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问题不在于中国经济在白银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是因为走得不够远,没有能够在财政货币方案上
驶出历史的三峡
白银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并非一些人所谓的“出口转内销”的结果。由于自明清至民国时代中国经济屡遭“银患”困扰,关于白银问题的探讨也一直见诸官学两界有识之士的著述中。不过,以货币为主线谈中国经济史的著作不多见,而以白银与中国经济的“纠缠”来系统勾勒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史的著作更是少有。因此,《白银帝国》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填补了大众经济学读物在此一领域的空白。
近年来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台湾学者林满红(《银线》)以及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对白银之于东亚贸易圈、世界经济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和中国在其间的命运起伏多有探讨,让人们的视野为之一新,不但打破了人们关于中国社会“闭关锁国”的成见,也促使人们以更为国际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世界近现代史的角色。
不过这些充满历史“修正主义”色彩的著述,与其说重点在于重新“发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并将中国的“早期现代”大大提前,不如说作者们更注重的是对欧洲中心论史观的颠覆,意在通过赋予“白银时代”的中国经济以更大的权重,来构建一个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乃至社会发展史。
当然,由于或多或少受由外向内看问题视角的限制,这些著作对于中国国内面对白银冲击时的思辩和因应之道背后的历史脉络涉猎不多,对于中国货币思想史更鲜有详尽的探讨,而《白银帝国》则从货币通史的角度进行了较为详备的梳理和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