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部秘书的抗美援朝慰问日记

彭总问我们：“你们希望不希望和啊？”有同志回答说：“希望和，我们大家都希望和平。”彭总笑了，他说：“我不希望和平，我愿做个‘战争贩子，打下去，打垮它。”

1953年4月8日上午，丹东一所学校的操场上，176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身穿统一的灰色制服，披着土黄色斗篷式风雨衣，在寒风中整齐列队，神情肃穆。

中午11点，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一团誓师大会准时开始。团长张云溪宣布：“出发！”176人登上大卡车，呼喊着口号，奔赴朝鲜。

此时，朝鲜战争已经进行到第4个年头，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也进行了快两年，三八线上处于胶着状态。

慰问团一团团委会委员、团部秘书路奇也在其中。她的日记全程记下了这次慰问，这本日记成为经历文革后她唯一保存下来的日记。27岁的她没想到，自己竟然能亲眼见证停战的那一天。

入朝

晨5时50分到丹东。

下午听我驻丹东空军政治部王主任的报告。他说，三年来我们的空军一天天在发展。去年全国人民热烈地捐献飞机，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例子，特别是文艺界常香玉一个人捐献了一架飞机，给战士们很大的鼓励。

路奇的日记，开始于1953年3月18日。

慰问团全称为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成立于1953年年初，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起。其中一团由北京和天津的剧团组成，西北区、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区等大区的文艺单位则组成了其他分团。

出国门前，路奇奉命去沈阳为全团订制了入朝装备，包括衬衣、汗衫、裤衩、袜子、胶鞋、风镜、口罩等。订做制服时，她怕裁缝“吃布”，要求裁缝把衣服做得肥大一些，结果太肥了，大家穿着不太合身。

慰问团一团的任务是到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工兵指挥部、64军驻地和朝鲜首都平壤演出，计划演出130场。

根据要求，慰问团制订了保密条例：绝不暴露本团及部队番号、编制、行动方向等，不透露本人姓名和身份。对志愿军的称呼一律不加职务头衔，不叫名字，只叫姓氏，特别是对首长。

4月8日，一团的车队驶过了鸭绿江。

慰问团的路线是一条干线，从新义州，到定州，再到清川江。这是安全地带，中国空军的战斗机活动多。安州、顺州、承州是三个封锁点，有敌机出没。

与丹东隔江相望的新义州已经成了一片瓦砾，看不见一处完整的房子，只有断壁残垣。路奇的日记写道：

一些朝鲜妇女和小孩在路上走着，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将往何处去。一路上常常遇见修路的人，也多半是妇女、老人和小孩，看不见青壮年。

由于敌机轰炸频繁，车队昼伏夜行。路上每隔一定距离就设置一个防空哨，由一个志愿军战士站在公路边监视敌机。汽车经过时，若安全，就吹哨；若有敌机出现，就鸣枪。立即，汽车齐唰唰地灭灯，漆黑一片。

合唱团指挥金正平写了一封给防空哨战士的慰问短信，大家誊抄出很多份，连同一套背心、裤衩、毛巾、肥皂、布鞋捆在一起，每驶过一个防空哨，就投一捆到哨岗上，一边喊着口号：“向志愿军同志致敬，祖国人民问你们好！”

美国飞机经常会投下照明弹。中央实验歌剧院的舞蹈演员李百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照明弹，“像两百瓦的大灯泡”，恍如白昼，地面一览无遗。飞机俯冲时巨大又刺耳的轰鸣声，让人感觉无处可逃。

慰问团几次在过桥时遇到敌机。

按照志愿军的要求，每辆卡车都选出了车长。一辆车坐15至21人，分成三列，整齐坐在背包上，坐车时不准睡觉。遇到突发情况，车长命令跳车。左右两列从两侧翻跳出去，中间一列从后侧跳下，几秒钟内疏散到15米开外。每人身上的土黄色斗篷式风雨衣解手时可方便遮挡，这时可用于伪装。飞机去远后再集合，清点人数报告。

