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夫人江冬秀的识见

2017-03-21 19:47杨建民
同舟共进 2017年3期
关键词:江冬秀胡适

杨建民

【“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

说起胡适的婚姻,有人总觉着胡适这样的大师,娶了个“旧式”小脚太太,与他新文化倡导者的身份颇为不符。举一个例子,知名学者夏志清就在《胡适杂忆》(唐德刚著作)的序言里直言不讳:“在表面上看来,胡适夫妇恩爱白首,非常幸福,但我总觉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他认为江冬秀常常打麻将,弄得胡适工作情绪不佳,在精神上显出老态:“太太一打牌,家里客人多,胡适既无办公室可去,要静心读书写文章,也不可能了。这样长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适即使有早年的壮志雄图,也消磨殆尽了。”1920年,胡适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的诗: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的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从诗里,夏志清更是看出:“这虽是首幽默诗,我们也看得出二人婚后精神上毫无默契。”

可有意思的是,胡适本人却不这样看。

他曾十分认真地与人探讨过这个问题。1921年8月30日,胡适的老朋友、商务印书馆老一辈人物高梦旦在请胡吃饭时,谈到了他的婚事。高梦旦说,许多旧式人物都恭维胡适不违背“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高坦承自己之所以敬重胡适,这是原因之一。胡适问:这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呢?高回答:这是一次“大牺牲”。胡适却说:我平生所做之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高问他:为何说此事“最讨便宜”?胡适这样解释: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作什么牺牲,不过是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说到家庭,他认为“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从这段交谈中,我们起码可以得知这样的事实:胡适的婚姻,并非他人认为的那么不和谐;社会对其婚姻的大力肯定,更使胡适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两重的获益,在他看来,怎么能说是“牺牲”呢?

但作为外人,确实很难相信他们之间会有理想的婚姻生活。胡适曾留洋,归国即为北京大学教授,又以倡导新文化名噪天下。可他却和一个基本不识字(订婚后在胡适的一再要求下,才略略识得不多字)的“小脚”女性成婚,岂不“太不和谐”了吗?当然,婚姻和谐与否,起作用的因素颇多,我们似乎可以从其

妻子一方去探求,看能否有所收获。

【大方向上有眼光、有见解】

尽管别人说了许多话,可胡适却不认可,其中缘由,是否与夫人在大方向上有眼光、有见解相关呢?先讲一件事。胡适一生虽然颇为干练,有相当的议事、办事能力,可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待在大学,以教书著述为生。抗战开始后,政府当局急需一个驻美大使,这份差事最终落到胡适身上。胡适爱护清誉,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恳请之下,纠结很久才接受下来,“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接受驻美大使职务后,胡适写信告诉夫人江冬秀(此时胡适在西方各国开展演讲等活动,争取获得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及援助):“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了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随后他表示:“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尽管如此,江冬秀仍很不满意。她在回信上规劝胡适“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还自责:“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的。”胡适写信保证:“我将来要做到这一句话。”还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在大事面前的态度,胡适与江冬秀一致,这是他们婚姻牢固的重要基础:“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注:族人)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

1940年4月,有人给在上海的江冬秀道贺,说胡适要回国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了(接替刚刚去世的蔡元培),她一听,急忙给胡适写信:“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甚)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得)定点,不要再把一支(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在美国的胡适复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出任驻美大使之后,胡适还有多次出任外交部部长、驻外大使、行政院院长等的机会,他虽偶有犹豫,但终于拒绝,这其中有他的看法,应该也有江冬秀的影响。

【办事利落,仗义疏财】

江冬秀还有很多其他女性缺乏的办事能力。譬如,胡适上两辈长亲的棺木未入土,厝在地上。后通过族人,购下一块地,1928年时由江冬秀在家主持修造。此事颇为麻烦,从胡适与江冬秀的通信看,前后用了数月功夫,胡適负责寄钱,托名人(郑孝胥)书写墓碑等,江冬秀则在当地操办具体事宜。中间因表述有误或信函相隔太久,江冬秀还有些抱怨。胡适了解妻子:“真正对不住你,我心里真不安。但这件事非你办不了,我同绍之都不行。等你回来,好好的谢谢你。”“你此次替我做了这件大事,我心里只有感激,一百二十分的感激。”这不是虚誉,这样具体的家务事,胡适应该不如妻子办得好。胡适后来在碑文上加了两行小注,刻石为记:“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功,吾妻冬秀。”互补长短,这也该是夫妻之间合拍的重要之处吧。

胡适成名早且名声大,到他家的友人也多。这就容易出现问题——人情往来的事情,如果都得大忙人胡适本人打理,如何分身?此时做夫人的必然要多担待。江冬秀虽然识字不多,可处理这些事情,却有出色的能力。曾在胡适家中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罗尔纲,后来回忆道:“我处胡家五年,我却常常感到,假如适之师夫人是个留学美国的女博士,我断不能在胡家处五年。我感觉江冬秀师母是个体恤人情的人。我在上海多年都是穿一件卫生裤,随适之师到了北平,这条卫生裤怎能抵得住北方冬寒?她立刻给我缝了一条厚棉裤。我到北平只穿多年穿的外衣,她把适之师穿的皮衣给我穿。”

