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化到当下

赵艳红

一位邻居开了家玩具商店，经常有青年人到他那里打工。一位小伙子工作满月领到薪水后就辞职了，给老板发短信说：“我是来打工赚钱的，不是听你讲做人大道理的。”那老板的确健谈，每天不住嘴地说，只是观念有些陈旧了。他大概是将打工的小伙子当成旧社会里的学徒工了。

虽然如今的中国比80年前已进步了太多，但是对照现实生活，这本写于80年前的《新事论》所论所述依然不算过时。书中反复强调的生产家庭化社会，虽已渐行渐远，但是与之相配套的观念似乎依然存在。冯友兰在书中写道：中国原来是生产家庭化的社会，所以原来的教育制度，亦是以人以家为中心者。现在我们要变成生产社会化的社会，所以我们的新教育制度，亦是以社会所设教育机关为中心者。看惯了旧日的教育制度的人，看见现在的新教育制度，不免有许多地方不顺眼。他们不知，两种制度，本来就有许多差异。他们只见现在师生的关系，太疏远了。从前是“师徒如父子”，现在是“师徒如路人”。他们觉得，这亦是“世风不古，人心日下”的一端。在這种工厂化的学校里，传授知识固然还没有什么困难，但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事，这些工厂化的学校，既不能有一个“人师”为中心，则学生在这一方面，完全得不了什么益处。

关于先进文化同化落后人群的文化，冯友兰将其打比方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关系。他幽默地写道：“人若能坐在重楼叠阁的建筑里，有地炉暖得满室生春，他万不愿意再去坐在旷地里的蒙古包里，烤马粪火。”当然，城里与乡下，既是相对的，又处于不断变化当中。中国人的城里人的资格，保持了一千多年，不意到了清末，中国人遇见了一个空前的变局。中国人本来是城里人，到此时忽然成为乡下人了。西方成了城里，东方成了乡下，所以我们中国虽有的是原料，而制成品却须往外国买。我们有麦子，而所谓洋面渐渐压倒本地面。在这种情形下，如专提倡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以抵制西方势力的侵入，那是绝对不能成功的。那该怎么办呢？乡下人如果想不吃亏，唯一的办法，即是把自己亦变为城里人。

本书一再强调生产家庭化的社会与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之不同。不是说传统文化都是落伍的，而是传统文化的根变了，社会不再是以家庭化生产为主。冯友兰重视经济基础，不空谈社会制度改革，他说：一种社会制度，是跟着一种经济制度来的；一种经济制度，是跟一种生产方法来的。不从根本上着想，不从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讲“应该”，讲“奋斗”，讲“法律”，都是无补实际的。

我的一位亲戚开了一个小厂子，她说她在车间做过一项调查：假如日本打来了，你会选择怎么做？她事后说，做这个调查是有目的的，想看看员工的忠诚度。你若不爱国，又怎么会爱我的厂子呢？人们总是习惯用以小见大的方式类推，其实，那十有八九是诡辩。冯友兰书中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一种社会中的人的行为，只可以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批评之。如其行为，照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是道德的，则即永远是道德的。此犹如下象棋者，其棋之高低，只可以象棋的规矩批评之，不可以围棋的规矩批评之。”脱离人之环境，空谈道德，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