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非洲史的知识形态
——美国非洲史学者保罗·兰道访谈录

保罗·兰道 笔谈 王延庆 采访与编译

重构非洲史的知识形态
——美国非洲史学者保罗·兰道访谈录

保罗·兰道 笔谈 王延庆 采访与编译

【编译者按】美国是非洲史研究的重镇，以哈佛、耶鲁、斯坦福、威斯康星等大学为首的近40所著名高校设有非洲研究机构，学术成果颇为丰硕。2014-2015年间，编译者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资助，在马里兰大学(大学城)访学一年，联络导师为历史系教授保罗·兰道(Paul S. Landau)。他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先后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执教，著有《文字的王国：南非王国的语言、性别与政治》(1995)、《南非历史中的公众政治：1400-1948》(2010)，主编著作两部，并应邀撰写《剑桥南非史》、《牛津大英帝国史》中的重要章节。目前，他正在研究20世纪南非激进主义问题，最终成果为《矛：努力推翻南非政府，1960-64》。这次访谈以邮件问答为主、面谈为辅的形式进行。

编译者问：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您选择非洲史研究是否也与自己的兴趣有关呢？

答：我对非洲史的关注始于年少时对周边黑人的兴趣。在1960-1970年代的纽约街头，我发现种族间的不信任与危险不断增加，就想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这样的种族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大学四年级时，南非移民教师杰夫·巴特勒(Jeff Butler)向我推荐过不少阅读书目，其中亚当和吉奥罗米的《种族力量动员》(EthnicPowerMobilized)为我打开了洞察种族统治和南非历史的一扇窗。利昂·西格尔(Leon Segal)与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 Greenberg)的著作让我明白了种族隔离实质上是控制黑人劳工，以创造虚伪的“白人”伊甸园。受这两本书的影响，我意识到自己喜欢思考政治与历史的联系。

随后，我读了艾尔菲克(Elphick)的著作及其主编的《1800年前的南非》(SouthAfricabefore1800，后修订为《1840年前的南非》)，开始对非洲人口耳相传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中心，地杰人灵，沐浴其中的绝妙感觉是绝无仅有的体验。著名非洲学者简·万思纳(Jan Vansina)、斯蒂文·费尔曼(Steven Feierman)、威廉姆·布朗(William Brown)以及斯蒂夫·斯特恩(Steve Stern)等学者曾在此工作过。我们在麦迪逊中心还读过早期现代欧洲主义者，例如约翰·博西(John Bossy)、皮特·布朗(Peter Brown)、唐纳德·沃伦·塞巴(Donald Warren Sabean)等学者对法国和英国村庄的研究。于我而言，邂逅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著作是关键性的。他让我意识到，如何用史实和框架理解过去的意义，并获得一种完全的知识形态，而不是分门别类、支离破碎的东西。

我们的非洲研究是多维度的，人类学博士费尔曼(Feierman)是我的第一位导师。在他离开后，万思纳接管了我的指导工作。他让我感受到什么是正确，什么是无畏，并激励我发现新的史实并得出新的结论。我尊重非洲国民大会发起的联合国文化联合抵制南非政策，没有去那里进行田野调查，而是去了博茨瓦纳。后来，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南非史研究中。

问：您认为非洲史研究在非洲学研究中有什么价值呢？

答：在当前的非洲研究中，政治学研究非常活跃且卓有所成。我的老友威尔·雷诺(Will Reno)曾写过关于殖民地和反殖民背景下非洲战争类型的著作，威尔·雷诺、J. 巴亚特(J. Bayart)与阿利斯泰尔·斯帕克斯(Alistair Sparks)让我理解了南非的政治。从本质上说，政治学家擅长比较与宏观研究。他们通常把研究建立在二手资料基础之上，利用范式或模型进行解释并预测未来。如果没有史学家对史实的探究与解释，他们的很多研究只能是推测罢了。历史学与考古学也彼此需要。没有历史学者的研究，考古学者只能在新证据和新解释的基础之上解释他们的立场，而忽视或纠正那些早期的学问。总体来看，非洲研究是个大讲堂，能容纳任何对非洲感兴趣的人，但也在某些研究领域包容着许多没有价值的东西。非洲史具有多种语言的基础、悠久的且批判性的治学传统、知名期刊中的文章、有着评议良好的优秀出版社——所有那些都是关键性的，都不应被忽视！

问：由于当前现实的需要，中国的非洲史研究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现状方面。那么，美国非洲史学者的情况又如何呢？

答：人文学科不像社会科学那样能吸引许多资助。就美国非洲史研究而言，政府与大公司对非洲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并不积极。如果人们只是想去非洲看看，那么由政府资助学习阿拉伯语或普什图语更容易一些。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增加了在非洲的影响与持股份额，而美国却仰赖于非正式的报告和道德劝说，以及间接的、偶然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对外投资。最近，我们有了富布赖特资助项目。当然，该项目也可能会被随时撤销。我们还有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非洲学者访问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中心也有一个充满活力的非洲研究项目。

