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自审真诚的忏悔

杨文山

巴金的散文《小狗包弟》是一篇精读的重点课文，它是初高中语文课本中唯一一篇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题材重大，视角独特，有着重要的教学价值。

而在实际教学中，有许多学生认为，这不过是一篇浅显的文章，一读就明白了，作品表达的就是一位老人对一只小狗的忏悔。有些教师在课堂上也只是紧紧抓住忏悔这个问题，做了过度的拓展延伸，偏离主题很远。

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必修 1·教师教学用书》也认为：“《小狗包第》讲述了作者家中的一条可爱的小狗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疯狂时代的惨无人道的现实；文章还描写了小狗的悲惨遭遇留给作者心中永难磨灭的创痛，表达了深重的悲悯、歉疚和忏悔之情。”这使得相当数量的教师讲解了这两个层面后，就结束了此课。这真是作品的主旨吗，作家的一系列行为表达出来的就是这两个意思吗？其实这种解读并没有真正抓住文章的意脉，完全没有理解作品的重大历史意义。

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即作品是不是主要为了反映“那个疯狂时代的惨无人道的现实”。让我们先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教学时，了解时代背景是重点之一，教师需要提前布置学生收集，并按要求整理出有关资料。可分文字部分，图片部分；也可按人物来分，如老干部与群众等；或是按专题来分，如工业、农业等。）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文化大革命”做出的历史定性。

叶剑英元帅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讲得更具体一些：“他们（文革中央）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林彪、‘四人帮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他们‘砸烂公、检、法，践踏社会主义法制。他们在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想抓谁就抓谁，只要他们说一声某人是‘坏人，这个人就被投入监狱。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有多少人被他们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整死了。”

这就是对“那个疯狂时代的惨无人道的现实”的概括，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他们用法西斯手段“整死了”许多人。

而巴金在《小狗包弟》中并没有直接去反映这一惨无人道的现实。文中的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作者自己当时“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都没有写到被“整死了”的情形。

文中涉及到死的共有三处文字，一处是“邻居告诉他（艺术家），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没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这也是唯一一处直接写到了死；第二处是“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大妹妹去办。”联系上文的“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来做实验用”，读者可以推知，小狗包弟最后是被医用解剖而死的；最后一处，仅仅写了一句话，“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说的是作者的妻子萧珊，她最后是因癌症在医院去世的。

作者并没有描写那些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被批斗遭虐待致死的情形。从语气上，从情感上都能感受到，作者要重点表达的并不是描写“整死了”许多人的“那个疯狂时代的惨无人道的现实”。尽管通过艺术家的狗和小狗包弟的死，读者完全能够“从一个侧面”推知出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一定发生过许多惨无人道的事情。但是作者无意重揭伤疤，也不想重现那些悲惨痛苦的记忆。

仇恨只能蓄积破坏的力量；愤怒必将销毁奋发的意志。行文上，作者表现出了极有分寸感的文字控制力。第九段写到：隔壁“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一些情况……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这情景实在可怕。”第十一段：“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作者再次写到了隔壁。“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有時倒下一些垃圾……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

这两段写的很含蓄艺术。从篱笆缝里究竟看到了什么，作者并不写出来，只用了一句“实在可怕”就交代过去了。“‘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为了‘破四旧他们闯入了知识份子、富人及官员们的家中焚书，羞辱甚至毒打杀死屋主。”结合第十一段看，那位某工厂的老板显然已不在世了，但是那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横飞的场景，没有呈现给读者半点，作者不想再现那些丑恶的行为。另外，文中的“衰草”“无缝的砖墙”“垃圾”“化粪池”等，也能让读者悟出别样的意味来。

由此可见，如果认为作者就是通过讲述一个小狗的悲惨遭遇，而“从一个侧面”向读者“反映那个疯狂时代的惨无人道的现实”，那就太低估了优秀作家巴金的思想境界，曲解了作者的的创作意图。尽管老作家也吃尽了苦头，备受摧残，但要去博得别人同情，甚至怜悯，巴金是永远不会去做的。

关键是第二个问题，文章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包弟的乖巧可爱，也“描写了小狗的悲惨遭遇留给作者心中永难磨灭的创痛”，也确实表达出了“深重的悲悯、歉疚和忏悔之情”，难道这个还不是文章的主旨吗？

显然不是。有意义的道歉忏悔是一定要面对具体对象的，小狗已经死去很久了，有人向它道歉，它是根本不知道的，因而也就不存在接受作者道歉忏悔的问题，请问这样一个未遂的道歉忏悔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行为不是荒唐的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从牛棚走出来的著名作家，一位同样遭受迫害的近八十岁的老人，反向一只小狗道歉，这是为什么？这有必要吗？他想做秀吗，他又要向谁作秀呢？巴金并没有亲手杀死小狗包弟，那么多的人都被“整死了”，包弟不过是一条小狗而已，它又算得了什么，为此作者竟然使用了“羞耻”“可耻”等一类词语来评价自己，是不是下笔太重了，有没有哗众取宠之嫌？

其实，恰恰就是这个矛盾，引导读者探究到了文章的主旨。明明是一个已经没有了接受对象的忏悔，却还这般严厉深刻地进行着自我审判；明明是一个已经无法实现的道歉，却还这般肃穆真诚地完成着。显然，全部的意义并不在道歉忏悔上。

