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焦虑

王 锋



存在的焦虑

王 锋

焦虑是当下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组成部分。普遍性的社会焦虑所揭示的正是人们当下的生存状态。焦虑就是对人欠缺性存在的客观反映。它呈现出我们现实的存在状态。焦虑是人的自由存在样态的反映。焦虑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自由面前的体验，是自由选择的反映。焦虑同时又是主体自我反思性的存在状态，它直指人们的本体性安全。

焦虑；存在；自我反思性

焦虑成为当下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当下中国，大量社会成员为生存考虑，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情形，从而使焦虑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中比较显著的社会现象。焦虑弥漫在整个社会当中。尽管焦虑是一种个人心理体验，但当这种个体的心理体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当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受过焦虑的苦恼时，焦虑就成为社会性焦虑，这需要我们对现象意义上所呈现出来的焦虑背后所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探索。

一

焦虑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焦虑首先是人的一种心理现象，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面对某种环境而产生的自然的心理反映。在这个意义上，焦虑是属于个人的，是个人的心理体验。生活中的人们多多少少都存在某种焦虑。我们或为收入，或为有一套能使家人安居的住房，或为子女的未来，或为自己的职业……总之，只要身处社会，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会有焦虑的体验。如果说，几个人或某些人有焦虑的存在，那是他们的心理状态或者承受压力的一种心理反映，但当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时，尽管焦虑是一种个人体验，但是这种焦虑的存在就不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体验，而需要从社会关系、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来理解焦虑。

普遍性的社会焦虑所揭示的正是人们当下的存在状态。萨特曾说过，人是种欠缺性存在。仔细推敲这句话，至少包含三层含义。其一，“人的实在并非是某种首先存在以便随后再欠缺这个或那个的东西，而是首先作为欠缺、并且在与它所欠缺的东西的直接综合联系中存在。”[1]126这意味着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一种欠缺性存在，而非先存在，后有欠缺性。当人挺身于世时，也就同时意味着他自身已经具有了某种欠缺。人的存在总是不完满的。其二，人的存在虽然是欠缺性的，但人总是有着对这种欠缺超越的愿望。“人的实在乃是向着与从未给定的自我重合而进行的不断的超越。”[1]126虽然人的存在是欠缺性的，虽然人在社会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人总是想方设法去克服这种欠缺，总是力图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理想状态。正是这种愿望推动着人们不断去克服障碍，使得这种欠缺得以消除。其三，人的存在处于欠缺与克服欠缺的永恒过程中。人永远是未定形的，正是这种开放性，给人以完善的可能性，使人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消除欠缺，不断地走向完满。

人虽然向往完满，追求自我完善，但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欠缺，或主观，或客观。焦虑就是对这种欠缺的反映。它呈现出我们现实的存在状态。焦虑的产生离不开他人的在场。这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的“我”是在“他人的注视”下才产生焦虑的。“他人总是作为使我变成对象的东西面对我在场的。”[1]351当“我”把自身作为对象认识时，是以“他人”为中介的。这也就是说，“我”去把握自身离不开他人的注视。正因为如此，萨特说：“在任何注视中，都有一个对象-他人作为我的知觉领域中具体的和或然的在场的显现，而且，由于这个他人的某些态度，我决定我自己通过羞耻、焦虑等把握我的‘被注视的存在’。”[1]352“我”为什么会焦虑？是因为“我”对自身处境的一种不满，这种不满并不完全是否定性的。焦虑一方面表示“我”能力的不足、不确定，面对“我”的欲望，“我”要追求的目标，“我”在能力方面却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来，“我”对此感到不安，“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这种目标、满足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焦虑是主体在面对客观环境时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我”之所以焦虑，是因为社会客观环境使然。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我”即使对自己充满信心，即使认为自己能够通过不懈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但面对客观现实，“我”也不免心里感到茫然无措，这种茫然无措，并不是因为自己能力所限，也不是因为自己不努力，而是因为“我”对客观环境的无把握。