问：您愿意谈谈美国或者说英语学术界的非洲史研究状况吗？

答：我曾任比勒陀利亚《历史杂志》的编辑五年，强烈地感觉到1980年代早期至中期非洲史研究出现高潮后，相关研究的质量在不断地下降。就美国非洲史研究趋势而言，一是不再无谓地把“身份”作为人们所依附的条件，而认为最好把身份设想为社会表现或关系的一个方面，把重新审视民族或种族认同的概念作为一个持久的条件。民族或种族的标签通常是极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是取自于帝国“档案”、不同形式的隶属关系中产生的错误分类。德里克·彼得森(Derek Peterson)研究东非的获奖图书《民族爱国主义与东非的复兴》(EthnicPatriotismandEastAfricanRevival)就是根据这种趋势写成的。

二是美国非洲史学界不再把非洲晚近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持久力量。换言之，我们在考虑非殖民化与认同时，又回到了以前的二元论逻辑。早在20世纪，他们确实有且依然有几种用于解放的介质。黑人性(1)(Negritude)运动就是一场无组织的运动，目的是辨别后殖民时期法国适应非洲的一种形式；把更广泛的思想趋势(让人想到三种思潮，即黑人分立自治主义、基督教教义、原教旨主义)归功于推动局部变化的能力。

我认为，“身份”的概念造成了历史主题的碎片化，即以性别、阶级以及民族或者种族(“出身”)为中心的叙事产生了分裂。自菲利普森(Phillipson)的《非洲史入门》(PracticingAfricanHistory)问世以来，泛非主义历史学家一直在避免研究单一部落的课题。“种族分化”的概念不再被认定为一种身份的基本形式，而是被肢解并被接入到拉康镜像(Lacanian mirror-stage)的“自我-他者”架构之中，被作为暂时的事件而不是状态来理解。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也驳斥过“身份”的概念。我认为，人们可以使用“世界身份”这一概念，但应保持警惕。由于琼·斯考特(Joan Scott)与朱迪·巴特勒(Judy Butler)的著作，历史学家都把性别作为由人民群体合理地创造与再创造的关系来研究，朱迪·拜菲尔德(Judy Byfield)的《凌驾于男人之上》(SittingonaMan)等少数研究则是例外。

真正严肃的非洲主义史学家会充分考虑非洲人的物质环境(那些研究事情表象的人例外)，故而非洲学者的第二个特点将是他们非常前卫地运用了突出新马克思主义或新韦伯主义理论。在选题上，普通民众(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都值得特别考虑。例如，路易斯·怀特(Luise White)关于内罗毕卖淫女及其生活史的研究方法被借用到其他研究之中，都认为下层社会的战略如同Exxon的战略一样合理。【我想到了约翰·切尔诺夫(John Chernoff)的“一个非洲吧女的故事”(StoriesofanAfricanBarGirl)，其合作者就是性工作者。】

人们确实对非洲史领域持一种偏颇观点，如同从车前灯看出去，也只能看到照亮的区域。自詹姆斯·布鲁克斯(James Brooks)的杰作《房主与房客》(LandlordsandStrangers)以来，人们在理解苏丹非洲的贸易、伊斯兰和奴役的历史问题上已取得重大进展。这一接力棒从约翰·汉维克(John Hunwick)、汉弗莱·费舍尔(Humphrey Fischer)和默里·拉斯特(Murray Last)转交给了伊芙·鲍威尔(Eve Troutt Powell)与鲁迪·韦尔(Rudy Ware)等人。然而，他们的观点非常偏颇，没有考虑到非洲伊斯兰教、西非妇女和伊斯兰教【参见芭芭拉·库珀(Barbara Cooper)和艾德琳·马斯魁勒(Adeline Masquelier)的研究】等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倾向：学者们努力避开大规模的主流研究趋势，而专注于细枝末节或插曲轶事以展示特定时刻——那种时刻确实特别，却并非典型。我认为，美国的非洲史研究正在追捧这种趋势，探究非洲人的日常生活、对伊斯兰教、艺术创造以及他们情感的懵懂理解，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帝国存在的理由”或者“谁受益的问题”等传统研究领域。

必须注意到，这种趋势的一个例外是奴隶贸易数据(包括装船和人口数量)的整理，几乎涵盖了整个大西洋奴隶贸易时代。乔·米勒(Joe Miller)与斯蒂芬·艾尔蒂斯(Stephen Eltis)的著作使用了整个数据库，在非洲史与新世界历史联系问题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然而，我们仍需把泛非主义者的最好学问与美国研究的趋势相结合，以便把传统的历史追溯到这个或那个“族群”。美国学者倾向于这样的想象，即把非洲历史追溯到一个止点就足以提供一种非洲身份了。