那么，文章的中心思想究竟在哪里呢？其实就在二者的关系上：道歉忏悔，必须先要有严厉深刻的审判！正如服药治病前，一定要先确诊，真正查清病症所在一样，自审永远是第一位的，自我审判的结果才可能是歉疚忏悔。

如果没有彻底的清算，找不出产生愧疚的根源来，道歉、忏悔就是自欺欺人，就是欺世盗名。忏悔道歉有自愿和被迫两种，其表现也就自然有了真诚和虚假的两类。如果不能完成触及灵魂的自我解剖，任何形式的道歉忏悔都是虚伪的。而虚假的愧疚忏悔比不道歉忏悔更坏，更无耻。

“包弟送走后……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没能保护好一只小狗，成了作者严重的心理负担，竟然这样日夜折磨自己，作者向我们叙说着他的痛苦感受。其实，这个时候的作者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哪还有能力保护一只小狗，不让包弟遭受乱棍的打杀，少让它遭受残忍的虐待，已经是大善之举了。这和那些举报亲人，甚至残害自己父母的人相比，其善良悲悯的情怀足以让人落泪。

吃下安眠药后依然无法入睡的巴金继续审判着自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这是特别真诚的话语。作者能这样感同身受地描写，完全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一位八十岁的老人，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一次又一次感受被割开肚皮的情景，实在是太残忍，太不人道了。

“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

短短的两句话，连用“羞耻”“不能原谅”“可耻”“逆来顺受”这些词语，字字刺眼，句句震耳，有的词语是带有侮辱性的，甚至涉及到人品人格。“为了想保全自己”一语就道出了自私自利的本性，直言不讳。“可耻地开始……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揭示出了明哲保身，丧失原则，毫无斗志的懦弱品行。“逆来顺受”甚至还勾画出了一副奴才相。一个受迫害者，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竟然这样贬损自己，如此深刻无情地揭短示丑。我敢说这段文字在当时就是冲天的核爆炸，耀眼的光亮，巨大的能量，是引发全体中国人心灵振憾的一次十级大地震。

《小狗包弟》写于1980年1月4日，最初发表在1980年1月12日的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上，这时距离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整整5年了，那些无缘无故被“整死了”的人，至今还没有等来一个人的认错；那些受牵连、受迫害但还活着的人，至今没有等来一声真诚的道歉；整个社会，甚至全中国都在拭目以待，都在用无言的期盼测量着良心的份量。

巴金第一个站出来了，面对一只无辜而死的小狗，他从中看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性中的丑恶，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紧摸着胸膛，对自己对世界郑重地说出了真话，坦然地承认了自己的丑陋，证实了自己的卑怯。他血淋淋地撕下了自己虚伪的人性包装。

人性中有着顽强护丑护短的劣根性，从而使自审自判变得无比艰难。在世人面前，揭短示丑，太无情了，巴金做到了；在世人面前，彻底地剖析心灵，太痛苦了，巴金做到了；在世人面前，自己对自己宣判，太没有脸面了，巴金做到了。这是无比坦荡的胸怀，是道德的标杆，是二十世纪中国良心的符号。这就是《小狗包弟》的全部意义所在。

包弟，不过是一条小狗，而且又不是作者动手打杀的，竟然这般严厉的剖析自审，这需要无比巨大的勇气，在当时的中国，在以后所有的日子里，这都是无比珍贵的品质。

半年后的1981年6月27日，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文革的反思批判是深刻的，对文革的评价定性是客观公正的，《决议》还给历史一个真面目，为无数人平反昭雪，極大地慰藉无数受伤害的心灵。党是英明的，历史是无私公正的。

自审是良知的苏醒！苏醒了的良知才能做出真诚的道歉。所以，自审比忏悔更重要更可贵。

所以教师在设计教学时，要抓住“无情的自审”这个重点来拓展延伸，可以广泛联系学生自已，家庭、社会和国内国际的历史、现实，做深入的分析。特别是要评价出自审的深度和诚恳度，看看是否挖到了思想的根源和灵魂的深处。然后，引导学生搞清“无情的自审”与“真诚的忏悔”之间的逻辑关系。当年的红卫兵和现在的高中学生的年龄差不多，没有无情的自我解剖精神，就容易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

一个人善于自审，就会少走弯路；一个民族具有反省意识，就能走向理性，从而使自已的国家强大富裕起来；人类如果不断用批判性的目光审视自己，世界就会和平发展。

其实《小狗包弟》的真正价值，除了以身示范，教给了我们怎样严厉地剖析自我，客观地审视自我，进而认清自我之外，巴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告诫人们不能遗忘历史，尤其是不能遗忘那些用鲜血换来的惨痛教训。

他在《随想录》的前言中写到：“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一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40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那么回过头来看 ‘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20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作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我们家的小端端（巴金的小外孙女）在上初中，她连这点‘幻想也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作业和分数……”

巴金说他要建造一座文化大革命的博物馆，《小狗包弟》无疑就是这座大厦的一块坚实的砖石。

其实，一切的遗忘，都源于没有认识。一个经过理智的剖析，良心审判过的错误，是永远不会遗忘的，更可能永无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