面对客观现实环境而产生的焦虑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当下社会中所弥漫的焦虑更多的是因社会转型而引发。在传统社会体制下，人们的生活轨迹是可预期的，这也就是说，社会的秩序与规则对人的行为提供了可预期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社会转型加速进行。这种转型是从传统向现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向开放的根本性转变。在此过程中，原有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不断的变革让我们本能地心烦意乱、心力交瘁、胆战心惊。当情绪失控时，我们必然陷入焦急不安之中。我们应对这个纷繁复杂、变化得让人目不暇接的社会的能力总归是有限的。在这样一个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转型社会中，人们对自己的未来往往不可能进行有效预期。当这种“本体性安全”丧失之后，人们往往对自己感到紧张不安，这样焦虑的产生也就成为必然。

焦虑体验虽然是个人的，但它却是对人们当下生存现状的真实反映，亦是对客观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它反映了我们在生存面前的无能为力，力不从心，反映了我们生存的种种困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焦虑是存在的焦虑，是对人们实际生活状态的客观揭示。存在的焦虑意味着焦虑一方面是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另一方面，人是其所是，这也就是说，人的本来存在样态，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处境是何种样子，焦虑是对人是其所是的一种反映。

二

焦虑是人的一种自由存在状态。焦虑是“我”的焦虑。正如吉登斯所说，焦虑是“我”在自由面前的焦虑[2]52。焦虑所反映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存在状态。萨特曾说过：“正是在焦虑中人获得了对他的自由的意识，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还可以说焦虑是自由这存在着的意识的存在方式，正是在焦虑中自由在其存在中对自身提出问题。”[1]58“焦虑源于个体去超前思考及预期与当下行动有关的反事实的未来可能性的能力与必要性。”[2]52正如我们所熟悉的那样，现代社会是开放性的，这意味着“我”在现代社会敞开的无限可能性中，面临选择的困境，这种选择的困惑，往往使人感到不安。在一个是非善恶有着明确标识的社会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之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如此简单。这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人之选择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复杂情况下的选择。复杂环境下人之自由选择与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时面临着多种价值之间的判断取舍问题，每种价值都有自己的合理性，都是善的，这时的选择面临着价值之间的优先性困境。其二，社会转型期的选择。人在社会转型期的自由选择问题更为复杂。这一方面因为社会转型意味着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取代，而且意味着这种社会自身是趋于良序的，因而其价值判断标准自身就是一个重构化、理性化、合理化的过程。在这个时期，人们往往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选择，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善恶是非标准都趋于模糊，原来是善的，现在是恶的；原来是可耻的，现在成为时尚。更有甚者，社会转型期中出现大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现象，更加重了人们的认识困惑，也使得善善恶恶之间出现了某种断裂，变成了善恶恶善的扭曲。这使得生活于转型社会中的人们面临着巨大的选择困难，进而产生选择的焦虑。

自由存在的焦虑在现代性社会中更为明显。人是自由的，是自由的存在，但这种自由存在需要自己的确证方式。然而现实社会条件给予人们的种种束缚，使这种自由存在无法获得有效确证，即使有，这种自由存在的确证方式也是不完全的。正如卢梭所说的，人生而自由平等，却无往而不处于枷锁之中。他所表达的除了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进行批判之外，又何尝不是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某种写照呢？而这种自由的确证在充满风险的高度现代社会更为困难。现代性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个人、甚至政府无法有效进行控制的，有时甚至是无能为力的。现代性社会中的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说其现实，是因为有很多危险和破坏确实已经发生。当我们面对一次次突如其来的遭遇时，当我们面对生活中所经受的无力感时，我们异常深刻地体会到风险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身边随时可能发生。

我们说风险又是非现实的，是因为风险是人们基于知识的累积与理性的反思性而对未来的一种可能性揭示。这意味着风险又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这种可能性是无法计算的，至少无法通过工具理性的方式精确判断风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发生，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始终是一种可能[3]。但是，这种基于知识的累积性所产生的风险一旦发生，其后果是无法预期的，也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始终是一种可能，它只不过是人们基于理性反思性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批判意识，作为一种思维性存在而存在。但是，风险却又是客观存在的，一旦变为现实，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可遏止地表现出来。因而，在现代性社会中，风险的核心是未来决定现在，而未来的开放性可能又使得生活于当下的我们无法确切把握未来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来决定或影响当下，也无法有效选择当下的生活。这种面对未来选择的焦虑，是面向未来的自由存在的焦虑，是自我选择的焦虑。