问：能否再多介绍一些近来非洲史研究者及其代表作呢？

答：近些年来的一些著作(包括我的著作)则是为了重构关于非洲历史上各种事件的知识形态。雷德·鲁韦尔(Redd Rubber)的《吸血鬼与消防车》(VampiresandFireEngines)主要探究信息与图像是如何在中部非洲传播的。彼得森的《种族爱国主义与东非的复兴》是新趋势的杰出代表，认为种族认同并非恒久不变【比尔·布莱夫曼(Bill Bravman)也在其著作《创造种族的方式》(MakingEthnicWays)中持这种观点】。约翰·艾利弗(John Illiffe)、约翰·朗斯代尔(John Lonsdale)与同事以赛亚·基曼博(Isariah Kimambo)和特里·兰杰(Terry Ranger)关于东非种族动员的著作【部分来自于汤姆·斯皮尔(Tom Spear)的著作】认为，“种族身份”整个概念体系很可能糟透了。彼得森还在关于基库尤人文学(Kikuyu literacy)的著作中表明了基督教在东非政治想象中的向心性。这种思考的遗产或者“传统”的方式在某些方面来自于我以前的导师万思纳。他认为，信息传输链条(特别是口述史传统)原始或者(更重要的是)个人隐瞒都会非常严重地影响这个领域。还有些挑战来自认为“口述传统”的整个概念体系可疑的人【例如大卫·威廉·科恩(David William Cohen)】。他们认为，人们对生活、男性、女性、从属方面有着不同的知识体系。

问：您主要从事南部非洲历史研究，在研究中是否面临着语言与资料方面的障碍？

答：历史学者为了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地区、形势和人民，首先要花些时间学习那里的文化和语言，比如索托语或者祖鲁语、绍纳语、林加拉语、干达语等。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非洲人的尊重，并拥有真正的研究能力。其次是谦恭。研究者至少要在所研究地区与当地人合作，到他们的田间地头、牛棚，或陪他们到其乡村家乡或城里的住处。然后，要以相同的方式接触现有的文献。研究者还要在广泛阅读与经历的基础上理解过去。没读过金·普林斯(Gyn Prins)和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的著作，就不要接受关于赞比亚的研究任务。接触档案同样需要耐心。不要把想法局限于档案(帝国主义以及/或者性别歧视、种族主义)，这是由其汇编的原则所限。我认为，研究者到一定的时候会狂妄自大，必定会超越资料并辨识出一种范式，或者在其他人视为障碍之处看到一种解释，不仅重构过去，也为普通人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进行重构。然后，他们也必定会去冒新的、有希望的和勇敢的奥卡姆剃刀论(即最简单的解释总是最好的)的风险。此后，他们必须从过去寻找更多的资料以查验自己的研究是否正确。

问：现场感很重要！请您谈谈您去非洲之前与之后的不同印象？

答：去过与未去过非洲的感受肯定大有不同。人们在去非洲前必定有一种想像，“啊哈！我能假定这种新的解释或洞察力！”去一个地方总是意味着了解那个地方。然而，这种假设并非事实。研究者必须与非洲本地人友善相处，这样才能让自己学到他们的语言，并使自己发音正确，无论这种感觉有多么奇怪。同时，研究者必须大胆地发现快乐与不适，诸如花时间取水和烧水的必要性，下午茶和社区活动(如教堂聚会、葬礼等)，这些能让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在非洲史领域要成为一位伟大的或优秀的研究者，访问非洲(理想时间为)9-12个月就会表现出对当地人的同情——非常像一位干部在第一阶段组织农民反对地主那样，获得体面的尊重并弄清他们在抱怨什么，并尽最大努力弄清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不要只是偶然性地访问这个或那个村庄，这就是我给严肃的研究者(尤其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的忠告。然后，研究者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始说出以前不曾有过的内容。

问：您的著作《文字的王国：一个南非王国的语言、性别与政治》(TheRealmoftheWord:Language,Gender,andPoliticsinaSouthAfricanKingdom)成为1995年非洲研究学会最重要奖项赫斯科维茨奖(Herskovits)的决选著作之一，这对美国的非洲史研究意味着什么？

