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骑士拉萨尔

周树山

19世纪欧洲的工人运动中，拉萨尔是一个重要角色。他一度成为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有自己的纲领和主张，得到了工人的爱戴和拥护，并引起了流亡在外的马克思的关注。他是唐璜和堂吉诃德的结合体，如同一道闪电，短暂地划破历史的天空，然后沉寂下来……

母亲和情人

1825年4月11日，斐迪南·拉萨尔出生在波兰布雷斯劳（现弗罗茨瓦夫）一个富有的犹太绸缎商人家庭里，他是家中独子，极富才华，很受父亲的宠爱。拉萨尔爱搞怪和恶作剧，在学校读书的少年时代，一语不合，就要和人决斗。拉萨尔瞧不起家里的绸缎生意，立志要在学术上大有作为。

一开始，拉萨尔在莱比锡的商业学院就读，但学校枯燥沉闷的生活与他的个性极不相投，一位老师挖苦他说，他未来可以当演员，适合演《威尼斯商人》中的放高利贷的犹太商人夏洛克，他不能忍受这种侮辱，决定退学。后考入弗罗茨瓦夫大学，但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攻击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学派，为表示不满，他参加游行示威以示抗议，结果被蹲了十天禁闭。不久，他又转学到柏林大学，在那里，他迷上了黑格尔。年轻的拉萨尔从黑格尔哲学中汲取力量，变得更加自信，觉得自己就是黑格尔“精神理念”的化身。他写信给父亲：“通过哲学，我已经变为自我包含的理性——换句话说，我是自己的上帝。”

“我是自己的上帝”，这是拉萨尔精神独立的宣言，也是他后来人生中全力投入的奋斗目标。此后，他遇到了一个机会。

一位名叫苏菲·冯·哈茨菲尔特的女伯爵，出身名门，17岁时嫁给一位同样出身名门的男伯爵，在看重门阀地位的时代，这算得上是一桩美满婚姻。然而，丈夫却对妻子十分恶劣，不仅在外拈花惹草，而且不许她接近自己的孩子。他警告自己的儿子，如果不和母亲断绝关系，就取消他继承财产的资格。女伯爵提出离婚，但在封建传统顽固的德国，几乎无实现的可能。此时，年轻的拉萨尔挺身而出，介入了这场与己无关的家庭纠纷。

他从父亲那里弄来一笔钱，买通领地的农民为女伯爵作证人，同时买通报刊，大造对伯爵先生不利的舆论。同时他不依不饶，要求伯爵亲自出面道歉，否则将诉诸武力——这下惹火了伯爵，谈判因此破裂。这场离婚官司竟拖了8年之久，前后动用证人达358人，审案法官36人。这期间，拉萨尔听闻伯爵有一首饰盒，内藏向情妇私授财产的文件，就买通了一人前去盗窃，结果盗窃者没有得手，反倒被逮个正着。窃贼供出了幕后指使拉萨尔，拉萨尔随即被关进监牢。

这场官司磨砺了拉萨尔的斗志，成为他参加政治斗争的预演，他在牢里读到了法国人布朗基的《告人民宣言书》，深受鼓舞，将之贴在牢房的墙壁上。他出庭受审时，在法庭上发表了长达6小时的演讲，将指使盗窃首饰盒案说成是“自己对维护人权的努力”。19世纪中叶的欧洲，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任何对政府和权威的反抗都会招来喝彩。女伯爵此时也不断地出现在公众场合，抨击保守势力。最后，拉萨尔被无罪开释，并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在城市大街上，拉萨尔和女伯爵并肩走过，引起了人们的欢呼致意。

在患难与共中，拉萨尔与女伯爵走到了一起。后者大前者整整20岁，但拉萨尔对她情意绵绵。英国作家劳伦斯曾写过一部题为《母亲和情人》的小说，对于拉萨尔，女伯爵真正承擔了母亲和情人的双重角色。在她的调教下，拉萨尔变得温文尔雅。

32岁那年，拉萨尔跑到了柏林，此时，女伯爵除了提供钱财供他挥霍外，对他再无任何意义。凭借天分，拉萨尔很快就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他炫耀自己在柏林有豪华大宅，上流人士轮番来拜访他。他玩股票，出入社交场合，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追逐异性。在意大利，为争夺一位有夫之妇，他和一个军官大打出手；他看中了一个俄国军官的女儿，给她写了40页的情书，并要求女伯爵支持他的恋爱。可这时他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他的一条腿残废了，不得不依靠轮椅出行。

