄的高长虹，拿走稿件，译成德、英、意、西班牙文，在那几个国家的报刊上发表。这种殊荣，大概在中国作家里，算是绝无仅有的。

在巴黎時，这位衣帽不整的矮瘦的中国作家，得到享誉世界文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的热情相待，与他有过多次交往。这自然与罗曼·罗兰关注同情受侵略的中国的命运有关，也与高长虹的作品和人品不无关系。作家的心是相通的。

此外，高长虹与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政治家巴比塞的关系尤为密切。中国作家高长虹的作品，被巴比塞发表在他主编的《世界》周刊上，也可见二人的关系。因二人的关系亲密，有人推测高长虹曾加入过法国共产党，后又加入其组织的“世界反帝大同盟”。但无确凿证据，姑妄听之。

1936年9月20日，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当时的旅欧华人、著名文化学者陶行知、胡秋原、朱伯奇、程思远等都参加了这一组织，高长虹也参加了，并与他们一起分到该会的宣传部工作。据1937年《学生报道》说，联合会成立以后，“各会员皆分担工作，在巴黎之职员皆到会办公，每日一时半至四时，晚八时至九时，各皆极忙碌”。

高长虹在紧张工作的同时自己又创办了《中国人民报》，宣传抗日。另一位中国人，后来成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另办了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与高长虹的《中国人民报》一样宣传抗日，两报相互呼应。

二

《胡风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鲜为人知的高长虹从欧洲归国后，1938年到重庆的相关情况：

起初高长虹住在张家花园文协。一天晚上住到胡风处，又由胡风带他过嘉陵江，去看姚蓬子。三人商定召开一次文协谈话会。此前，高长虹在胡风的支持下，与艾青、常任侠等人，先后在文协举办了三次“诗歌晚会”。胡风当时是文协的常务理事，主管文协。

文协借通俗读物编辑社的地方，将北碚的会员请来二十多位，还准备了一顿午饭。四十岁，仍孑然一身的高长虹成了谈话会的主角，谈他旅欧时的艰难经历。在座作家无不唏嘘叹息，似乎忘记了因他对鲁迅刻薄而产生的厌恶感，对他产生了同情，而当他豪迈地“要文协作家签名发起募款，捐献三十架或更多的飞机”时，竟让在座者对他有了敬畏之情。

高长虹鼓动捐献飞机，几乎成了他朝思暮想的一件大事，一个宏大的愿望。他曾在他主编的《大江日报》的副刊《街头》上，发表《多买几架飞机》一文。

半个月后，高长虹又在姚蓬子主编的《蜀道》上发表《加强空防》一文，其中说：

有人会想到献机。不错，这是很可采用的办法。不过，必须注意，老百姓们的衣袋是没有多少钱……最好的办法，是叫有钱人们拿出钱来，买飞机。

过了一天，《国民公报·星期增刊》又见高长虹之《战胜空袭——我们要怎么办？》。

八天后，高长虹再作《要求五百架飞机》刊在《大江日报·街头》上。

接着高长虹又写了《智识分子在空袭恐怖中应负的责任》《空军必须生长》等文章，还做诗《空军是胜利的保障》等。

高长虹的文章引起共产党的注意、认同和支持。《新华日报》的社论也提出扩充空军的要求。

高长虹提倡全民捐献飞机，支持抗战，是他爱国的天真，却也是真诚的表现。

在重庆时，高长虹俨然成为政论家。他写的大量关于抗战的时评，角度新颖、思想深刻、见解卓异，也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一日，他的一个崇拜者，曾是狂飙社成员，现已成为阎锡山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梁武，突然到高长虹居住的旅馆拜访，特奉上白花花的大洋五百。高长虹微微一笑，摇头拒不接受，并不无讥讽地道：“那是刮地皮的钱！”

有文章说，一到重庆，高长虹就以旅欧作家身份，向蒋介石提出过关于抗战的建议。因此蒋介石到高长虹的居所看望了他。史学家曰“当是小说家言，不可轻信”，笔者却认为以当时高长虹的影响，蒋看高之事，极有可能。

在重庆，高长虹不光关注捐献飞机，加强防空力量的宣传与鼓动，他对国民党搞国共摩擦、黑暗专制也有切身感受，极为不满。他写政治评论，如《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对国民党进行诘问，写诗《重庆好像在啼哭》《这社会得换一副面孔》等，嘲讽国民党的腐败专政。