三

焦虑又是人的自我反思性的自由存在状态。正如英国学者鲍曼所指出，存在性焦虑的对立面是本体性安全[4]206。人是一种欠缺性存在[1]124。人之存在并不是先定的，人的身份的获得，有赖于自身的努力，这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性规定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人的存在是一个开放性的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活动过程。欠缺始终是人之存在的常态，而完满则是一种理想，一种目标。人在克服一个个欠缺的过程中不断地超越当下、超越自我而趋于完满、理想。焦虑则是人对自身欠缺的一种自觉意识。人们在一次次的焦虑体验中，所感受到的是本体性安全的丧失。正如鲍曼所描绘的那样，现代人有两种类型：观光者与流浪者。无论是观光者与流浪者，他们都是“异乡人”，成为“异乡人”是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成为一个“异乡人”，意味着现代人处于不在家的状态，处于“无根”状态；意味着生活于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的人失去了精神家园，这家园曾经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4]106-107。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大大增强，这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也完全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由于高度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自身的规定性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尽管他们努力争取财富、地位、荣誉，但这些并不能明确地赋予他们自我认同感，而自我认同感在现代性社会则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现代人永远在路上，永远在回家的路上，他永远是个“流浪者”，无家可归，漂泊无依，无法获得心灵的片刻安宁，只有投身于外物追逐的洪流中。缺失了本体性安全的护佑，现代人永无安宁。

尽管现代人通过不断努力来获取一种肯定性认同，但他始终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对游荡的存在状态的不安，促使现代人反躬自问生活本身的意义。这样，受到现代性挤压的生活意义问题到一定时期以特定的方式敞现出来。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现代社会中，现代人深受情感的匮乏、边界的模糊、逻辑的无常与权威的脆弱等诸多问题的困扰。而在这种无定形性的困扰当中，在现代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外部世界的洪流中，在对物欲的追逐当中，生活意义以否定的方式向我们敞现出来。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生活于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现代人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2]9。这种生活的无意义感一方面缘于工具理性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性本身所带来的，即现代性内在地消解一切的趋势，在晚期现代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为严重。意义感的丧失促使生活于现代性社会中的人们更为关注意义问题。

舍勒认为：“以前的忠诚关系和信仰关系，现在由任意的契约来奠基，所有直接的生活共同体都以一个工于算计的获益者的社会为基础。对这一平均类型来说，‘思想’变成了‘计算’，‘身体’变成了各种物体中间的一个物体，成了物体世界普遍机制的一个部分。”[5]988由此而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世界不再是温暖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变成了计算和工作进取的冰冷对象，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加工的对象。商品成为金钱的交换工具，而金钱不再是商品品质的交换工具”[5]988。这种营利的冲动驱使着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空前的忙碌中，似乎只有通过忙碌的工作才能驱散心中的焦虑，但是“这种空前的‘忙碌’并不产生某种意义和目标；相反，事情倒好像是，在他的精神运动学上装置了的焦躁不安——作为对这一人之类型的无存在价值状态和形而上学的绝望的一种深刻意识的结果——事后才使自己产生一种无限制的工作和营利的冲动，以之作为自己生存的一个表面意义，并且产生一种道德上的价值相关物，以之作为永恒生命的‘代用品’：即所谓的‘进步’，无目标、无意义的进步”[5]989。按舍勒的理解，生命是第一位的，古代人的技艺所展示的是人之生命力的顽强。而现代人在为物的操劳当中，却为物所操纵，人为物役，道为技隐，失却生命之真义。

由于生活没有意义，也就无法有效地发挥其对生活的引导作用，进而产生生活中的无方向感。没有意义、没有信仰，生活变成了当下的一个个断裂的点。生活往往是短期性的，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方向。正因为如此，不少人在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时，由于其缺少坚定的信念、长远的目标取向与执着精神，难免随波逐流、飘忽不定，进而陷入某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当中。

焦虑是一种客观现象。焦虑有时是积极的，是对人之存在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有时意味着对个人处境的一种不满，正是这种不满促使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有时，焦虑又是消极的，因为焦虑，因为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努力的目标，随波逐流，要么逃避现实，要么走向虚无。萨特的焦虑性存在，因为看不到生活中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从而彻底走向虚无。

