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亡与右手》的人类学解析

摘 要：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家罗伯特·赫尔兹的代表作品《死亡与右手》由其两篇论文构成。前一篇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阐释了达雅克人的“二次葬”仪式；后一篇中，赫尔兹结合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案例，对左手与右手进行了二元对立的象征主义分析。该书就不同的研究对象，集中表明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并已成为从事死亡仪式和对立象征研究的指定参考书目，为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关键词：罗伯特·赫尔兹；二次葬；对立象征；人类学

作者简介：韩宜儒，女，山东滨州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人类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2

在《死亡与右手》一书中，赫尔兹关于“二次葬”仪式的详细论述和以“左、右”作为论证对象进行二元对立探究的象征主义分析，成为后世诸多研究者可供借鉴的理论指南。

（一）二次葬与阈限

象征主义人类学大师维克多·特纳在其《象征之林》中提出：“所谓‘仪式，是指人们相信神秘事物、神秘力量而举行的有关的正式活动。象征是仪式中的最小单位，拥有仪式行为的特点；同时，象征也是仪式场合中特定结构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仪式场合中的物品、活动、各种关系、事件、手势以及时空单位等等都是象征。”与此同时，特纳进一步建构了关于仪式象征研究的阈限和交融理论，既是对之前赫尔兹 “二次葬” 仪式研究的继承与发展，也与之存在着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

赫尔兹在“死亡的集体表象”一文中指出：机体的生理现象并不是死亡的全部，人们复杂的信仰、情感和行为的注入，使得死亡变得特别。而在社会意识层面上，死亡是集体表象的对象。在本文中，赫尔兹致力于阐明与死亡有关的复杂信仰以及构成二次葬的具体实践活动。为此，他以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的达雅克人为具体实例，同时辅以其他民族志资料来证明二次葬现象是具有某种普遍性质的习俗。

首先，赫尔兹将二次葬的过程分为中间阶段与终结仪式两个部分。在这个两个阶段，死者的尸体、灵魂与生者之间彼此关联，并且对应着不同的状态，甚至伴有不同的禁忌。赫尔兹通过大量的资料检索发现，在死亡仪式的中间阶段，死者的尸体只是被置于临时的一处地点，根据不同的民族风俗而有不同区分，或者被临时埋葬，或者被安置于特定的处所，但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尸体会被重新安置。相对应的是，死者的灵魂也并没有在其死亡之后立刻前往最终目的地，而是需要经过一段延迟期，在此阶段，灵魂仍旧停留在地面上（在森林里或者他生前居住的地方游荡）。与此同时，死者的亲属在中间阶段（服丧期）也处于不洁净的状态，被社区的其他人排斥而不能马上融入正常生活。直至第二次埋葬尸体之时，并通过人们为死者举行的特殊仪式，死者才能最终圆满，灵魂才会离开尘世，生者也随之从服丧中解脱出来。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一天，也将标志着坏阶段的结束和新生活的开始。

通过赫尔兹的描述可以看出，随着最终葬礼仪式的举行，三方主体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变化状态：对死者尸体剩余物的安置使其从之前漂移不定的孤立状态中转移出来，并给予他一个经过美化的身体使其有资格进入祖先们的居住地；死者的灵魂也在最终葬礼的仪式中，被人们引导进入死者的世界，与之前祖先的亡灵团聚（这两组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让死者与祖先团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彼此不可分割）；最后，生者也结束了服丧期并顺利回到了原先所在的社会整体当中。如此看来，二次葬仪式的中间阶段，实际上是一个过渡的仪式过程：在这段时间里，死者的尸体被临时安置，尚未完全腐烂，所以是不洁净的、危险的，既不被生者接纳，也不能和祖先团聚；而死者的灵魂也处于模棱两可的边缘状态，既不能归于灵界，也受到生者的排斥。与此相对应，最终葬礼则是一个整合的仪式过程：人们通过隆重的仪式，分别将死者的尸骨和灵魂引导进祖先们的世界，生者也终于从服丧期中解脱出来，并融入进正常的社会生活。根据范﹒杰内普以及后来的维克多﹒特纳的通过仪式理论，二次葬仪式实际上是一种转换仪式，死者的机体死亡即是永别于社会的分离阶段，死亡仪式的中间阶段即是阈限阶段（阈限是指在依靠仪式性分离才得以延续的群体中，仪式的操作方式），相对应的死者和生者则是阈限实体（阈限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間的地方），因为此时的三方主体均处于一种既非此也非彼的边界状态；最后葬礼的过程则是聚合阶段，死者最终安息并进入不可知的神秘世界，生者也重新回归到正常生活。至此，仪式主体们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状态。时隔六十年后，维克多﹒特纳能够与赫尔兹的仪式理论形成遥远的呼应，足以见得其学术成果的长久生命力和巨大研究价值。