柏林来客

1862年，拉萨尔打算从柏林去伦敦看望马克思，这使马克思内心很纠结。此前一年，拉萨尔曾在伦敦招待过马克思，极尽地主之谊，如今拉萨尔要到伦敦来作客，马克思理应回报，为何还会纠结？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并不如意，作为政治难民，一家人常常陷于经济困境，尽管恩格斯不时给以接济，但仍然不见大的起色。前几年，马克思的岳母去世，留给女儿120英镑，他们用这笔钱买了一套新家具，搬进了梅特兰公园附近的一套大房子。可一家人刚安顿好，美国的《纽约论坛报》便开始缩减马克思的专栏文章。生活费上涨，收入却减少了，马克思虽向恩格斯求助，但恩格斯也拿不出太多的钱（每月固定5英镑）。

拉萨尔来的那一年，马克思的两个女儿一个17岁，一个18岁，为了女儿们的幸福，马克思送她们去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还花钱让她们学音乐。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可怜的孩子们，我真为她们感到难过，外头正在举办博览会，她们的朋友都玩乐去了，她们却只能在家里枯坐，而且还要担心朋友们上门来找她们，看到家里的悲惨状况……”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房东、面包商、杂货商等都带着欠条相继登门，医生告诉马克思，小女儿杜茜因营养不良，得了黄疸，需要治疗……在困窘无助之时，拉萨尔翩然而至。

马克思注意到，这位客人一天光抽烟和车马费就得花一磅以上。他对恩格斯抱怨，拉萨尔似乎觉得他没有固定职业，只从事一些“理论性的工作”，就可以随便糟蹋他的时间。更使马克思恼火的是，拉萨尔竟提议让马克思的一个女儿去给女伯爵当侍女，这样家里可以少一张嘴，还能挣钱贴补家用。马克思虽然穷，但还不至于想让女儿沦落成仆人。

一天，马克思神色不佳，拉萨尔询问他是否经济上有困难，并答应无条件借他15英镑，但如果还想多借，需要找一个人作担保。离开伦敦后，拉萨尔给马克思去信，求应由恩格斯出具一张亲笔署名的借款担保，并要求马克思在借据到期前8天偿还全部借款。马克思的回信带着戏谑和嘲弄的口吻，说自己的名字不想和他那种有资产阶级身份的人有任何瓜葛，他也不想玩这种“资产阶级游戏”。

其实，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关系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早年，拉萨尔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均遭否决。一是人们怀疑他别有用心，二是他和女伯爵扯不清的关系让人侧目。

马克思讨厌拉萨尔的矫揉造作，也厌恶他大言不惭的口气，所以对他一直心存戒备。恩格斯一度担心拉萨尔会取代他成为马克思的合作者，就宽广的胸怀和容人的雅量来说，拉萨尔与恩格斯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1861年，拉萨尔邀请马克思到柏林作客，两人商定由女伯爵出资办一份报纸，马克思提议也请恩格斯参与其中，拉萨尔表示同意，认为“三个人也不算多”。但他随后提出了附加条件——如果遇事需要表决，马、恩二人只能算一票。拉萨尔知道，他们两个同声同气，如果算两票，他便永远是少数派。只是后来形势有变，办报的事也付之东流。

人生巅峰

尽管在伦敦的马克思处有过不愉快的记忆，但拉萨尔回到柏林后，很快就展开了人生新篇章。

拉萨尔之所以异峰突起，源于他从前在工人中积累的声望。德国的民主进程一波三折，1848年通过全民投票的法案，翌年改为三级投票权，即按纳税多寡来决定投票权，工人阶级和小布尔乔亚的投票权被剥夺。拉萨尔积极奔走，大声疾呼，为争取工人阶级和底层人民的投票权不懈努力。他在柏林的工人组织面前发表演说，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斗争，这次演说，他称之为“工人纲领”。

这本小册子刚一出版，就遭到了当局的查禁，拉萨尔也以“公开煽动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的罪名遭到起诉。在法庭上，庭长是德国哲学家谢林的儿子，拉萨尔引用谢林的著作嘲讽并驳斥法庭的起诉，宣称拥护无产阶级的立场。从莱比锡赶来旁听的劳工代表们要求成立德国工人阶级的议事团体，1853年3月，拉萨尔呼吁：“劳工的党现在要成立了，这个党必须同时有理论上的认知基础以及实际战斗能力，我愿意为此赴汤蹈火！”他毫无悬念地被推举为新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