如前所述，焦虑虽然是个人性的，但普遍性社会焦虑的存在，提醒人们需要努力改变我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客观环境，努力创造有利于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完善相关制度，并创造出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使人们在多样化的生活中发现生活的意义，寻找生活的意义。没有意义、没有信仰，这是非常可怕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焦虑又是存在的焦虑。

四

既然焦虑是人们面对客观社会环境所产生的一种主观反映。这就提示我们，焦虑既无法逃避，也无法完全消除。我们只能从一个焦虑转向另一个焦虑。这种焦虑的无法穷尽性源自于人自身欲望的无穷尽性。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欲望的动物，人的欲望一旦产生之后，就必然要想方设法得到满足。人的焦虑源于人自身。这一现象的追问提醒我们，需要从生活秩序和心灵秩序两个方面同时入手来改变焦虑产生的社会环境。

生活秩序所反映的是人们生存的客观社会环境。既然我们所面对的焦虑是存在的焦虑，是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世界而产生的世界，那么要减少焦虑的发生，首先就要改变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这种改变应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加快完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比如完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就业、医疗、公共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制度体系，使人们的行为预期更加明确。制度以其明确的预期性使人们的行为指向性更加鲜明，从而使人们在生活中，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因为外部环境而产生的无能为力感。其二，即使在制度相对健全的社会环境中，焦虑也无法完全消除。这就提示我们需要在制度相对完善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生活处境。这种处境的改善，不是靠慈善，也不是靠捐助，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扶助，使人们在生活中能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不仅如此，现代社会中焦虑的产生，还在于意义世界的缺失。而这恰恰是现代人不得不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焦虑的产生促使人们反躬自问，去追寻生活的意义，去寻找意义世界的安顿；另一方面，现代性又在消解意义。现代性消解一切的趋势，在高度现代社会中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关注生活的意义问题。“生活意义的问题显然进入我们的议事日程，不管是以威胁到意义丧失的形式，还是因为过有意义的生活就是搜寻的对象。”[6]“意义的出现也来自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探究与表达有关。我们是靠表达而发现生活意义的。而现代人已敏锐地了解到我们的意义多么依赖于我们自己的表达力。在这里，发现既依赖于创新，也与之交织。发现生活意义依赖于构造适当的富有意义的表达。”[6]从社会角度来思考，一方面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扩张在消解意义，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多元趋势使得单一性的意义变得异常困难。这就提示我们，需要在把握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加强精神生活的供给，特别是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来满足人们在现代社会对多元化精神生活的需求。这种供给当然不是就事论事的，也不是停留在对精神生活的表面理解上，而是要深入揭示生活于高度现代性社会中人们的信仰问题，生活意义问题，即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

可是在这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谨慎，因为我们曾有过教训。当整个社会成员共享一种意义体系时，我们不得不承受由此而产生的后果。这也就是说，如何在高度现代社会中保持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张力与共生，确实是文化工作者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主观化、个人化的特点，不同的人对生活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放弃了对意义世界的追寻。意义在某种情况下具有个人化的特点，这种意义又是由人自身来发现，恰恰在现代多元社会中需要赋予生活以意义，唯其如此，才能使心灵得到安顿，灵魂得到归依。“这个世界日益展现其丰富多彩，而且，在这里，惟有在这里，才有指望发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7]，否则我们就是现代社会中的“游荡者”。

[1]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3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7.

[4]齐格蒙·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M].郇建立，李静韬，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5]舍勒.舍勒选集：下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6]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25.

[7]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M].万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3.

The Anxiety of Being

Wang Feng

Anxiety is a part of the social lif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 general social anxiety reveals human beings’ state of existence. Anxiety is the objective reflection of the imperfect being of man. It shows us the reality of the present existence. Anxiety is a reflection of the fre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xiety is the experience of freedom by people as subject and a reflection of man’s free choice. Meanwhile, anxiety is the existence of subject’s self-reflection, which aims at man’s ontological security.

anxiety; being; self-reflection

王锋，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省教育规划重点项目“江苏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与创业能力研究”(B-a/2013/01/004)。

B82-052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4.001

2017-04-06；责任编辑:陈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