（二）左右之争与宗教的两极性：二元对立象征研究的开端

在“右手的优越”一文中，赫尔兹首先从左右手的不平等切入，认为所谓的器质性解释是不明确且不充分的，而与此相对立的后天经验论也不足以解释左与右的不平衡状态。同时认为，右手的优越是社会强制力所促成的，并受到社会约束力的保障。在此前提下，赫尔兹将研究导向了宗教两极性：寻找左右手在价值与功能上的不同，必须从对集体表象的比较研究中进行。

神圣与世俗的两元对立，作为原始思维的中心要素主导着原始社会的组织。整个世界都被划分为两个相对的领域：事物、人类和各种力量的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是由他们属于同一极还是不同极决定的。人的身体、微观的世界，同样需要遵守这一两元对立的法则。赫尔兹在文中分别列举了毛利人、西方基督教文化和印欧文化的相关实例来具体论证：左和右的二元对立与世界上一切对立事物的性质一样，都与宗教世界的神圣性和世俗性具有隐喻关联。在这种隐喻之外，右手之所以更胜左手一筹则是因为“右手在生理上的微小优势使得其在集体意识的区分上赢得了机会”。同时认为，只要左右二元对立的社会因素还存在，左手就不能像右手那样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象征人类学家看来，文化不是封闭在人的头脑中的东西，而是通过象征手段来表达的意义系统，人们对于其周遭环境和社会其他成员的行为以及言语的理解、解释会在社会成员中间构成一个共享的文化意义系统，而象征人类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这些人们为了表达关于社会生活的根本性问题而赋予意义的象征和象征过程。象征具有多重意义，人们在共同的社会交往中创造并使用象征。对于不同文化的认识要求我们区分其中的不同象征并认识它们的意义，同时研究它们如何结合体系并进而对行动者的世界观和精神感知产生影响。如此看来，赫尔兹在本文中，通过分析论述左手与右手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相似的对立性及象征意义，更进一步地表达了其师承于涂尔干的宗教两极观念。

赫尔兹“右手的优越”一文所引起的关于二元对立象征的讨论，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缓缓拉开了象征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序幕。毋庸置疑的是，赫尔兹对此话题的前瞻性讨论为后世学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平台，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尼达姆的象征分类研究和玛丽·道格拉斯的污秽与禁忌研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赫尔兹理论的启发。而《死亡与右手》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为象征主义探究提供了可以追溯的理论渊源，也对中国本土的象征主义分析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南。

尽管，罗伯特﹒赫尔兹在研究过程中，没有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理论基石，甚至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文章中严谨缜密的论证和推理，并没有降低其学术成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更重要的是，他在文中，以印度尼西亚的达雅克人为研究对象，对该族群内部的二次葬仪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全面深刻的分析，并运用科学的比较法对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进行了归类和一般性总结，最后将死亡概念化为“一个既分离又整合的双重痛苦的过程”，毋庸置疑为后来的仪式过程象征研究做了极为有力的理论铺垫。

在这里，重新解讀一百年前的这些观点，仍旧能够感受到罗伯特﹒赫尔兹深厚的学养、充裕的才情以及深刻独到的学术洞见，尤其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所倾力灌注的学术热情和信念，值得每一个后学者以之学习和镜鉴。

参考文献：

[1][法]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丹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法]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法]罗伯特·赫尔兹：《死亡与右手》吴凤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