司令部

4月10日早上，慰問团抵达了位于五圣山山洞里的志愿军司令部。

这里原是一个年产18吨黄金的大金矿的坑道。洞口插着一些伪装用的树枝，洞子很深。洞中有很多钟乳石，电灯一开，李百成觉得像宝石花一样漂亮。

山洞宽约3米，右边是通道，左边是木板隔成的一间间小屋。沿着山洞走5分钟，忽然灯火辉煌，这是一个可以容纳800人的大石洞，被布置成了大礼堂。

慰问团被安排住进了小木屋。山洞潮湿阴冷，墙壁上总会滴滴答答地渗出泉水，睡久了关节会不舒服。

第二天晚上，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在大礼堂接见了慰问团和随行记者。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的舞剧编导丛兆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见前传达，彭总和志愿军参谋长李达正在楼上下棋，要大家耐心等候。“首长下棋不是玩儿，下棋是运筹帷幄，是琢磨部队怎么部署、怎么打，必有一场胜仗！”

终于等到彭总下来。不知是不是赢了棋，他看起来很高兴，但一见到记者举起的相机，他本来哈哈大笑的脸立刻板了起来。

丛兆桓听记者说，跟了彭总几年，照不到一个他笑的镜头，一照相就非常严肃。

慰问团成员都打了“四联针”（预防四种传染病）。每人得到一纸志愿军的注射证，大家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做纪念。

慰问团分成了三个分队，轮换演出，一个京剧分队，一个歌舞和乐队分队（李百成和丛兆桓在这个队），一个话剧、曲艺、杂技分队（路奇在这个队）。

歌舞队先在“志司”（志愿军司令部）演出。志愿军里湖南、四川人居多，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和川戏《秋江》最受欢迎。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是湖南人，每次看《刘海砍樵》都笑得前仰后合，听多少遍也不腻。

杨小亭的魔术曾到苏联和东欧演出。他翻一个跟头，一掀开长袍马褂，就能抄出一盆金鱼或者一碗热汤面，让观众惊叹不已。有一次表演时，副司令员邓华眼尖，看出他衣服下面有一根线，当场穿了帮。

丛兆桓除了跳蒙古舞、新疆舞外，作为战地团支部宣传委员，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他每天从“志司”的山洞出发，穿过几里长的山溝，到“志政”（志愿军政治部）的山洞去抄《最新战报》，比如，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慰问上甘岭战士、为前线战士洗血衣这样鼓舞士气的消息。

话剧队先到“工指”（工兵指挥部），路奇兼任报幕。相声演员常宝华的哥哥常宝堃也是相声演员，参加上次赴朝慰问演出时在防空洞口被炸牺牲。这次常宝华和苏文茂合说相声，路奇每场报幕都会说：“上一次赴朝慰问演出的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同志在朝鲜牺牲了，这一次他的弟弟常宝华同志又来了！”每次战士们都会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

在“工指”，司令员谭善和作报告说：“现在敌人的1307发炮弹才能杀伤我们一个人，这说明我们的工事在战斗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们的阵地已成了钢铁阵地，现在工兵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保证交通畅通。每条河都有三五座桥，还在修筑水下桥。”

38岁的谭善和在路奇心中像一个传奇，她在日记中屡屡提及他：

他每天一、两点钟睡觉，五、六点钟起床。他一起来就要把同志们都叫起来。谁要偷懒就会揪着耳朵问他：“祖国派你干什么来了？” “抗美援朝来了！” “祖国派你抗美援朝来了，为什么老睡觉？”

4月25日，路奇带队去高射炮阵地一连演出。车还没到，就听到欢迎的锣鼓声。一连在一个光秃秃的山顶上，四座高射炮分别架设于四个方位。演出前有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营教导员讲话。

突然，一架敌机经过。连长立刻下达口令：“各就各位！”战士们迅速奔向四个炮位。路奇和队员们一时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战士们提醒他们，原地坐下就行了。炮声震耳欲聋，路奇看着一颗颗炮弹在敌机旁爆炸，敌机迅速飞走了。