后来，他不愿再在重庆住下去了，就凭着一双脚板，跋山涉水，徒步走數千里，经西安再到延安参加革命。那单薄的身影孤独却坚韧。

在西安，高长虹仍然拒绝国民党的各种利诱，毅然找到驻秋林的八路军办事处的王世英，由他安排奔赴延安。

三

高长虹到延安不足半年，备受欢迎、重视的日子不再，甚至连名字都难再见到、听到。何故？胡风说，高长虹像在重庆那样，“时不时向中央写信，提意见、提要求打扰中央”。

究竟提了哪些“意见”，又如何“打扰中央”，语焉不详。但高长虹性格怪诞，常有非常之举、狂妄之言，倒是有案可查的。比如，有一段时间，延安人对“法西斯蒂”一词不解，一些报刊就作出解释，并引用了斯大林的话。

高长虹在德国多年，经历了希特勒上台后的法西斯统治，对此有切身的感受，对此也做过研究。但见延安对“法西斯蒂”的解释并不准确，他就特意写了一本小册子，名曰《什么是法西斯蒂》。不料，延安不能出版，这让高长虹十分不高兴。他的文章在欧洲，在重庆，从未被禁止发表过。他就把书稿直接寄给了苏联的斯大林，请斯大林“审阅”。以当时延安的条件，这包东西当然是寄不出去的。

高长虹初到延安，边区政府拟聘他到丁玲主持的文协当副主任，他随便找个理由拒绝了。

周扬一开始很器重这位曾敢挑战鲁迅的狂人，拟拉他到鲁迅艺术学院。一次，他请高长虹到鲁艺作报告。高长虹上得台来，就大声说“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等不着边际的狂话。然后他笑视周扬，能言善辩的周扬竟目瞪口呆。

文艺座谈会举行前后，延安的文化人都很振奋、激动。延河畔、窑洞里，作家都在热烈地谈论关于文学艺术的话题。在他们心目中，有机会参加座谈会，是一种莫大的喜悦和荣耀。当那用粉红色油光纸印的毛泽东、凯丰发出的请柬，在很多人手里高高举起的时候，那一张张文化人的脸是兴奋的。

在窑洞里默默读书的高长虹，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小警卫员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接过来打开一看，是邀请他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毛泽东、凯丰发出的。

5月2日下午，座谈会开幕。毛泽东、凯丰站在会场门口，逐一与到会者握手谈笑。高长虹没到。后来派人去请。高长虹表示，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是业余爱好，没兴趣参加。

据可靠的统计，在延安的文化界、文艺界人士中，收到请柬而拒绝参加座谈会者，仅高长虹一人。

这个孤僻的高长虹，一直躲在窑洞里读书、研究和写作，很少出来活动。偶尔与人在路上相遇，他总是低头而过，把那瘦弱、矮小的背影留给行人。

高长虹成了废人、闲人、俗人、孤家寡人，或许这正是他的福分，在延安整风运动和“肃反扩大化”的残酷斗争中，被弃如敝屣的高长虹，侥幸躲过去。虽蹉跎了岁月，却免遭灾难。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延安的文化人按党的指示分赴各地。高长虹向毛泽东提出想到美国去研究经济学，这一要求理所当然遭到拒绝。他提出到东北去开发金矿，用产业为全国解放事业服务，这一要求也没有得到批准。空有一腔壮志，却报国无门，任何一个有志者，心理都是难以承受的（《〈胡风回忆录〉中的高长虹》）。

1954年春的沈阳，人们在东北大旅舍见到了高长虹，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那短小身材上一头梳理得十分整齐的垂肩白发，显得个性十足。他身穿中山装，脚穿黑布鞋，步履稳健地走在大街上，十分引人注目，但无人知道这个孤独的老人，就是那个掀起文学狂飙运动的狂人高长虹。

是年，桃花盛开的时节，这位老人寂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富有传奇色彩的鲜活生命戛然而止。

胡风在他遭到噩运之前，听说高长虹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去，说：“我没去看他，后来听说他病故了。”其间的沉重，让人感慨万端。五四时期培植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磅礴的个性精神，不断在历史变化中，被世故风尘湮灭，高长虹就是悲剧性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