此时的德国，是“铁血首相”俾斯麦掌权，他注意到这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随即邀请拉萨尔会面商谈，讨论劳工阶级的处境以及改善的办法，以使政局和谐稳定。拉萨尔自此介入高层政治，成为劳工阶级与政府沟通谈判的首脑人物。拉萨尔认为俾斯麦是一个庞大权力（国家）的首脑，自己同样是一个庞大权力（劳工阶级）的首脑，他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章程寄给俾斯麦，并附言：“在此为阁下献上敝王国的宪法，您可能会为此而羡慕我。”

尽管拉萨尔以工人王国“国王”的身份和俾斯麦打交道，但作为一个保守的政治人物，俾斯麦手握大权，对拉萨尔这种“黑马”自然不放在心上。不久，俾斯麦开始取消政治集会，拉萨尔自以为党羽众多，可以和俾斯麦分庭抗礼。

1864年1月，俾斯麦准备和丹麦开战。战前，拉萨尔在一篇工人宣言中攻击俾斯麦：“想当欧洲霸主，痴人说梦！”可事情的进展出乎意料，俾斯麦对丹麦的战争大获全胜，为普鲁士夺得了土地和很多权益。胜利让俾斯麦底气大增，他决定抛弃拉萨尔，便给拉萨尔去了一张条子，告诉他自己太忙，今后恐怕不能再和他会面。拉萨尔岂能善罢甘休，他觉得自己已然是高层政治中的一员，应和首相一同治国理政，但俾斯麥仍未加理会。

拉萨尔继续组织反政府的暴动，当局也开始抵制他。警察不断登门搜查，弄得他精疲力尽。他的身体亦每况愈下，声音变得不听使唤，每次演讲前，必须在喉咙处擦硝酸银，方可发声。但是工人们依然奉他为领袖，忠心耿耿。一个夏季的最后一天，拉萨尔离开杜塞尔多夫，工人们一路把信赖的领袖送到车站。火车汽笛鸣响，拉萨尔挥手和工人们告别——自此，他走下无限风光的人生巅峰，进入人生的最后里程。

为爱情而战

拉萨尔在逃亡路上遇到了一个年轻女孩，这次邂逅再次点燃了他的生命，但也让他走上了毁灭之路。

女孩名叫海伦。在柏林时他们就相识，并且有过一段暧昧关系。海伦有着一头金红色头发，身上带有犹太血统，热烈、性感，具有反叛精神。她对拉萨尔说，如果父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就一起私奔到埃及去。此时拉萨尔已近40岁，他已不再想玩情爱游戏，还是决定与女孩一同赶往日内瓦家中征求她父母的意见。

女孩的父亲多宁格斯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见女儿领回这样一位满面病容的政治流亡者，而且要做他的女婿，怒不可遏。他立刻将女儿带离了日内瓦，拉萨尔见不到他的情人，着急万分。他四处托人说情，给海伦的父亲施压，让他和女友见面，种种手段皆不奏效后，最终他寻求法律途径，说海伦已成年，要状告多宁格斯先生干涉女儿的自由。

多宁格斯先生被他纠缠得没有办法，最后同意让女儿和他见面。可此时的海伦已经变卦，她说，她从没想过要和拉萨尔结婚，她要嫁给罗马尼亚一位年轻贵族，两人已有婚约。拉萨尔没料到，一番努力竟换来如此结局，不仅输掉了美人，而且输掉了尊严。于是，他提出和多宁格斯先生，还有那位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罗马尼亚情敌决斗。

年轻的罗马尼亚贵族冯·拉科维兹先生欣然同意。1864年8月28日，决斗场上，对方开出的一枪打中了拉萨尔的下腹，三天后，他告别人世。

拉萨尔死后，马克思致信恩格斯：“拉萨尔的不幸事件整天缠绕在我的脑海里头，不管怎样，他毕竟也是一位系出名门的老战将，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出突然，我们无法相信一位曾经那么活泼有力的人现在竟然死了……这实在是他一向不谨慎的行为所导致的。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和他之间过去几年的关系一直蒙着一片乌云，这固然是他的错，却令我于心不安。不过，值得安慰的是，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我从未接受任何人的挑拨去攻击过他。”

拉萨尔已长眠于地下，对马克思的话，他会怎么想，我们已无从得知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