演出结束后，每个人带回一个高射炮引信的铜质“保险帽”作纪念。很多人宝贝似的保存了很多年，还有人把它改造成了花瓶。

64军

一周后，慰问团移师64军。行军在晚上，越走，山越高。敌机轰炸频繁，常看见火光在几个地方同时亮起。

夜里一点，慰问团抵达64军军部。板门店就在64军的防区，附近常有摩擦，但军部距最前线还有一段距离。由于前两次慰问团都有人牺牲，这次慰问团没有获准到最前沿。

第二天一早，天朗气清。路奇站在山洞外，有一种恍惚之感，觉得这哪里是战场，倒像是一处避暑胜地。只见四周松林茂密，岩石上长满了金达莱。这是朝鲜的国花，天还很冷，但紫色的金达莱已开得满山坡。

为了保护慰问团，64军特别调来了一个高射炮营，并要求大家尽量不在室外活动，不要在外面晒衣服。

慰问团照例分成三队，下到各阵地演出。演出一般在下午和晚上，演完即上车，夜里行军，拂晓到达下一个团部，上午休息，下午继续演出，每天如此。

路奇原是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大提琴手，除了报幕，也担任伴奏，有时还唱歌。张鲁作曲的《慰问志愿军小唱》是保留节目。这支曲子的前两句是：“紧打那个板儿来，慢拉琴，听我唱唱可爱的志愿军——”后面可以结合部队的具体情况编写一段新词。战士们听后往往激动得像得了大奖章一样：“怎么刚来就知道我们的事儿了？北京来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名字！”如果有战士没有看成，慰问团临走时会留下一封道歉信，并把慰问歌词抄一份附上，签上演员的名字。

路奇听军文工团的战士说，眼下的生活和五次战役时相比有如天壤之别。配给很丰富，每人每月半斤水果糖、9两砂糖，有足够的菜吃，两顿饭改为三顿：早上米饭、中午面条、晚上馒头。烟卷随便抽。钱多了可以存入随军银行，两个月买一次有奖储蓄。想买手表的，上级统一去买。

后来，路奇听一位工程科科长谈到五次战役时的情况。那时敌机非常疯狂，只能一早就上山躲飞机，晚上下山工作。国内运来的大批物资堆积在丹东运不过来。冬天没有棉衣，1950年雪又下得特别大，很多战士冻伤。顿顿吃炒面，因为缺少青菜，战士普遍都患有夜盲症。

歌舞队走遍了“喀秋莎部队”在朝鲜的九个团。苏联最新式的喀秋莎火箭炮是部队的王牌武器，两排共8枚炮弹齐发，最远射程10公里。一天，歌舞队在露天演出时，大雨倾盆而下。两百多名战士站在雨地里一动不动，慰问团当即决定继续演出。

歌舞队去190师演出前一天晚上，司务长专门坐着吉普车回丹东买菜，装满了一车的肉、菜、鸡蛋、罐头。回来的路上，离部队只剩三公里时，遭遇敌机轰炸，年仅20多岁的司务长和司机当场牺牲。消息传来，队员们谁也吃不下饭。

好几次，慰问团行军途中，炸弹就落在附近。细碎的弹粒和掀起的尘土打在丛兆桓的身上，让他深切地体会到，战场上生死一线，今天还在谈笑风生，明天就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再见。

条件最艰苦的一次演出是在一座军工厂。大家进洞不久衣服就全都湿透了，碰到山洞的岩壁都烫手。朝鲜人民军就在这近50度的高温中作业。这是朝鲜唯一可以生产高炮的军工厂，美军飞机每次执行轰炸任务，只要有剩余炸弹，都会扔在这座山头上。

