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要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胡新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而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又是与当时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不断取得成效密切相关的。抗战期间，几位记者从延安回来，向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转回身，说出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几年后共产党就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殚精竭虑防止这个权力变味。如何使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脱离群众，是他考虑最多的问题之一。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视察东北。到达哈尔滨后，首先视察了哈尔滨车辆厂。他告诉厂长：你要当好这个厂长，首先就要当工人，因为不当工人，你就不懂生产和管理，那你就是个摆设，而不是厂长。晚上，毛泽东问当地领导：你们现在是住洋房还是平房。在得到的回答是“洋房”时，毛泽东不禁摇头：住洋房，脱离群众，你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哦！随后，毛泽东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在下一站长春，毛泽东发现当地戒严，批評道：这样太脱离群众了。戒严随即取消。在沈阳，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说道：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国家建设取得了硕果累累的成就，但毛泽东的心情一直没有放松下来，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人怎样才能为人民用好权力。1956年，面对在许多同志中间出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提出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第二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以保证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集中体现在1957年4月27日和28日的两次指示中。在4月27日的指示中，毛泽东提出，“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对干部参加劳动的关注度不减。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

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提议并修改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布，“八项注意”中的第一条就是“同劳动同食堂”。这对于保持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拒腐防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随后进行的经济调整也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共渡难关，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都发生了积极影响。

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1956年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群体事件。1956年到1957年初周恩来先后访问了这两个国家，他了解到事件的起因都是因为党群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回来后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刘少奇后来也指出：“脱离群众是根本性的错误，是十分危险的错误。波匈事件就是脱离群众的结果。现在群众对我们是有意见的，我们在这方面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国家一下子垮不了，因为我们的功劳大，群众一下子还推不翻我们。但是正因为这样，危险就更大，因为上层建筑与基础有矛盾，上层建筑不断破坏自己的基础，发展下去，危险性很大。”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问题，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深深的历史印记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指出，新中国前29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并认为“领袖和人民，干部和群众，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给那段历史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毫无疑问，干部参加劳动是这个历史印记中最深刻的部分。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很多原汁原味的史料。

1958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率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如此之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6月12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昨晚尚昆转达主席关于组织政府部长们去十三陵工地参加一周劳动的指示，今天已经布置。”6月15日，周恩来等人到达工地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写信：“主席：今天政府高级干部已经前往十三陵工地开始一周劳动。去的人数300多，内部长6人，副部长、副主任64人，部长助理50人，司局长级干部174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也去了20多人。第二批也将有300多人，将于6月22日前往。我和习仲勋、罗瑞卿两同志今日随同他们前往劳动一天，夜间回来，准备参加明天的政治局会议，待政治局会议开过后，拟再去参加几天。”

几十年后，一些当年的亲历者的回忆也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有每个星期四干部下基层参加劳动的规定（十八大以后，上海又作出类似规定）。1960年代初期，上海成功建造出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而在建设者的人群中，就有当时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沈鸿，他也是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一个部级干部天天和工人师傅在一起搞设计，攻难关，也正因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同心协力，万吨水压机这座钢铁巨人才终于巍然屹立起来。

那些年的星期四，上海的弄堂里也是很热闹的，婆婆妈妈齐出动，搞卫生。所有的里弄干部碰到大扫除了一个都不能请假的。而干劲最足、干活最多的往往就是街道干部和居委会主任。这就把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根子牢牢地扎到了社会的最基层。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今天，这个根基依然是社会维稳最可靠的基础。

（摘自《党史博采》）