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经济学的四个确定性

迈克尔·斯宾塞

好消息是，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张白纸。随着此前的假定、偏见和禁忌被一扫而空，我们有可能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成功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国家具备相当成功的增长模式。可以说，“二战”后的30年是全球化的黄金岁月。

全球化在20世纪70年代及以后仍滚滚向前，但其增长模式已经改变。尽管GDP增长依然强劲，但受经济全球化所隐含的劳动套利以及破坏性数字技术的推动，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制造业岗位纷纷消失，中位收入停滞不前，职业和收入极化加剧。这一新模式贯穿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21世纪后更是不断加速，导致不平等性急剧升高，破坏了全球化的基础。

各国对此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国家采取措施降低不平等性，如通过税收制度实现的再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各种社会保险，以及支持有效的再培训等。

在抑制性力量较弱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收入、财富和机会不平等最为严重。由于缺乏高效的政策应对措施，加之经济议价力量得到提升的群体对此漠不关心，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愤怒不已。

除了分配问题，部分欧洲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增长萎靡和失业率高企。在欧洲，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制度设计缺少“安全阀”和调整机制。

持久的非包容性增长最近正在改变经济。在这样的状态下，能打破循环的是政治因素，并且场面通常十分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