5月27日是慰问团在64军的最后一天。下午会餐时，军长唐子安举起酒杯，说：“我们把喂了一年的猪也杀了，我们说，不给祖国派来的慰问团同志们吃，给谁吃呢？我们把酒坛子也倒干了，我们说，不给祖国派来的慰问团同志们喝给谁喝呢？”临别时，这位身经百战的年轻将军落了泪。

那一天，大家尽情畅饮，依依惜别，很多人都喝醉了。

平壤

5月28日，慰问团出发去平壤。经过中和、黄州、黄洞，车开出了山地，进入平原，平壤远远在望。

公路两旁密布着炸弹坑，田野里倒卧着很多坦克和吉普的残骸。路上行人越来越多，担任防空哨的也换成了朝鲜人民军。

慰问团的驻地在牡丹峰剧院。地面建筑已经被炸成断壁残垣，在瓦砾中顺着石阶往下走188级，就是地下剧场。

慰问团住在剧场的过道里，床铺是像火车硬卧车厢一样的三层铺，人多挤不下，一部分人只能住在舞台上。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飞机在头顶扔炸弹，“咚咚的声音像楼上装修一样”。

晚上，路奇出去散步。街道破败，瓦砾中不时冒出炊烟，平壤的老百姓们都已经转入了地下生活。

此后的几天里，慰问團先后为朝鲜文艺界、朝鲜人民军和朝鲜领导人演出。

6月6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斗奉在牡丹峰地下剧场宴请慰问团。这一餐非常丰盛，还有烤乳猪，食材都是从中国运来的。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烤乳猪，吃得很过瘾。

伤员和战俘

在平壤的演出结束后，慰问团回到了“志司”。

6月14日，话剧队部分成员去慰问伤病员。前一天的伤员已经转走，眼下又新来了40多位，大半是轻伤员，有七八位重伤员。轻伤员会被转移到后方，重伤员则送回国内。

伤员都很安静地躺着，听不到呻吟。慰问团分散开去和伤病员聊天。路奇去看望重伤员，头一位是右腿被截肢的。大夫压低了声音告诉他，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同志来看你了，他睁开眼睛看看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听后，路奇难过得无言以对。

之后，为轻伤员唱了慰问歌，表演了大鼓、相声、小唱。有的伤员哭了起来，说感到很惭愧，因为没有立功。

一天演出时，路奇和礼堂门口的警卫聊天。警卫告诉她，很多战士都看得很带劲，看了还想看。路奇问他什么节目好，他说“都好”，就是不肯提意见。聊起朝鲜的战况，他信心满满。

他说：“美国再打下去只有失败。同志们现在情绪可高呢！有了任务都抢着要，要是不给，有的同志真哭呢！你要说危险，死就死，谁也不怕！”

6月16日晚上，路奇随队前往位于易洞金矿的俘虏营。这里关着一百多个南朝鲜俘虏和四五十个美、英俘虏。俘虏营所在的山上有明显的标识，敌机不会来轰炸，朝鲜这最后一处完整的金矿才得以保存下来。

一位姓王的连长介绍，俘虏来了以后，衣服从头到脚换新的，还发日用品。志愿军每月的口粮中还有25%的粗粮，俘虏则完全吃细粮，并且和志愿军一样每月有津贴，但不给钱，发实物，每人每月还有半斤糖。每天早上出早操，有俱乐部，可以随便打球、看画报。参加劳动就是种菜自己吃，打柴自己烧，只要在规定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王连长介绍，一般李伪俘虏转化比较快，美俘很顽固。

路奇去河边洗衣服时，看到俘虏都穿着整齐的蓝色外衣、白色衬衣。有的还在河边洗澡，看上去很悠闲。

第二天，协理员找路奇商量，能否也给俘虏演一场，她说要请示上级党委，但想到很多志愿军战士还没机会看上演出，内心极不情愿。上面来的一位处长答复可以演出，但演出时不要鞠躬，要显出胜利者的姿态。