答：我一直对权力的灰色地带感兴趣。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关于纳塔尔(祖鲁)的“疗愈教会”(Healing Churches)。在准备的过程中，我努力学习茨瓦纳语，访问塞罗韦并收集19世纪的口述史料。我还阅读了国王卡马(Khama)的信件。这些资料表明，殖民时期的官员与非洲人有效地合作创建了一块公共权力的功能区。坦率地说，教会、官员与国王/酋长(及其顾问)一起构成了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的组成部分：恩瓦托王国(Ngwato Kingdom)。英国官员和传教士似乎多次被王国控制了。当然，对于刚入行的非洲史学者而言，修订后的书稿能作为海尼曼系列丛书(the Heinemann series)出版是极好的选择，能成功地挤入美国非洲史领域的最高奖项决选名单更是棒极了。这对学术界如何评价我在这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的观点还被正确地解读为与颇具影响的考古学家珍·科马罗夫和约翰·科马罗夫(Jean and John L. Comaroff)等人的观点相契合。这本书也受到他们及其他学者的批评。当然，这是正常现象。

问：您的第二本书《南非历史中的公众政治：1400-1948》(PopularPoliticsintheHistoryofSouthAfrica, 1400to1948)也是当年赫斯科维茨奖的决选著作之一。这本书也表明您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南非史领域。那么，为什么您转向南非史呢？

答：事实上，我坚信自己是一位南非史学者。在完成博茨瓦纳的博士论文并出版著作后，我在伦敦参加了达姆·S·马克斯(Dame S. Marks)主持的研讨班，并受邀为两套大部头著作撰写大篇幅章节：一部是《牛津大英帝国史》首卷中关于“整体的语言与传教士”一章；另一部是《剑桥南非史》第一卷关于“19世纪南非人民思维习惯与社会转型”一章。承蒙莱顿大学教授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抬爱，我最终成了一名正派的南非史学者。

《南非历史中的公众政治：1400-1948》实现了我很早之前书写南非史的雄心。在这本书中，我再次试图从城市中间阶层的观点探究南非的政治史。这项研究仍是我的主要课题：深入南非人的内心，试图通过与访谈来理解他们，并尽力探究那些政治党派人士在1960年代初做出最致命的决定(要么“转入秘密状态活动”，要么流亡国外或者坐牢数十年)时在想些什么。我试图通过研究种族骚乱去理解当局镇压与控制的隐蔽机制。我的研究重点不是从殖民实践的各类观点，而是从普通的南非人中“获得”世界。这本书野心勃勃，因为它的大多数内容是建立在档案基础之上的。我必须承认自己对非洲研究联合会的评奖感到失望，因为这次我再次与赫斯科维茨奖失之交臂！

问：能否请您谈谈您即将完成的新作《矛：纳尔逊·曼德拉与南非革命》？

答：《南非历史中的公众政治》主要探讨南非人早期践行政治时长期存在的社会结构，而在新书《矛：纳尔逊·曼德拉与南非的革命，1960-1963》则试图理解南非这段非常短暂的、多种趋势密集交叉的时期。这是国际上的一段转型时期，南非的地下思想得以滋生与增长，同时民主党派也在分化组合。在大多数情况下，曼德拉都试图以军事方式解决种族隔离的困境(曾得到中国与苏联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资助)，导致了南非都市的骚扰与游击战。他们的这些准备以及后来遭到镇压造成了非洲国民大会数十年的基本策略固化，也有助于解释南非现在社会与国家的特征。我试图把研究建立在新资料的基础上，为此曾到南非做过多次访谈，并搜集了许多档案、信件。这部新作将表明，南非革命初期形势的发展基本上是利用了共产党式的结构管理，带有该国非常不安的与潜在的暴力倾向，这为南非共产党的激进行动提供了动力。大众力量与来自上层的控制之间的平衡，与酷刑的制度化一起赋予了这些危机共同的特征。

问：可否谈谈非洲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

答：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理论”是一种深入理解人们过去思想的途径。于我而言，语境化与类推都是重要的。在这方面，我赞同20世纪中晚期英语学术界哲学家的思想，特别是维特根斯坦晚年的观点。我们还必须非常关注后来的译作，这样才能避免把许多时间浪费在争论单个词素的“真实意义”，争论X或Y“真正”意味着什么，等等。这在宗教学和历史学领域特别重要，因为默认位置(the default position)——在我看来，并不正确——是描述“信仰”或者“关于神的思想”的，背景是把它们导入到像“宗教”那样的信仰。

问：您愿意向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学者和学生提些建议吗？

答：我认为，非洲历史的研究者与爱好者必须学习英语或法语，当然最重要的是学习一门非洲语言。如有可能，就花上一年时间深入非洲内地，了解一个当地社区，永不放弃。

注释：

(1) 一译黑人学，是一个法语词，出自塞泽尔于1939年发表的长诗《还乡笔记》，指的是1930年代初旨在恢复黑人价值的文化运动，由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圭亚那的莱昂·达马和马提尼克的艾梅·塞泽尔于1934年在巴黎创办刊物《黑人大学生》时发起。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2.023

2016-05-30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201406185003)成果

王延庆(1976-)，山东鱼台人，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冷战史、非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