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刘光第

刘诚龙

一个人若出身寒苦，身至富贵地后便开始大捞特捞，谓“穷凶极恶”，贪的根子在于穷。但也有出身寒苦，始终保持本色的。孔子很早便发现了人性的多样性：“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为先前穷而转了富贵，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固穷，不争；一是捞富，猛贪。

刘光第本是福建人，后来举家迁到四川，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便是“君子固穷”的典型，其祖父是穷死的，“隆冬时尤衣败絮，寒不可支”，家里生不起炭火，只好去别家蹭火烤，邻居打他、骂他也不走。后来“曾不得少待须臾，获一日之饱食而后死也”。到了他爹一代，情形稍有改观，但也常常入不敷出，两三个月才能吃上一顿肉，不过数两。

刘光第本人也穷得叮当响。他于光绪九年（1883年）中进士，授刑部后补主事，因家窮凑不起路费，多年不能进京就职，后来是亲戚借给他一些银两，才得以上路。他唯一的一身“布袍服”穿了10年，也仅置这一身，以出入正式场合，平日周身衣裳无一丝绸罗缎。其妻与子女呢？妻是“帐被贫瘘”，居寒冷彻骨的京都，暖夜的被子要么是硬邦邦的，要么是空荡荡的；儿女“蔽衣破裤，若乞人子”。他曾在书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以致连厨手亦不能请了，全是一婢女与敝室同操作，日无停趾。”

刘光第住在京城，因为租不起城内价格昂贵的房子，只得在郊外租了几间煤球房，屋子破旧不堪：“去夏大雨后，顶槅全漏，烂纸四垂，屡次觅裱糊匠不得。及觅得，又以价太昂，屡相龃龉，直至冬月，始迫于不得已，费十余金，乃收拾完好……”家中离衙门足有12里路。明朝的屠隆曾描述京都“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同乡的京官劝刘光第不宜节省，不然恐致病症。

刘光第当京华宦客时，曾算过一回账，要维持一家几口的开销，每年非六百金不可”（禄米除外）。他官至六品（比县太爷高一级），“俸银五十余金”，七七八八加起来，福利加工资大概百两，还有所谓“印结银”，每年可得一百五十。所有薪金加起来，离最低生活保障仍差一大截，只好举债度日。

刘光第官居刑部，其实要榨钱，只需手指轻轻一捏，数钱数到手抽筋。他虽是候补，在刑部弄大钱难，但弄些信息费、中介费，不在话下。他却是不打主意，凡有礼馈，一概谢绝。

刘光第太老实了。送人情是官场润滑剂，他不送：“向例，凡初入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不喝人情酒，一个朋友都没有；不送人情钱，半个官位难升迁。“少交游，寡应酬”，起作用的大官，他不去祝寿；皇亲国戚新婚，他也不送贺礼，即便去了，也是找角落坐下，一言不发，不和别人交流。“官刑曹十余年，虽同乡不尽知其名”。有人看他成天穿着破旧衣服，欲以纱麻等袍褂相送，他却婉拒之。

同乡或不晓得他，但同事与领导应对他象深刻的。刘光第不搞关系，不过他上班特守规矩，出勤率于六部九卿里居第一。路最远，签到最早，下班最晚；节假日于他而言，几乎没有概念。坦率说，刘光第这么苦干勤干，心里头也是存有梦想的，梦想着人家来发现他，提个一级半级，对于这点，他也承认：“主稿等均劝勤上衙门，一月得二十天都好，如能多上，便见勤敏。”

刘光第的候补刑部主事当了十年。大清有捐班制，国考考不上的，花一笔钱，就可买个局长、县长干，职位少而买官者多，故而候补也多，候补十年、几十年的也有。刘光第非捐班出身，他是正途官人，也在此位上蹭蹬了十年。

到1898年，他在给族弟的信中说京中银价跌减，而百物腾踊，如果不是弟弟接济，将难以维持生计。他渴望补得实缺：“如下半年能补缺，则能多得俸银六十金（半俸只六十金），加以县中公款百廿余金，或可勉强撑拄下去矣。”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刘光第关注战局的发展，他明知自己位卑职低，上书言事于法不允，但“缕缕愚忱，不能自已”。他奋笔写出《甲午条陈》，除要求皇帝“严明赏罚”“下诏罪己”“隆重武备”之外，还尖锐地指出：“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权当归陛，乃得专图。”劝光绪帝不要让政于慈禧。

1898年，光绪打算除沉疴，行新政，京城局面大有耳目一新之势。刘光第以为“此时下手功夫，总在皇上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便积极参与维新派的活动。

他曾与同乡京官倡设蜀学会于皮库营四川会馆，由外官、京官捐助数千金，添购书籍仪器，聘请中西教习，讲求时务之学。后得湖南巡抚陈宝箴举荐，于1898年9月4日受到光绪皇帝的接见，赏他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刘光第终于蒙受皇恩，而此时他仍无钱添置任职所需的物品，“目下用度顿添，异常艰窘”。

吊诡的是，百日维新，维新百日，刘光第百日而后，被斩首菜市口。刽子手到郊区刘府，只见“家具被账甚简陋，夫人如佣妇”，刽子手都良心发现了——说刘“乃不是一官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