演出时，志愿军坐前排，投诚人员坐中间，被俘人员坐最后，俘虏都自带马扎。演员们很自然地都板起了脸，表情严肃。路奇简单地报了幕，略去了通常有的慰问话语。

她注意到，南朝鲜的俘虏反应较热烈，前一排的几个美军俘虏连手也不拍。

演完杂技节目后，俘虏被要求退席。路奇再次上台报幕：“亲爱的同志们，现在为我们最可爱的人继续演出几个节目！”说着，她的眼泪几乎流了出来。紧接着又表演了慰问歌、大鼓、相声、小唱。

慰问团还参观了俘虏营。南朝鲜俘虏的房间都收拾得很干净，走廊里贴着墙报，一块松木板钉在门框上，上面画着画，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门外有假山，栽着花。经过厨房，里面正在切肉。路奇心想，这哪里像俘虏营呢，简直是在休养！

在美俘队的图书室里，路奇看到了美俘的尼龙避弹衣（志愿军用枪试打过，不管用）。美俘都很年轻，悠闲地晒着太阳，卷着烟。在俱乐部里，有的在下棋，两个白人在打乒乓球，一个黑人在捡球。协理员说，美俘有时打球会打起架来，还得给他们拉架。

停战

6月27日，路奇和几位队员去“志司”参加功臣报告会，遇见了彭德怀。这一天，她的日记很长。

我们一行饭后走出洞口，刚好遇见彭老总在外面散步。任部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好像都有些拘谨。彭老总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先说话了，他问我们：“你们希望不希望和啊？”有同志回答说：“希望和，我们大家都希望和平。”彭总笑了，他说：“我不希望和平，我愿做个‘战争贩子，打下去，打垮它。”

彭老总问我：“你说，用10年到15年的工夫过渡到社会主义算不算长啊？”我想了一下说：“我觉得不长。”旁边另一位同志说：“10年到15年的时间不算短了。”彭总说：“10年到15年还长啊？改变一个社会制度，要是再短，我们就会犯错误的。”

7月27日上午10点，《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当天晚上10点生效。

夜幕降临后，李百成从“志司”跑了出来，周围的山依旧都是黑的。

10点整，所有山头瞬间灯光大亮，到处是欢呼声。人就像突然从地下钻出来的似的，几乎每个山头都站满了人。

第二天，突如其来的安静让路奇很不习惯。之前的每一天，飞机的轰鸣声一直在耳边响个不停。傍晚，有人从山洞里把电线拉出来，在洞口装上电灯泡看书。路奇十分惊奇，这是她入朝以来从没有见到过的情景。

晚上，“志司”在地下礼堂举办了一场舞会，首长们全都到场了。副司令员邓华舞跳得很好，他说：“今天要尽情地跳，不跳到天亮谁也不准走！”许世友恰好站在洞口附近，他说：“我站在这儿，把住洞口，谁也走不了！”逗得大家都笑了。

这时，彭德怀进来了，他坐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不跳舞。路奇被邓华叫去陪彭德怀聊天，她坐在他身旁说：“听说彭总刚入朝时也是吃的炒面和着雪。”彭德怀说：“我也是老百姓的儿子嘛！”路奇后来回忆起来，总觉得自己那时太年轻，说话不太得体。

慰问团没有等到参加停战协定签订庆祝大会的演出，于8月初乘闷罐火车回国。

离开的这一天，大批的志愿军战士到车站送别。上车后，战士们还在喊着“再来一个”，有人刚唱了两句，火车就启动了。

铁路两旁，地面上布满了重重叠叠的弹坑。路奇一边请人掐表一边数，一分钟内路边闪过70多个弹坑。

火车驶过鸭绿江大桥，离开了满目疮痍的朝鲜，前方亮起了丹东的万家灯火，乐队队员田宝生吹起小号《歌唱祖国》，大家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回国后，李百成用赴朝近四个月的105块钱工资，买了块英纳格牌瑞士手表。路奇和在朝鲜时交上朋友的一些志愿军功臣、战士一直保持着通信。那曲《慰问志愿军小唱》，90岁的她现在还能哼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