一个识字不多的女性,在一般人想来,因眼界所限,她也许会不够大气。可江冬秀虽然对一些商家不大客气(譬如出版《胡适文存》等著述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因为版税及借款等事宜,弄得胡适不愉快,江冬秀便请人写信,连续去函催索),对一些她认可的事,却颇为大度。1938年7月17日,胡适在给江冬秀的一封信里说:“我很赞成你捐二百元给周先生的学堂……你在患难中,还能记得家中贫苦的人们,还能寄钱给他们,真是难得。我十分感激。你在这种地方,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女儿,不愧是我母亲的媳妇。”这时抗战刚开始,到处兵荒马乱,胡适身在国外,江冬秀带着孩子也从北平逃出,到外地避难。这时,江冬秀还给家乡学校捐款,且数目不小,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罗尔纲还记述了一件事。抗战开始,他和同样受到胡适照应的吴晗一起来到天津,准备候船南归。江冬秀此时也在天津一周姓人家借居。吴晗叫罗尔纲带他去向师母(江冬秀)借钱,以便赴云南大学任教授的职位。开始吴晗说要借300元,罗说100元就够了,为何要这么多,吴便解释要多借200元,留给在北平的袁震(吴晗未婚妻)用。两人见到师母,说明来由后,江冬秀立即转身取了300元给吴晗,说:“我送给你。”罗尔纲感慨:“我还不曾见过家庭妇女如此大方哩。所以我认为江冬秀师母是个体恤人情的人。”(《胡适琐记》)

胡适平素待人,三教九流都能谈得来。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但是这种人与人间的吸引力却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禀赋”。他的妻子江冬秀,也给许多直接接触她的人以好印象。唐德刚回忆说:“胡伯母是一位相当爽朗的老太太。和她相比,她那位白面书生的丈夫,反而显得拘谨。胡老太太向来未叫过我什么‘密斯特或‘先生。第一次见面,她对我就‘直呼其名。几次访问之后,我在她的厨房内烧咖啡、找饼干……就自由行动起来。”有时江冬秀做了家乡菜,也打电话招唐德刚“赴宴”。一次,江打电话叫唐去吃“豆渣”,说是一道在美国吃不到的“安徽菜”,要他“赶快来”。唐德刚在赴宴途中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是豆渣,等他吃后才明白,那原是做豆腐时剩下的渣滓,加五香杂料炒出,十分可口,是安徽农民最普通的下饭菜。唐德刚少小离家,“竟然把它忘怀了”。

【天性“纯良”】

在美国期间,一次胡适外出,江冬秀在家中厨房烧饭,一个体型彪悍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江冬秀并没有尖声呼叫,反而显得相当沉着,她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转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那位窃贼看了江冬秀一眼,便真的从门口“Go”了。老太太把门关好了,又径直返回厨房烧菜去了。这件事,胡适到了晚年还常说给他人听:“如果她那时喊贼,贼可能会用武器打她的。有了这次事情之后,大家说:‘胡太太开门送贼。”(《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虽然江冬秀起初几乎不识字,订婚后经胡适一再督促,她才开始学习识字,开始试着与胡适通信。前面我们引述她的文字,虽然看上去“白字”较多,可意思表达还是清楚的。江冬秀也遗憾自己早年没有读多少书(当然,据友人回忆,她读过很多金庸的武侠小说),她后来的识字水平达到怎样的程度,有唐德刚的一段文字可为佐证。在美国时,江冬秀就告诉唐德刚自己在写自传,当时唐没太留意。胡适逝世后,江冬秀去了一次美国,她向唐德刚哭诉了一些不平事后,忽然交给他一大卷铅笔写的稿子,要他替她“看看”,其中一部分据说还是寄居在曼谷时期写的。

唐德刚谈了他读这份手稿的感受:“我取回在灯下展读,觉得那份稿子太可爱了。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的社会史料……”江冬秀回忆了她当时婚期已近,如何预备妆奁,大喜之日又如何“上轿”和坐在花轿里的心情等,唐德刚仔细咀嚼后,感叹道:“这种纯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纯真、最朴素的笔头,才能写得出来。一经用‘才华来加以粉饰,失其原形,就反而不美了。”

说起江冬秀的“纯良”天性,胡适的一位近亲也很有体会。后来参加新四军的石原皋是胡适亲戚,早年曾在胡适家里住过一段时间,与江冬秀相熟。当时正值抗战后期,为安全起见,石原皋送江冬秀回到安徽绩溪的上庄村,当时那里有国军驻防,也有新四军的游击队经过。安徽省保安司令部的第四团驻扎在此,保安四团白天常常来镇里抓人,但凡有人被抓,共产党人便去找江冬秀,“她总是派人拿她的名片去保,将人保出”。胡适在家乡一带名气极大,所以江冬秀拿名片“保人”还是管用的。

婚姻本身就是一桩很难经营的人生课题。在外人看來,胡适名气大,学问不差,按对应的关系,怎么也该找一个名气、学问相应的妻子。可倘若胡适真找了这样一位,各顾各的学问事业,谁来料理家庭一摊子事;谁在他夜半写文章时,一边抱怨他不该糟蹋身体,一边预备好两个鸡蛋,待他饿时开水泡着吃?在大事上能够想法接近或一致,且意志坚定,对于胡适这样略有优柔的人,是能起到“宁心定志”作用的。从这些方面看,他们当得起张爱玲的评价:“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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