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捍卫开放社会

乔治·索罗斯

当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刻。开放社会处于危机之中，各种形式的封闭社会——从法西斯独裁到流氓国家纷纷崛起。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是民选领袖没有满足选民的合理期望和愿望，这一失败导致选民不再对民主和资本主义抱有幻想

早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我在向朋友们致以问候的时候说：“这是非同寻常的时期，祝你在乱世中好运！”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和世界上的其他人分享这一信息。但在这么做之前，我必须告诉你我是谁、我持有什么立场。

我是匈牙利裔犹太人，今年86岁。二战结束后，我成为美国公民。很早我就领教了哪种政治体制胜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1944年，希特勒德国占领匈牙利，这是一段对我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历。若非家父深知局势的严重性，我大概早已丢了性命。他为自己的家庭和其他许多犹太人伪造了身份。在他的帮助下，大部分人活了下来。

1947年，我逃离匈牙利，到了英国。作为一名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我受到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影响，并以“可错性”和“反身性”为基础发展出我自己的哲学。我区分两种政治体制：第一种体制是人民选择领袖，领袖应该保护选民的利益；第二种体制是统治者操纵臣民以满足统治者的利益。在波普尔的影响下，我将第一种社会称为开放社会，第二种称为封闭社会。

这一分类过于简单化了。纵观历史，各种不同程度的变体随处可见，既有运转良好的模式，也有失败的国家，还有各种处于不同状态、不同水平的政府。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区分这两种体制类型非常有用。因而我成为第一种体制的积极推动者和第二种体制的反对者。

我认为，当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刻。开放社会处于危机之中，各种形式的封闭社会——从法西斯独裁到流氓国家纷纷崛起。这是如何发生的？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是民选领袖没有满足选民的合理期望和愿望，而这一失败导致选民不再对民主和资本主义抱有幻想。很简单，许多人觉得精英偷走了他们的民主。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仅有的超级大国，致力于民主和自由市场原则。此后的重大发展趋势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其推动者宣扬全球化增加了全世界的财富。但這一观点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忽视了一个事实：赢家很少甚至从不补偿输家，但潜在的赢家们却拿出足够多的金钱来宣扬全球化带给所有人财富。这是我所说的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或“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的胜利。由于金融资本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极少有发展中国家自己有能力获得足够的资本，因此，全球化势如野火燎原。金融资本得以自由流动，并且规避税收和监管。

全球化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其中有益的是，它给穷国和富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上的互惠；而有害的是，它也加剧了穷国和富国内部的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利益主要为不到人口1%的大金融资本所有者获得。缺少再分配政策是人们不满的主要来源，而不满被民主的反对者所利用。但也有其他因素，特别是在欧洲。

我曾经是欧盟的铁杆支持者，自立盟以来就是，我将它视为开放社会思想的具体化：一个由愿意为了共同利益牺牲部分主权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一开始，它是一项大胆的实验，用波普尔的话说，这是“渐进式社会工程”。欧盟领导人制定了一个可实现的目标和一个确定的时间点，并动员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政治意愿，他们十分清楚，每一步都是后续步骤的必要条件。就这样，欧洲煤钢共同体发展成为欧盟。

然后，有些方面发生了严重的问题。2008年金融大崩盘后，平等国家的自愿联盟演变为一种债权人-债务人关系，债务国难以履行义务，而债权国给债务国制定了必须遵守的条件。这一关系既非自愿，也不平等。

德国成为欧洲的主宰力量，但它没有负起成功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即超越狭隘的自身利益，而着眼于更广泛的人民的利益。试将二战后的美国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德国相比：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并最终导致欧盟的发展；而德国则施加了有利于其狭隘自身利益的紧缩计划。

重新统一前，德国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它总是愿意多付出一些东西来抵抗反对者。还记得德国为了满足撒切尔夫人关于欧盟预算的要求而做出的贡献吗？

但在1：1的基础上的统一让德国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及至雷曼兄弟倒闭时，德国认为自己没有富裕到能承担更多义务的程度。当欧洲各国的财政部长们宣布决不能允许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再倒闭时，德国首相默克尔正确地领会了选民的意思，宣布成员国应该管理好各自的金融机构。这就是分裂过程的开端。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盟和欧元区越来越难以保证正常运转。现实情况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情况渐行渐远，而对条约进行修订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并且不可能得到批准。欧元区成为过时的法律的牺牲品。急需的改革只有通过寻找条约的漏洞才能实施，局面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选民也开始离心离德。反欧盟运动的崛起进一步影响到欧洲机构的运转。2016年，分裂势力得到强大推动，首先是英国脱欧，然后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紧接着，12月4日意大利选民以明显优势拒绝宪政改革。

如今，民主处于危机之中。甚至美国也选择了一位大忽悠和潜在独裁者来当总统。尽管特朗普在当选后口风有所软化，但其行为和顾问团都没有发生变化。他的内阁成员都是些不胜任的极端分子和退休将军。

未来会何去何从？我相信，美国民主将表现出其修复力。美国宪法及其体制——包括第四权力（即媒体）足以阻止行政权越界，从而防止潜在的独裁成为现实。但从近期来看，美国将受制于内斗，成为斗争目标的少数群体将受到伤害。在世界其他地区，特朗普将更多地与独裁者改善关系。其结果是，其中一些独裁者将与美国和解，而另一些则将无所顾忌地推行独裁。特朗普更喜欢做交易，而不是捍卫原则。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在他的基本选民中大受欢迎。

我特别担心欧盟的命运，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影响下欧盟岌岌可危。普京不是这些新的发展趋势的消极的受益者，而是竭尽全力推动着趋势的发展。他认识到他的政权的弱点：它可以开采自然资源，但无法形成经济增长。他感受到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威胁。一开始，他试图控制社交媒体。接着，他漂亮地利用社交媒体公司的业务模式传播信息，误导选民，动摇民主。就这样，他帮助特朗普胜选。

2017年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的欧洲选举季也有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在法国，两位领先的竞争者与普京关系密切，意欲对普京采取绥靖政策。无论谁胜出，普京主导欧洲都将成为既成事实。

麻烦在于，普京用来动摇民主的方法无法用来重建对现实的尊重和建立平衡的现实观。我希望欧洲领导人和公民认识到这将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作为欧盟立盟基础的价值观。由于经济增长停滞、难民危机失控，欧盟现在已经处于解体边缘。欧盟即将经历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所经历的过程。那些相信必须采取拯救措施才能从根本上再造欧盟的人，必须竭尽全力为此带来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